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
郭沂

一、引言

现存最早谈及孔子与《易传》关系的文献是《史记·孔子世家》，这也是孔子作《易传》说的最主要的根据。《史记》原文是：“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在这里，关键是如何理解“序”字。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序》，《易·序卦》也。”以此对《史记》标点，即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文句不通，自不可取。因而，这个“序”字只能作动词解。但是，作动词的“序”并没有“作”的意思。在《史记》中，“作”的意思一般用本字，如《孔子世家》又云：“乃因史记作《春秋》”。如果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易传》的话，他就会用“作”字，而不用“序”字。这样，等于否定了孔子作《易传》的说法。

那么，到底应如何理解这个“序”字呢？有必要考察一下《史记》此语之外对“序”字的用法。《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显然，这个“序”字也是动词。用在书名之前的动词“序”字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排列次序，二是序跋之序。我认为，这里的“序”字兼此二义。它含有第一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下文已明确地说“编次其事”。它含有第二种意义亦于史有徵。现存多种早期文献曾经记载孔子作《书序》之事。如《史记·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此“序”字亦兼二义。《汉书·艺文志》：“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此“序”字只有序跋之序一义。尽管后人怀疑今本《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但我认为，今本《小序》的真伪是一回事，从以上可靠文献看，孔子曾作《书序》却是历史事实，这是另一回事。

其实，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序”亦应作如是观。也就是说，孔子在研读和整理编次《周易》时，曾为《彖》等五种作序文。这些序文也象其《书序》一样，“言其作意”。

难道《彖》、《系》、《象》、《说卦》、《文言》在孔子之前就存在吗？正是如此。不过，今本《易传》中的《彖》、《系辞》、《象》、《说卦》、《文言》已不完全是孔子所序之旧。

我考察的结果是：今本《易传》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孔子之前的《周易》文献，我称之为早期《易传》，包括《彖》、《象》二传全部，《说卦》前三章之外的部分和《序卦》、《杂卦》全部、《乾文言》的第一节。第二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包括《系辞》的一部分，属《论语》类文献。第三部分为孔子的《易序》佚文，包括《系辞》的另一部分和《说卦》前三章。第四部分为孔子的另两篇佚文。一篇为《续乾文言》，包括《乾文言》的第二、三、四节；另一篇我名之为，《乾坤大义》，包括《乾文言》的第五六节和《坤文言》全部。后三部分全部为孔子易说。至于帛书《易传》，大致包括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和孔子《易序》佚文两部分，当然亦为孔子易说。

从出土文献和《左传》、《国语》等古籍看，《周易》一开始就作为占筮之书被人们广泛运用。在西周初年《周易》经文形成后至孔子时代大约五百年时间里，肯定会有一些解释《易经》的著作出现。司马迁所说孔子作序的《彖》、《象》、《说卦》、《文言》即属此类（司马迁所说的《系辞》为卦爻辞，见下文）。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周易》文献在这期间流传。从今本和帛书《易传》看，孔子所引的“《易》曰”，有些并不见于今本《易经》和《易传》（见下文）。据学者考察，在两汉文献中，称“《易》曰”而不见于今本《易经》、《易传》的也很多：

《淮南子·缪称训》：“故《易》曰：‘《剥》之不可以遂尽也，故受之以《复》。’”《汉书·司马迁传》：“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汉书·东方朔传》：“故《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另外《礼记·经解》及《说苑·建本篇》亦引此句，文字稍有不同）《说文》释“相”字：“《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乎本。’”《说苑·敬慎篇》：“《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又：“《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盐铁论·遵道篇》：“文学引《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1]

这些资料有可能是古《彖》、《象》、《说卦》、《文言》等文献的佚文，有些很可能是孔子之前的其他《周易》文献的佚文。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官府所掌管。因而，孔子之前的这些早期《易传》，一般为周室的史官所作。《左传》中韩宣子称《易·象》为周礼，亦可证之（此《易·象》即今本《象》传，见下文）。

