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语正是《艮》卦《象》文：“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自崔述以来，学者多认为是《象》传引曾子之语。崔氏云：“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洙泗考信录》卷三）

我以为，崔述论证非曾子采《象》文的两条理由都难成立。古人引前人之语往往迳采，不说明来源（其实今人也往往如此）。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这说明“克己复礼，仁也”乃孔子所引古语。但《论语·颜渊》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在这里，孔子没有说明“克己复礼为仁”这句名言乃“古也有志”，看起来好象是孔子自己的名言。我认为，曾子引《象》文，正属这种情况。

至于崔氏说“《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这条理由更显牵强。自古以来引《易》者不计其数，多为片言只语，哪有遍引所有名言之理？

因此，我们应该肯定是曾子采自《象》传。

其三，朱伯崑先生指出：“《中庸》讲君子的德行说：‘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关于‘悠久’，解释说：‘不息则久’、‘悠远则博厚’。又说：‘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按此说法，以天德为不息，以地德为载物。这同《象》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一致的。《中庸》……对君子之德和天地之道的解释，看来，是本于《象》文。”[16]由是观之，《象》在子思以前已经存在。

其四，高亨先生说：“《坤》六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传》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礼记·深衣》篇曰：‘故《易》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足证《象传》作于《深衣》之前，而《深衣》则是战国儒家所撰也。”[17]这也可作为《象》传早出的旁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彖》、《象》二传语言皆甚古朴简练，且多韵文，这是它们早出的显证（按照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韵文早于散文，世界各民族皆然）。

四、关于《文言》

《文言》传的情况相当复杂。我认为，就《乾文言》来说，大致含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元者，善之长也”至“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为古《文言》佚文；第二部分自“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至“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为孔门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续乾文言》；第三部分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为孔子的一篇佚文。

第一部分又见于《左传》，文字稍异。《文言》曰：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左传》襄公九年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体，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

两者的关系如何呢？崔述说：“《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稍异。以文势论，则以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后云‘嘉德足以合体’；若云‘嘉会足以合体’，则于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于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洙泗考信录》卷三）

崔氏之论貌似有理，然稍加推敲，即见其牵强。首先，今本《文言》原由古《文言》佚文等三部分组成，故不存在各部分之间文势是否相宜的问题。第二，《文言》此处的“元”是“四德”之首，与身体之“元”毫不相干，故谓之“善之长”，十分合理。第三，杨伯峻先生说：“合与洽通，……合礼也。合洽二字本可通用。合与洽皆合和、调协之意。”[18]这样，不可谓“若云‘嘉会足以合体’，则于文为复。”另外，“嘉会”二字亦非不可解，它们不过是上文“嘉之会”的简称。高亨先生说：“嘉之会犹言美之集合。”[19]第四，《文言》在分别阐述了“元、亨、利、贞”四德之后，便总而言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如此则文义一贯，何可谓“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

既然崔氏的几条理由都有问题，那么他所得出的“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的结论便难成立。襄公九年穆姜说那段话的时候，孔子尚未出生；而从今本《文言》载有孔子语的情况看，其最后成书在孔子之后。

但这并不能证明《文言》的第一部分一定采之《左传》。我认为，《文言》当另有所本。

首先，从文字看,《文言》的“元”、“亨”、“利”、“贞”之后皆多一“者”字，“体仁”之前多“君子”二字，这都不影响文义。但《文言》的“元者善之长也”的“善”字《左传》作“体”字，“嘉会足以合礼”的“会”字《左传》作“德”字。这两个字的不同，却导致了文义的较大差别。如果是《文言》袭自《左传》，则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次，《左传》昭公十二年载：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元，善之长也。’”

这段文字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其一，昭公十二年孔子刚二十一岁，尚未“晚而喜《易》”，而子服惠伯所说的“元，善之长也”一语与《文言》相同（只少一虚词“者”字），这不是偶然的，肯定有所本，当本于孔子之前的古文献。其二，文字的相同，说明子服惠伯与《文言》所根据的文献是一致的。其三，既然它们皆与穆姜之说有异，则它们绝非采自穆姜。其四，既然《文言》第一部分非采自穆姜而又与穆姜之说相近，说明穆姜之说亦有所本，非出自本人。这样，穆姜所说“是于《周易》曰”之后为两段《周易》文献，一为《随》卦卦辞，一为另一种《周易》文献，后者所本与《文言》、子服惠伯所本当属同一种《周易》文献。其五，从南蒯请教子服惠伯和子服惠伯自称“吾尝学此矣”的情况看，子服惠伯为《易》学专家，其所引文献当更准确。因而，《文言》与穆姜之语的文字差异，当以前者为是，穆姜有误。

