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游戏开始

奥运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许应该是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那一年，8名恐怖分子劫持枪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上演了最为极端的政治形式——暴力和杀戮。

作为市长，汉斯·约翰·福格尔亲历了慕尼黑奥运会的惨案。面对如此困境，支持他的是这样一句话：“奥运会必须继续！”

勿庸讳言，对于在中国举办的这届奥运会，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力助者有之，拆台者有之，倾力参与者有之，事不关己者有之。这再一次验证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俗话之所以流传这么久的原因。

对于一件事情，看法决定行动。对于即将开幕的奥运会，我们的态度是：以游戏视之——放松，让我们在运动员的竞赛中，享受片刻欢愉。

更何况，奥运会带给我们的还不仅仅是一场运动。它或将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为我们注入更为理想的因素。只不过，它没有比分那么明显。

盛筵的代价

试车开上八达岭，想进市区已不行。无奈西奔去大同，打张车票归北京。错错错！

 ■本刊记者/张邦松

作为一名从事汽车报道的记者，试车是李佳的日常工作之一。7月21日，李佳获邀参加某汽车品牌的试驾活动，地点是八达岭高速路。

一切都非常顺利，看上去这和他任何一次试驾并无不同。直到李佳结束试驾，准备把车开回北京市区该品牌的4S店时，一个小麻烦出现了。

李佳的车在一个收费站被拦住，有关人员告诉他，这辆车不能进入北京市区，因为这辆供试驾用车的临时牌照手续不全，不符合北京市奥运期间车辆管制的要求。

解释没有什么作用。李佳只好掉头离开，并试图从另一个入口碰碰运气，但结果是一样的。无奈，李佳只好把车连夜开往了山西大同——那里有该品牌距北京最近的4S店——然后自己从大同乘飞机回北京，试驾的汽车则由货车运回。

“我知道奥运会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每个影响都让人感到舒服。”李佳抱怨道，但他对自己略显戏剧性的遭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宽容，“奥运会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为此作出一些牺牲也很正常。”

为了顺利举办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政府部门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这一非常时期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也在改变着很多人习惯的生活节奏。

“7·20”后的北京生活

2008年7月20日，是奥运村开村的日子，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北京正式进入“奥运时间”。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奥运会是这个城市居民无法回避的主题。除了期待即将到来的精彩比赛，许多人已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届体育盛会中来。

在奥运时间里，市民们将无法驾车前往奥运中心区，那里已经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限制社会车辆通行。虽然奥运中心区并不是市民们常去的地方，但如果你碰巧在这个区域内上班或居住，那么不便的感觉会强烈得多。

习惯了驾车上班的人，也必须忍受另外一种不便——北京市车辆和外地进京车辆从7月20日起到9月20日按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据权威部门估计，北京为此将停驶机动车约200万辆。这一规定使拼车上班成为潮流，“我和你拼了”成为新的流行语。同时，这一规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北京梦寐以求的通畅交通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连清新的空气也变得不再遥远。

错峰上下班的规定，或许是所有针对奥运的临时措施中最无争议的一项。除承担城市运行和服务保障任务的部门外，北京市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上下班时间均延后一个或一个半小时。同时，政府还鼓励适宜网上办公的企事业单位实行网上办公，适宜弹性工作制的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有舆论呼吁，这一制度应该在奥运会之后被保留，以缓解上下班人潮给北京交通带来的巨大压力。

很多建筑企业也接到来自北京建委的通知，施工工地大部分的土石方工程和混凝土浇注工程在7月20日必须全部停工。北京市150余家混凝土搅拌站除保留5个作为应急之需外，其余已陆续停产。

奥运期间停止运作的不仅仅是建筑企业，北京著名酒吧街三里屯的一些酒吧和夜店，由于有关部门规定“工体两公里范围内不得出现酒精”而停止营业。一家名为VICS的夜店负责人透露，由于接下去的两个月内无法营业，他们计划在此期间进行装修。

“政府有补偿，但具体数额不便透露。”这位负责人说。据一位业内人士对《新世纪周刊》表示，这样的夜店一晚上的流水大约在“30到40万左右”。

紧张的北京

除了让北京变得更加舒适和运转自如的努力之外，奥运安保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

北京奥运会的安保预算为3亿美元，这些钱主要被用来加强比赛场馆、机场、火车站、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的安检人员和设备。政府在安检方面的努力在客观上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例如，一位陈姓女士无法把单位发的一箱饮料带回家，除非她愿意把每瓶都打开品尝一口，否则就不能通过地铁的安检系统。一些酒吧经营者也在抱怨由于执法部门频繁的突击检查，影响了他们的客流。

一些西方媒体由此认为“北京将举办一届无趣的奥运会”。做这样表示的时侯，他们显然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国家在“9·11”事件之后如临大敌的场面。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很好地回应了类似的质疑，他说：“没有平安奥运，一切无从谈起。”

在最近的八国峰会中，东道国日本为安保投了了5.65亿美元，而上一届雅典奥运会，希腊方面的安保支出超过了12亿欧元。在恐怖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安保问题已成为任何一次国际性聚会中最受重视的环节。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在7月初表示，作为特大型的社会活动，奥运会历来是恐怖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因此安全执法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他透露，北京奥运会的恐怖袭击威胁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将设法利用这次机会，向特定国家、特定对象采取恐怖袭击活动；第二，对中国而言，恐怖威胁主要来自“东突”恐怖组织，目前“东突”分子已经在互联网上宣称，要在奥运会期间采取恐怖袭击活动；第三，一些严重刑事犯罪也可能会带来安全问题。

这些威胁最近已有所体现：今年3月，南方航空公司在新疆挫败一起劫机阴谋；在云南，发生了导致3死13伤的公交车爆炸事件；最近藏独组织藏青会扬言不惜“再死百人”来破坏奥运……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安保更是一项需要把努力做到前头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辽阔疆域和广大人口的国家。

公权利的边界

不过，由于是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东道主的紧张也很容易导致一些负面因素的释放，例如在以奥运为代表的公共利益对百姓个人利益的一些冒犯。

实际上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的边界是难以划定的，只有一些原则可供参考。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黄韬认为，确定公权利和私权利谁优先，有几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正当性，即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二是必要性，公共利益如果可以有多种实现手段，就应当尽量绕开可能侵犯个人利益的那条途径；三是公权利的行使能否接受司法审查，即如果个人对公权利的行使产生不满，是可以诉诸司法解决。

“同时，相应的补偿措施也是必须的，尽管这很难量化。”黄韬说。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衡量政府在奥运会中公权利的行使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说，由于他所在的学校有外国运动队进行训练，他们被禁止打开宿舍的窗户，也不准使用诸如电饭锅之类的电器。

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二者的关系，仍是奥运会期间甚至之后，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奥运设施时，提出“在尽可能多惠民、少扰民的前提下，把奥运安保工作做得更严密、更得体”。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北京和河北交界处检查时，登上了一辆正待检查的长途车，向所有的乘客表达歉意。这也算是政府对公权利与私权利如何平衡的一种态度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