另外，在今本和帛书《易传》中，我称为早期《易传》之外的部分思想一贯，尤其是其中称“子曰”者和未称“子曰”者浑然一体，更证明它确为孔子易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早期《易传》完全属于不同思想体系。其最大区别是，早期《易传》和《易经》一样，都属乾坤（或阴阳）二元论，而孔子将其提升为易一元论。另外，孔子易说轻占筮、重德义，借《周易》阐发儒家思想，且提出天、地、人三才的思想等，也是对传统易学的重要发展。

下面，就对这种论断分而述之。

二、关于《系辞》

朱熹早就指出：“《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周易本义》）清人皮锡瑞也说：“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2]这就是说，所谓《系辞》，原指卦辞和爻辞，即《周易》经文。

今本《系辞》之称为《系辞》，应该是较晚的事情。马王堆汉墓帛书相当于今本《系辞》的部分没有《系辞》的篇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引今本《系辞》之文被称为“《易大传》曰”。这说明司马迁时今本《系辞》还没有被称为《系辞》。现存最早将今本《系辞》语称为“《系》云”的文献为京房《易传》，故把《史记》所说的《易大传》改称《系辞》者盖为京房。

总之,《史记》所称孔子作序的《系辞》一定是指卦辞爻辞，而非今本《系辞》。

那么，应如何看待今本《系辞》呢？朱熹以为“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周易本义》），皮锡瑞以为“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3]

在我看来，今本《系辞》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录的孔子有关《周易》的言论。分布在三处：其一，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上》第八章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至“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其二，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上》第十二章的“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至“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一段；其三，朱熹《周易本义·系辞下》的第五章，即自“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至“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这一部分大致为孔子对卦爻辞的评论，文字较为简短，符合记言体的特点，显然是《论语》类文献。

除此之外的，为第二部分，基本上是孔子的《易序》佚文。其特点是，每段文字较长、较有组织、逻辑性也较强，显然出于一人手笔。从此部分的内容看，孔子的《易序》是为其前原《周易》文献即《系辞》（卦爻辞）、《彖》、《象》、《文言》、《说卦》等所作的总序，他甚至在行文中的明确提到了《彖》、《象》其名（见下文），而不是分别为《彖》等五种作序文。

崔述曾经指出：“《系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后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4]我以为，就《系辞》而言，弟子所记孔子言论的部分，大致都加上“子曰”了。而孔子《易序》的部分，确实有的冠以“子曰”，有的不冠以“子曰”。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它为孔子所作的角度看，不必加“子曰”；但从它为孔门所记的角度看，又可以加上“子曰”。这部分为不同弟子所记录，由于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有的加上了“子曰”，有的没有加“子曰”。也正由于它为不同弟子所记，所以上下文并不连贯，有的地方被其他孔子语录所隔开，还有些部分被保存在今本《说卦》和帛书《易之义》中了（见下文）。

对以上推论，还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今本《系辞》载：“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从行文看，由于前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后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所以，中间从“是以君子将有为也”至“不行而至”一段，显然不能当作孔子语。

事实上，这是由脱漏至误。帛书《系辞》最后一句作“此言之谓也”，多一“言”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言”字说明此处必有引语。但从行文看，其上显然没有引语，所以“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言之谓也”一语不可属上读，当据帛书原文属下读，作：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言之谓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一地二”等是孔子所引古语，可能是古《易》佚语。这一段是单独的一节，既是上一节的继续，又是对上一节的总结。按照虞翻的理解，即“圣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在孔子看来，这句古语体现了《易》所蕴含的“圣人之道四”。

《周易注疏》（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将“天一地二”一语属下读。但这样一来，此语和下文的“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一段缺乏内在联系。或许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朱熹据程子之说将“天一地二”一段移到“大衍之数”章的“天数五，地数五”之前。今人高亨也说：“《汉书·律历志》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可证班固所见本此二十字在此处。”[5]