鉴于这段《周易》文献在今本《易传》里称“《文言》曰”，所以我断定它是成书于孔子之前的《文言》之佚文。

古《文言》本来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很难搞清了。有些学者猜测，《文言》原有六十四篇，即每卦一篇。我以为未必。《左传》中穆姜除引《随》卦卦辞外，接着又引了一段《文言》。如果每卦都有《文言》，则这段《文言》当为《随文言》。但是《随》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同于《乾》卦卦辞，所以就此不好判断这段是《乾文言》还是《随文言》。不过，《随》卦卦辞较《乾》卦卦辞多出“无咎”二字。如果《随》卦有《文言》，当释此二字，其解释亦当为穆姜所引。但穆姜所引的《文言》没有解释“无咎”的文字，故当为《乾文言》。穆姜是引《乾文言》来解释《随》卦与《乾》卦相同的卦辞，这就好象子服惠伯引《乾文言》的“元，善之长也”来解释《比》卦卦辞中的“元”字一样。《乾》、《坤》为八卦以及六十四卦之管龠，《周易》最基本的原理已孕含其中，所以《文言》只有《乾》、《坤》两篇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今本《乾文言》第一部分即古《文言》佚文看，《文言》是解释经文的。但现存的这段古《文言》佚文只解释了卦辞而不及爻辞。不过，今本《文言》的第二部分正好只解释爻辞而不及卦辞；从其屡称“子曰”看，它绝非孔子以前的文献。据此，我以为这一部分为孔子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续文言》。盖孔子之时，《乾文言》就已经散失，只剩下解说卦辞的那一部分了，所以孔子续而补之。“子曰”二字，一方面表明这部分为孔门弟子所记录，一方面表示这部分的著作权与上一部分不同。然而，今本《乾文言》含有三段，只有第一段称爻题和“子曰”，格式为：××（爻题）曰：……子曰：……。以后两段没有这种格式，即省去了爻题和“子曰”。我认为这只是承上省略，并不意味着后两段不代表孔子思想。

我提出这种判断，不仅仅是因为今本《文言》的第一、二部分在内容和形式上互补，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分的风格特点一致。其一，这两部分都是逐句解释经文。《乾》卦辞只有“元”、“亨”、“利”、“贞”四字，此四字亦可看作四句。今本《乾文言》第一部分即依次逐字逐句解释此四字或四句。第二部分即依次逐句解释《乾》卦的各个爻辞。其二，这两部分都分为若干段，各段都从不同角度反复阐述经文。第一部分主要为两段，第一段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第二段为：“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第二部分含有三段，第一段自“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至“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第二段自“潜龙勿用，下也”至“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第三段自“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至“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其三，这两部分都重视以“德”解经。第一部分称“元”、“亨”、“利”、“贞”为“四德”。第二部分也注意发挥德义，并多次提到“德”字，如：

龙，德而隐者也。

德博而化。

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

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这种思想风格与帛书《要》所载孔子语“我观其德义耳也”是完全 一致的。

今本《乾文言》的第三部分与前两部分的最大不同，首先是此部分兼解卦辞和爻辞；其次是此部分不是逐句引经文而阐述之，而是在自己的行文中不时引用经文的一些重要字句而加以发挥，较为自由。也就是说，前两部分大致是注经体，第三部分大致是论文体。

从思想上看，第三部分是与第二部分一以贯之的，而与第一部分有较大差异，如它对卦辞“元，亨，利，贞”的理解即不同于第一部分。当然，其重视德义是与前两部分一致的。它提到“德”字的地方有：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据此我们可以判定，这一部分的思想与第二部分属同一人，而不能归之第一部分的作者。因此，这篇佚文正为孔子所作，姑且将它与今本《坤文言》合称为《乾坤大义》。

这就是说，今本《乾文言》的第二、三部分都代表孔子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它受成书孔子之前的《彖》、《象》二传影响较大。

