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的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1950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1954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开始做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不过，出身并非全是坏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之后，饥荒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刘香成没目睹过大规模的死亡，却记得城市里的饥饿对人的摧残。他看到没有粮食、没有油水吃的邻居，浑身都水肿了，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发霉咸鱼去做一碗很大的汤，出来的就是骨头，已经没有鱼了。他还记得，当街道杀一头猪时，所有人都会去排队去买猪肉，他排了好长时间买了二两的猪肉，全都是肥肉，大人告诉他肥肉是照顾你，人们都不想要瘦肉，没有油水。但在香港的父亲寄给家里外汇券，可以到特别供应店里去买黄油、食品，所以，他没有太深的饥饿记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香港与内地的流通也日益困难，小小的罗湖口岸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二

当刘香成向我讲述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八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它400平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却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美联社这样的世界最富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冠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一项集体性荣誉，它在1992年被授予……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那时他是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时，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 他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在1999年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19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这些昔日的政治符号正在褪色，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两百年前英国人马噶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的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而事实上，自从福州的古北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三

19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他说，他对于六十年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六十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大陆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着国内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他让我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来改”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入了他少年的记忆中。

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1971年秋天，20岁的刘香成成为了纽约Hunter College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他似乎也从未培养起对香港的情感，即使多年后提起，他也总是用“狭隘”、“工具化”、“经济动物”的词语来形容它，似乎丝毫没兴趣。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难民社会”——人们被物质压迫和对国内灾难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所困，没兴趣关心更多。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汉学家来深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他有一个学期论文就以中国的法家为题。在中国，做人遵循儒家的思想，但执政选择的却是法家——是这个年轻人对那时中国政治的看法。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这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夭折的艺术探索——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了几年的油画，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的摄影集，意外的吸引了Gjon Mili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Gjon Mili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72岁的Gjon Mili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Gjon Mili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的亨利·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9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阅读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25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佛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个34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给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他意识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他对1969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我跟着他读毛语录。他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面上，就把一大把的筷子扔给你，让人倍感压抑。

这一次，刘香成感觉到空气中的微妙变化。他从巴黎赶到香港，再来到广州，准备前往北京去拍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但从广州到北京却必须通过中国旅行社才能安排，时间来不及了。就像两年前纽约一样，他把镜头对准了广州的普通面孔。他在珠江岸边看到人们打太极、看报纸。“他们的神态和1969 年的中国不同了，他们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放松了，阶级仇恨减弱了，他们把包袱放下来了”，刘香成回忆说，“我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