在我看来，帛书此二十字在“此言之谓也”之下，说明此处原无错简。至于《汉书·律历志》所引《易》文，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刘歆（班固明言《律历志》取自刘歆）将今本《系辞》的两处引文合在一起，他所见到的《系辞》正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房本。另一种可能是，刘歆引自孔子、京房所见的古《易》。而在此古《易》中，“天一地二”等二十字和“天数五，地数五”等原为一段，孔子只引用了“天一地二”等二十字，京房由于此二十字已为孔子所引，故将其删去，而保留了其他文字（“大衍之数”章为京房所增，见下文）。

第二、今本《系辞》分为上下篇，是有问题的。在马王堆帛书中，《系辞》本来就没有分上下篇，今本上下《系辞》在帛书中是合在一起的。今细观文义，便可发现《系辞下》的前四章不过是《系辞上》最后一章“子曰”的继续。如《系辞上》末段云：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系辞下》首段云：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两者都在谈象、卦、爻、辞、变、通、动等及其相互关系，完全是一个话题。因此，将孔子的一段话分在两处，实在是一个错误。

《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这说明《易传》至迟在汉初已分为十篇，所以上下《系辞》之分，至迟也在汉初。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是因为没有搞清上下《系辞》之间的这一大段全部为孔子之语；二是因为划分者觉得《系辞》之文较长，宜分两篇；三是由于想借此将《系辞》与上下经文和上下《彖》、《象》等对应，或以此足“十翼”之数。

第三、在今本《系辞》，有孔子引古《易》说而未加注明者。《系辞上》：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主之主也。”

孔子所说的这段话，在《说苑·君道》中又为泄冶所引，文字基本相同，称“易曰”。但是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杀泄冶，在宣公九年，早于孔子出生五十年。就是说，泄冶所引的这段“易曰”肯定不是根据今本《系辞》，而是古《易》佚文。因此，孔子所说的这段话，肯定来自古《易》，非由己出。

另外，今本《系辞下》的一段，又见于帛书《易之义》，文字稍有不同。今本《系辞》为：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

《易之义》为：

子曰：“知者观其《缘》辞，而说过半矣。易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瞿，近也。’近也者，谦之谓也。易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若〔中也。’易〕曰：‘三与五同功而异立，其过□□，〔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

从今本《系辞》看，这一段全部为孔子语，看不出是否引用其他文献。但是，在《易之义》中，多出了三个“易曰”，说明在这段文字中，孔子曾经引用过三次古《易》佚文。

古人引用前人之语而不注明，这并不奇怪。参见下文辨曾子引《象》文的部分。

至于孔子所引的《易》是《彖》等五种的佚文还是其他《周易》文献，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占筮之法，孔子之前古已有之。从帛书《要》看，孔子虽然一度热衷于占筮：“吾百占而七十当”，但他“学《易》”之前并不主张占筮：“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之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他“学《易》”后，亦只把占筮放在次于德义的地位：“祝巫卜筮其后乎”。就是说，孔子不可能创立筮法。所以，今本《系辞上》的“大衍之数”章大谈占筮之法，似不类孔子之语，当为后人所加。帛书《系辞》没有这一章，可谓铁证。帛书葬于汉文帝时期，这说明汉初的《系辞》原文尚没有这一章。

此章在何时为何人所加呢？我认为是文帝时京房所加。

首先，从现有文献看，最早涉及此章的是京房。《经典释文·周易音义》曾引京房此章的异文：“后×，京作卦，云再×而后布卦”；“酢，京作醋。”西汉时期有两个叫京房的《易》学家。一个是杨何的弟子，梁丘贺的老师。另一个是焦延寿的弟子，本姓李，字君明，主要活动在文帝时期。《经典释文·叙录》明言京君明“为《易章句》”，并说采用“《京房章句》十二卷”。所以，《经典释文》所引的京房即为京君明。

孔颖达《周易正义》亦引京房对“大衍之数五十”的解说：“京房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效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此京房亦当为京君明。《汉书》对作为杨何弟子、梁丘贺老师的京房记载极少，更没有记载其著述，其学无传（《经典释文·叙录》云：“梁丘贺本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故陆德明未引其说，略晚于陆氏的孔颖达亦不可能引其说。相反，京君明的《易》学影响极大，《经典释文·叙录》称，“前汉多京氏（指君明——引者注）学。”