今本《坤文言》在行文结构上与《乾文言》有较大不同，它不象《乾文言》那样由三个部分组成，而是一篇首尾完整、风格一致的文字。如进一步推敲，就会发现《坤文言》在文字风格和思想特点等方面完全与《乾文言》的第三部分一致。其一，与《乾文言》第三部分一样，它也兼讲卦辞和爻辞；其二，亦非逐句引经文而阐述之，而是在行文中不时引用经文的一些重要字句而加以发挥，较为自由，属论文体；其三，其思想与《乾文言》后两部分一致，且亦受《彖》、《象》二传影响；其四，亦重视以德义解经，其直接提到“德”的文字如：

至静而德方。

敬义立而德不孤。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今本《坤文言》实则为孔子所作，我将它与今本《乾文言》第三部分合称为《乾坤大义》。

另外，今本《坤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积善”、“积不善”的说法正与今本《系辞》“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灭身’”如出一辙。而“敬义而德不孤”亦与《论语》“德不孤，必有邻”相表里。这都进一步说明今本《坤文言》必出自孔子之手。

这种判断与上引金德建先生“《系辞》和《文言传》的产生，最迟不能再过于子思的时代”的结论是一致的。

至于孔子时古《坤文言》是否还存在以及孔子是否续补过《坤文言》就不得而知了。

五、关于《说卦》、《序卦》、《杂卦》

今本《说卦》由两部分组成。前三章为第一部分，为孔子所作的《易序》佚文；其他为第二部分，为古《说卦》佚文。

早有学者注意到《说卦》前三章与其后各章不一致而与《系辞》、《文言》相合的问题。宋人林栗《周易经传集解》认为，《说卦》前三章是前人把《文言》分系于《乾》、《坤》两卦时的“遗简”。他把《说卦》第一章置于《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之前，把第二、三章置于《文言》“天玄而地黄”之后。宋人周燔主张，《说卦》前两章应分别移入《系辞》上下篇。前苏联者舒茨基《易经研究》认为,《说卦》包括两部分完全不同的文字，开首一小部分（即前三章）的形式和内容都近于《系辞》，其余的大部分则类似《杂卦》[20]。李学勤先生也说：“《系辞》各章充满了阴阳象数的理论，《说卦》前三章在思想上与之完全和谐。《说卦》的后面各章则侧重象而略于数，与《序卦》、《杂卦》一致”[21]。今本《说卦》前三章与《系辞》、《文言》相合，从以上所论今本《系辞》、《文言》的成书看，这等于说《说卦》前三章出自孔子。

这个推论，正为帛书《易之义》所印证。今本《说卦》的前三章又见于帛书《易之义》，文字稍异。《易之义》全篇皆称“子曰”，乃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见下文）。所载与《说卦》前三章相应的一段自“赞于神明而生占也”始，其前缺十六字，我以为当据全篇体例和《说卦》补“子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十一字。

这段文字既然出自孔子，今本《说卦》又将其置于篇首，故可断定它为孔子《易序》佚文。

今本《说卦》第二部分成于何时呢？刘大钧先生指出，《说卦》不但早于《系辞》，而且早于《彖》和大《象》。他说：

《说卦》是专述《周易》中“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经卦的，而大《象》及《彖》《文言》是讲述六十四别卦的。《系辞》又是对《周易》这部书的理论分析与探讨。一般情况是，先有讲述，然后才会形成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据此，《说卦》也应较早。

细读《彖》，我们会看到：对每卦卦体的论述，是《彖》上下两篇解卦的重要特点。

如《彖》《蒙》：“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因为《蒙》卦卦体内坎外艮，据《说卦》：坎为水为险，艮为山为止，故《彖》释《蒙》卦卦体曰“山下有险，险而止”，然后再引卦辞，逐句讲解。

再如《彖》《需》：“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因《需》卦卦体内乾外坎，据《说卦》篇，乾为刚健而坎为险陷，故《彖》释《需》卦卦体曰“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然后再引本卦卦辞，一一予以解释。

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卦》晚于《彖》的话，那么，当时传《易》的经师们，又据何讲解《彖》中有关卦体的这些论述呢？此其一。二，《乾》《坤》《震》《坎》《艮》《巽》《兑》此八卦之《彖》，其对卦体的特点或者一字不提（如《彖》中《震》卦），或片言只语轻轻带过。（其它七卦皆如此）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解释：《说卦》是专门讲八经卦的，重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卦体的这八卦，其经卦特点已在《说卦》中作了最详尽的说明，故《彖》即不必细说了。据此情理看，《说卦》也应早于《彖》。