再者，京房（君明）具备将“大衍之数”章加进今本《系辞》的条件。一方面，《汉书·儒林传》载：“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这说明京房好标新立异，不守旧典。另一方面，据《汉书》的《京房传》、《儒林传》记载，京房精于律学和术数之学。《隋书·经籍志》更明载他曾著《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占》十二卷等。这些著作很可能都与“大衍之数”章有密切关系。

当然，此章不一定为京房所创，很可能原为古《易》遗说，京氏移置于此。

总之，今本《系辞》的两大部分，即孔子的《易序》和孔子应答弟子有关《周易》之语，皆代表孔子晚年思想。就内容看，其讨论古《系辞》（卦爻辞）之处尤多，这正是后人误把它称作《系辞》的原因。

这种论断，亦可得到其他文献的证实。早有学者指出，《礼记·乐记》的一段文字与今本《系辞》大致相同，乃《乐记》抄自《系辞》。《系辞上》篇首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礼记·乐记》载：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对此，高亨先生指出：“两篇所述，内容如此多同，语句如此相似。《系辞》论《易经》，其文是天衣无缝。《乐记》论礼乐，其文有抄袭牵改之迹。然则是《乐记》作者酌采《系辞》，事甚明显。”[6]

关于《乐记》的作者，高亨先生说：“《乐记》乃公孙尼子所作。《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礼记》……《乐记》取公孙尼子。’徐坚《初学记》引公孙尼子云：‘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马总《意林》引公孙尼子云：‘乐者，先王所以饰喜也。’语均在今《乐记》中。《公孙公尼子》一书唐以前犹存，沈约、徐坚、马总皆亲见其书。则《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被录入《礼记》，无疑也。《汉书·艺文志·诸子》儒家有‘《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班固自注：‘七十子之弟子。’是公孙尼子乃孔丘之再传弟子。《荀子·强国》篇载公孙子评论楚将子发之言一段，公孙子盖即公孙尼子。”[7]

事实是清楚的：孔子写出《易序》后，该文即在孔门流传，它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见并征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从《乐记》的文气可以看出，公孙尼子将《系辞》篇首分为两小段，从第一小段（即自“天尊地卑”至“在地成形”）得出“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的结论，从第二小段（即自“地气上齐”至“而百化兴焉”）得出“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的结论。所以，在这段文字中，两句结论是公孙尼子之语，其他为公孙氏所引孔子《易序》之文。孔子所论乃易理，不必涉及礼乐，而公孙尼子乃借孔子之语阐述礼乐。至于《乐记》与《系辞》文字的差异，当如高亨所云：“其文有抄袭牵改之迹”，但也不排除公孙尼子见到别本孔子《易序》的可能。

另外，金德建先生通过将《系辞》、《文言》同《中庸》相比较，得出结论：“《系辞传》和《文言传》的产生，最迟不能再过于子思的时代。必定是子思的时候已经有《系辞传》和《文言传》的存在，于是子思在写作《中庸》这篇书的时候能够吸取它们的辞语，融贯在文章里。”[8]在我看来，子思的《天命》[9]与今本《系辞》之所以相通，那是因为子思曾经见到其祖孔子的《易序》和有关佚语，它们正是今本《系辞》的前身。

三、关于《彖》、《象》

欧阳修虽然认为“《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但仍把《彖》、《象》二传的著作权归于孔子（见《易童子问》）。这种看法对后世影响甚巨，如近人梁启超说，在《十翼》中，“其与孔子有直接关系者，只有《彖》、《象》。”[10]

我则认为，在司马迁所提到的《彖》等五种中（《序卦》、《杂卦》应归入《说卦》，见下文），只有《彖》、《象》与孔子没有直接关系。当然，由于它们皆曾由孔子整理，故其中难免渗透孔子思想。

今本《系辞》性质与时代的确定，对于研究其他各篇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今本《系辞》已明确提到《彖》、《象》、《象》其书，这是《彖》、《象》早于孔子的最直接的证据。