出于同样道理，《说卦》也不应晚于大《象》，不然的话，大《象》释《剥》卦曰“山附于地”，释《遁》卦曰“天下有山”等，此语又据何而出呢[22]？

刘先生这些论述，言之凿凿。唯其未将《说卦》前三章和以下各章分开是个遗憾。

需要补充的是，《说卦》第二部分语言非常朴实、简练，思想也相当简单。依此，它必为《彖》、《象》之前旧物。

今本《说卦》第二部分既然早于《彖》、《象》，故必然早于孔子；而今本《说卦》名之《说卦》应有所据，因此我断定它就是古《说卦》佚文。

应如何看待今本《序卦》和《杂卦》呢？

王充《论衡·正说》载：“汉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隋书·经籍志》亦载：“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论衡》说的河内女子得逸《易》一篇与《隋志》说的河内女子得《说卦》三篇，实为一事。《隋志》之《说卦》三篇兼及《序卦》、《杂卦》，而《论衡》谓之逸《易》一篇。对于这一点，前人已经指明。如俞琬《周易集说》云：“韩康伯注本以《说卦》三篇分出《序卦》、《杂卦》，则《序卦》、《杂卦》之名盖始于康伯。又案《史记》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而不及《序卦》、《杂卦》，则汉初犹以《序卦》、《杂卦》总名之曰《说卦》也。”

今观《说卦》（第二部分）、《序卦》、《杂卦》三篇，在语言风格和思想特点等方面皆一以贯之，原为一篇甚明。后人之所以从《说卦》分出《序卦》、《杂卦》两篇，盖由于以此足“十翼”之数。

今本《序卦》、《杂卦》既然与《说卦》原为一篇，且与《说卦》第二部分语言、思想一贯，故亦当为古《说卦》佚文。

六、关于帛书《易传》

帛书《易传》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朱伯×先生从帛书《系辞》“象”、“坤”二字的字形，证明其“所依据的蓝本为篆文竹简本”[23]。其他五篇中没有出现“象”字，但其“坤”字字形与帛书《系辞》相同。因而，此五篇亦必抄自古文。另外，《诗》、《书》、百家语为秦所禁，而帛书《易传》各篇屡称《诗》、《书》和孔子之语。所以，它们亦非秦代文献，当为先秦古籍。

帛书《系辞》是《系辞》的另一抄本，与今本《系辞》性质相同，为孔子易说。

《二三子问》为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当为《论语》类文献。

《易之义》的大部分，包括与今本《系辞》和《说卦》重合的部分，为孔子《易序》佚文，其余为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即《论语》类文献。这种构成与今本和帛本《系辞》相似。

《要》为弟子所记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孔子研读《周易》的事迹以及孔子与门人关于《周易》的对话，当为《论语》类文献。但《要》篇有“尚书多勿[24]矣，《周易》未失也”之语，有人便因《尚书》之名晚出而怀疑《要》篇晚出。此点需稍加辨析。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之名并非晚出。《墨子·明鬼下》载：“《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孙诒让《墨子间诂》将“尚书”二字改为“尚者”，称：

“尚者”，旧本作“尚书”。王云：“‘《尚书》、《夏书》’，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此涉上文‘书’字而误。”案王说是也，今据正。

对于这种看法，王念孙、孙诒让以来，盖无异辞。另据今本《尚书序》载：“济南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说，“尚书”之名，似始于西汉伏生。

我认为，《墨子》中的“《尚书》、《夏书》”，并非象王念孙所说的那样“文不成义”，只是此处的“《尚书》”的含义与后来的《尚书》不同。此《尚书》，实际指的是《虞书》。因相对于《夏书》、《商书》、《周书》而言，《虞书》乃“上古之书”，故墨子称之为《尚书》。这种推断的理由有三。其一，众所周知，《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依此来看，《明鬼下》此处不当只言《夏书》、《商书》、《周书》，而略去《虞书》。其二，《明鬼下》上文已经不止一次地将虞、夏、商、周并举。如称“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又如：“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亦即“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依此而论，此处亦不当只言《夏书》、《商书》、《周书》，而略去《虞书》。其三，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尚书序》孔颖达《疏》引）马融为东汉著名经学家，其说必有根据。依其说，东汉之前确实曾以《尚书》专指“有虞氏之《书》”，即《虞书》。