今本《系辞》多次提到“彖”字，并有一次与“辞”字合称为“彖辞”：“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传统上一般将“彖”和“彖辞”当作卦辞。如孔颖达《周义正义》云：“彖，谓卦下之辞”；朱熹《周易本义》云：“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今人高亨亦云：“《系辞》作者称卦辞为彖。非《彖传》之彖也。”[11]

其实，唐代之前对此尚无定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周易音义》载：“马云：彖辞，卦辞也。郑云：爻辞也。周同。王肃云：彖，举象之要也，师说通谓爻卦之辞也。一云：即夫子《彖》辞。”看来，关于《系辞》里的“彖”和“彖辞”，唐代之前至少有四种理解：一，马融认为指卦辞；二，郑玄和周氏认为指爻辞；三，王肃认为指卦辞和爻辞；四，无名氏认为指孔子的《彖》之辞。

这些说法当然不可能全是正确答案。在我看来，无名氏认为《彖》为孔子所作虽然有误，但他认为《系辞》中的“彖辞”指今本《彖》之辞，则是无可怀疑的。

首先，我认为《系辞》中的“爻”和“爻之辞”兼指后人所说的卦辞和爻辞。《系辞》中的“爻”和“爻之辞”，人们多认为指爻辞，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曰：“谓爻下之辞”；朱熹《周易本义》曰：“爻，谓爻辞，周公所作者”；高亨亦谓：“《系辞》作者称爻辞为爻，非爻画之爻也。因爻辞属于爻画，故简称曰爻。”[12]这些说法皆是把后人对爻辞的理解强加于《系辞》之“爻”。

请看《系辞》自己的说法：“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我们知道，今本《系辞》中的“系辞”，指系于卦下爻下之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卦辞和爻辞。从“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一语看，《系辞》是将“系辞”（即卦辞和爻辞）称为“爻”的。《系辞》又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爻之辞”必兼指卦辞和爻辞，不可能只举爻辞而忽视卦辞。

《系辞》之所以以“爻”、“爻之辞”兼指卦爻辞，那是因为卦和爻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自部分言之则谓爻，自整体言之则谓卦。正因如此，有的文献将卦爻辞称为“卦”，帛书《二三子问》正属这种情况。其将卦辞称为“卦”之例，如：“卦曰：丰，亨，王×〔之〕，勿自忧，宜日中”（丰卦卦辞）；“卦曰：未济，亨，〔小孤〕涉川，几济，濡其尾，无攸利。”（未济卦卦辞）其将爻辞称为“卦”之例如：“卦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乾九二爻辞）；“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沂若〕，厉，无咎”（乾九三爻辞）；“卦曰：履霜，坚冰至。”（坤初六爻辞）这说明，在先秦时期，卦爻辞尚无定称。除了上述称之为“爻”或“卦”的文献外，更多的文献则称之为“易”，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兹不赘述。我进而怀疑，早期文献中，并没有在名称上区分卦辞和爻辞，它们除了被称为“爻”、“卦”、“易”之外，在《左传》、《国语》中都被称为“ 繇”。

《系辞》既然以“爻”或“爻之辞”兼指卦辞和爻辞，则自然不必再以“彖”或“彖辞”表示卦辞。人们把“彖”或“彖辞”误解为卦辞的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系辞》之“爻”或“爻之辞”兼指卦辞爻辞的事实。按照今本《系辞》的性质和内容，当然不会不论及卦辞的，但全文并没出现“卦辞”字样，其卦字显然也不指卦辞，于是人们便猜测其中出现的“彖”或“彖辞”即为卦辞。

那么，《系辞》中的“彖”是否就是今本《彖》呢？对于这个问题，《系辞》本身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系辞》是这样来给“彖”下定义的：“彖者，言乎象者也。”如所周知，卦辞和爻辞一样，本来是占筮的记录，主要是谈事物的吉凶得失，而非直接“言乎象”，这正如《系辞》所说：“系辞焉而断其吉凶”。所以这个“言乎象”的“彖”，一定不是指卦辞。与此不同，今本《彖》则多以卦爻之象进行说解。现以讼卦《彖》文及其高亨之注加以说明。《彖》：“《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高注：“《讼》之上卦为乾，下卦为坎。乾，刚也，健也；坎，险也。然则《讼》之卦象是‘上刚下险，险而健’。人阴险而又刚健，则争讼，所以卦名曰《讼》”；《彖》：“《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高注：“《彖传》此释乃以九五及九二之爻象爻位为据。九五为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九二亦为阳爻、为刚，居下卦之中位，是为‘刚来得中’，象刚健之人得正中之道”；《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高注：“《彖传》此释亦以九五及九二之爻象爻位为据。九五及九二分居上下卦之中位，象人得正中之道”[13]