不过，在“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之前，《明鬼下》曾历言“《周书》之鬼”、“《商书》之鬼”、“《夏书》之鬼”，而不及“《尚书》（《虞书》）之鬼”，何也？我以为此处原文很可能脱去了言“《尚书》之鬼”的一节，而后人改“尚书”为“尚者”，正是由此脱漏直接造成的。

看来，《尚书》本来指《虞书》，后来才兼及《夏书》、《商书》和《周书》。这种变化，盖始自伏生。这或许就是《尚书序》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的缘故。这就象《易》本来指《易经》，后来兼指《易传》。

那么，《要》篇的“《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中的“《尚书》”是否也指《虞书》呢？这又不然。就象先秦古书常常没有固定书名一样，先秦的书名，亦往往并非专指某部书。如《春秋》，后人一般指孔子因鲁史记所作之书，但在先秦，各国史记皆可谓之《春秋》，《墨子·明鬼下》就曾提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尚书》一名亦如此。就其名义而言，凡“上古之书”，皆可谓之《尚书》。《要》篇的《尚书》与《周易》对举，我以为指的是《连山》、《归藏》。《连山》、《归藏》早于《周易》，相对于《周易》而言，它们为“上古之书”，故孔子谓之《尚书》。

《小尔雅·广诂》云：“勿，无也。”“《尚书》多勿矣，《周易》未失也”是说，在孔子时代，《连山》、《归藏》已多有亡佚，但《周易》（经文）尚未散失。

因此，不可因《要》篇出现《尚书》之名而推论其晚出。

《缪和》、《昭力》主要记载了“先生”与弟子关于《周易》的对话。人们一般认为，此“先生”为传《易》的经师。我则认为，此乃孔子。

其一，所谓“先生”，乃“老而教学者”（郑玄《礼记》注），符合孔子返鲁后讲学的身份。缪和、昭力等当为孔子晚年弟子。这些名字不见于经传，这并不奇怪。孔子登堂入室的弟子有七十余位，但现在知其姓名者甚少。且《史记·儒林传》云：“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或隐而不见。”这些“隐而不见”者，自然很难留名于经传。

其二，在此二篇中，“先生曰”与“子曰”互见，从上下文看，“先生”与“子”为同一人，其格式往往是：“某某问于先生曰…子曰”。而“子曰”专指孔子语是古书通例，所以此“子”、“先生”亦必指孔子。

其三，《缪和》的一段文字又见于《说苑》。《缪和》载：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尤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里，〔秦缪公困〕于×，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贱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古古至今，柏天之君，未尝困而能……也乎？困之□为达也，亦猷……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胃也。”

《说苑·杂言》载：

孔子曰：“……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里，秦穆公困于×，齐桓困于长勺，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

这里最重要的是，《缪和》称“子曰”，而《说苑》则明确地称“孔子曰”。两相对照，可以判定《缪和》中的“子曰”确为孔子语。

其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缪和》曾有一次明确地称“孔子曰”。其上下文是：

李平问先生曰：“《易·归妹》之上六曰：‘女承匡无实，士×羊无血，无攸利。’将以辞，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易》曰：‘女承匡无实，士×羊无血，无攸利’，此之胃也。”

孔子曰：“□无实而承之，无血而卦之，不亦不知乎？且夫求于无又者，此凶之所产也，善乎胃无所利也。”

这里的“孔子曰”是否为上文“子曰”中的引语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子曰”至“《易》曰：‘女承匡无实，士×羊无血，无攸利’，此之胃也”已首尾相应、语义完整。其次，《缪和》全篇为论《易》之语。以此推之，此处“子曰”亦不当引孔子之语。

也许有人会说，从内容看，此处的“孔子曰”与上文“子曰”一致，从这点看，“孔子曰”应看作“子曰”的引语。其实，将内容相近的“子曰”（孔子语）排列在一起是《缪和》全篇的通例。如：

张射问先生曰：“自古至今，天下皆贵盛盈。今《周易》曰：‘谦，亨，君子又冬。’敢问君子何亨于此乎？”子曰：“此问是也。……”

子曰：“天之道崇高神明而好下，故万物归命焉。……《周易》曰：‘谦，亨，君子又冬。’”

子曰：“谦者，谦然不足也。……”

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

因此，不可因为此处的“孔子曰”与“子曰”内容一致而判定“孔子曰”为“子曰”中的引语。

总之，《缪和》、《昭力》中的“先生”、“子”、“孔子”皆指孔子。二篇主要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关于《周易》的对话和孔子关于《周易》的言论。