前人是怎样解释《彖》传之“彖”的呢？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曰：“《彖》者，断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褚氏、庄氏曰：“《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彖》也。”这同《系辞》对“彖”的理解非常吻合的。《系辞》云：“彖者，材也。”高亨注曰：“材读为裁，裁亦断也。”[14]正是因为《彖》传“断定一卦之义”，所以《系辞》又说：“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这些都说明，《系辞》里的“彖”、“彖辞”皆指《彖》传。

《系辞》里的“象”字有各种含义。有的指各种现象、物象，如“见乃谓之象”、“天垂象”、“在天成象”等。有的指卦爻之象，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以象告”、“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等。有的用如动词，如“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的后一“象”字、“象其物宜”之“象”。这种意义的“象”有时写作“像”：“象也者，像此者也。”

但是，论者或有不察，《系辞》里有的“象”字，显然指《象》传。《系辞》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从上下文看，“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和“拟之而后言”两句是与“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相应的。这里的两个“言”字非常重要。上述“象”字作为名词的两层含义，即各种现象、物象和卦爻之象，都是非语言性的，所以这里“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拟之而后言”的“象”字另有所指，当为以言语解象的《象》传。

这样，在《系辞》里，作为名词的“象”字就有三层含义。这三层含义的实质是一以贯之的。卦爻之象是对各种现象、物象的表征，而《象》传则是对卦爻之象的论述。这就是所谓“拟之而后言”的过程――“拟之”即卦爻之象“拟”万物之象，“言”即《象》传“言”卦爻象之理。

在《系辞》以外，仍有一些证据表明《彖》、《象》早出。

关于《彖》传。其一，《说苑·敬慎》载：

叔向曰：“……《易》曰：‘天道亏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

叔向所引的这段《易》语，正是谦卦《彖》辞。叔向略早于孔子，他能引《彖》传，说明《彖》传不在孔子之后。

其二，无独有偶，《彖》传的这段名言亦为孔子本人所引用。《韩诗外传》卷八：

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故‘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帛书《缪和》：

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 〕恶盈而好谦。’谦者…… ”

看来，孔子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并论述《彖》传的这段话(《缪和》中的“子曰”为孔子语,见下文)。

其三，《说苑·敬慎》：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则食，与时消息。’”

“日中则昃”等四句为《丰》卦《彖》辞，它为孔子所引，又一次证明《彖》传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另外，这段文字亦为帛书《要》和《孔子家语·六本篇》所载（只是略去了引《彖》传的文字），当为信史。

关于《象》传。其一，《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杜预注曰：“《易象》，上下经之象辞。”过去人们从未将《左传》中的《易象》同今本《象》传联系起来。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认定《象》传晚出。鲁昭公二年孔子才十一岁，即使按照汉唐时期孔子作《十翼》的传统说法，《左传》中的《易象》也不可为孔子所作，即不可能为今本《象》传。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杜注的理解有歧义。如李学勤先生说：“杜预说《易象》是‘上下经之象辞’，意即经文卦爻辞。”[15]我则认为，杜氏说的“上下经”即指《易经》，当然包括经文卦爻辞。因其分为上下篇，故称之为“上下经”。“上下经之象辞”，即为《象》传。因《象》传是对卦名、卦义和卦爻辞即《周易》经文的解释，故称之为“上下经之象辞”。杜氏称《象》传为“象辞”，犹《系辞》称《彖传》为“彖辞”。既然韩宣子在鲁昭公二年就在鲁“大史氏”见到《象》传，说明它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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