如此看来，此二篇亦为《论语》类文献，而其中所记孔子之后的事迹，与今本《论语》载曾子死事相似。

今本《系辞》的一些章节不见于帛书《系辞》，而见于《易之义》、《要》。有人认为是帛书《系辞》所漏抄，有人认为今本《系辞》是后人综合帛书《系辞》和《易之义》、《要》之文而成。我则认为这是不同《论语》类文献的固有现象，就象《古论》、《鲁论》与《齐论》之间的异同一样。至于陈鼓应先生等据今帛书本《系辞》的不同来判定帛书《系辞》为道家传本，那就纯属臆测了。

已有学者注意到帛书《易传》在使用称谓上的不同。如对于孔子语《二三子问》用“孔子曰”，《易之义》用“子曰”，《要》用“子曰”、“孔子曰”或“夫子曰”，《缪和》、《昭力》用“子曰”或“先生曰”；对于《周易》，《二三子问》称“卦曰”或“易曰”，《要》称“易曰”，《缪和》、《昭力》称“易曰”或“周易曰”。陈鼓应先生据此判断《二三子问》等篇是秦汉之际易学融合期的作品[25]。

事实上，这些称谓的不同，只是由记录孔子言论事迹的弟子们语言习惯和身份的不同造成的。早已有人因今本《论语》称谓的混乱而怀疑其晚出，我曾指出：

由于每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身份不同，所以各种《论语》在被记录时自然对孔子与各弟子的称谓不尽一致，而在各种《论语》的混合、合并过程中，这种称谓的不一自然也会反映在同一种《论语》中。这正是造成今本《论语》对孔子及其弟子称谓混乱的原因[26]。

今本《论语》和帛书《易传》诸篇的一个显著不同是，前者其书内部的称谓即很不一，这是各种《论语》混合、合并的结果；后者各篇之间的称谓虽不一致，但各篇内部却比较一致，这说明帛书《易书》各篇尚未经混合、合并，正保持了《论语》类文献的原始状态。所以，据帛书《易传》各篇称谓不同而判其为秦汉之际易学融合的作品，是缺乏根据的。

于豪亮先生遗作《帛书〈周易〉》指出，帛书《易经》的卦序与帛书《系辞》和今本《说卦》的一段话相应。这段话帛书《系辞》作：“天地定立（位），〔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搏（薄）”；今本《说卦》第三章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27]李学勤先生也说：“帛书《周易》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28]现在既已证明包括《系辞》在内的帛书《易传》和《说卦》前三章等文献为《论语》类文献，代表孔子思想，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推测帛书《易经》为孔子所编定。马王堆汉墓之所以将这部《易经》和《系辞》等《易传》放在一起，很可能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孔子思想。

孔子之所以要编这部《易经》，主要目的是为了凸显《周易》阴阳对立统一的原理。这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本来蕴含着阴阳说的哲理，故《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却很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29]

但是，从今帛本《易传》中的孔子易说看，孔子一般还是依照传世本经文卦序讨论《周易》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方面，传世本《易经》在孔子时已是传统的本子，已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在孔子看来，传世本《易经》的卦序也是有道理的。他说：“《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韩诗外传》卷八）这正是传世本《易经》的卦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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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大钧、林忠军：《周易传文白话解》第2页，齐鲁书社1993年版。

[2] 《经学通论》第12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3] 《经学通论》第12页。

[4] 崔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

[5] 《周易大传今注》第526页，齐鲁书社1979年版。

[6]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12－13页，齐鲁书社1979年版。

[7]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13页。

[8] 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第174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9] 今本《中庸》实含原《子思》的《中庸》和《天命》两篇，说详第二卷第三篇第三章。

[10]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11]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09页。

[12]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09页。

[13]  高亨之注见《周易大传今注》第113－114页。

[14]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568页。

[15]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46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16]  朱伯×：《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47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17]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73页。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96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60页。

[20]  参见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22－223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21]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12－213页。

[22]  刘大钧：《周易概论》第22－23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

[23]  朱伯崑：《帛书〈系辞〉文读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

[24]  “勿”字从池田知久先生释文。

[25]陈鼓应：《〈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撰作年代以及其黄老思想》，《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26]  郭沂《再论原始〈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

[27]  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28]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29]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05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原刊于《国际易学研究》第3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后收入拙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2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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