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驻北京的日本自由记者温子是个中国通，长年观察中国社会和民情，并通过她的笔报道给日本读者。六月十六日，她专门从北京飞到香港来拜访我，我们在凤凰卫视附近的一个咖啡座里聊了四个多小时，几乎涉及到中日关系历史、现状、未来以及务虚和务实的方方面面。

        希望温子能将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客观地报道给日本国内；我也希望以后有人能将这些文字翻译成中文，以供中国读者了解和参考。

       温子发表在日本报刊上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征得温子的同意，这里先发表去年发表的一篇，内容涉及中日民间风潮期间中国民间的情绪。文章题为《大陆的风-从媒体报道中透视中国社会》。下面是全文：

陌生的邻居

  上周我出门看见了北京的樱花开了，想朋友们约为伴，说本周末或下周该是赏花的季节了，却不料这顿时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已把赏花大致安排在下周，上周六打算去新加坡人家里参加聚会，可是横贯东西方向的学生游行队伍造成了严重交通堵塞，平时坐车只要15分钟可到那朋友家中，这回可真是迂回曲折，竟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的。

  我当时还幸好坐上一起参加聚会的朋友开的车（他是某国外通讯社的记者，而马上与他的同事取得联系，能够了解情况而选择方向，这也算是幸运的吧！），可是事后我乘坐出租车，听的哥抱怨说，“堵车真堵心！”，原来交通电台广播都没有提及有关游行队伍堵塞交通的信息。

  不管怎么说，我还算是度过了一个轻松的周末，但我一发现平时我根本不多更新的个人网站的访问者在周末期间竟然大大增加时，我就知道，虽然我并不自愿，但本周要交的这份稿子不能回避这方面的话题。我的所谓不自愿，就是说：今年正值战后60周年，我已预测到日本同中国、甚至同亚洲各国之间肯定会有各种摩擦、冲突，但，我对这些摩擦的来脉还没来得及弄清楚之前，现在却要被逼着要向不特定的读者提供一些判定性资料和理解材料，这是一件不那么简单的事。

  首先，我在此声明，我写这份稿件的目的在于今后应该怎样才能使日本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各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绝对不是在于提供双方互相谩骂的材料，在此要提供一些明智的资料，如对方是怎样看待日本的，通过了解反方的立场观点，想帮助大家挖掘事情本身内在的本质。

  4月9日在北京掀起了“反日游行示威”，我也被很多外国媒体记者问到，作为日本人有什么感受。我也想了想，最后却能找到一句话就是说，那是一场嬉戏而已。

  我们知道，诸如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以及战后个人赔偿等相关诉讼等，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个人坚信，中国人也对它有权利发表意见，而表达得慷慨激昂一点，我并不反对。其结果出现反日游行示威和高喊抵制日货，并有可能出现与之遥相呼应的人，我还认为这是他们发表个人言论的自由。在日本也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我有理由绝对不买某某公司的产品”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其实人有各种各样，买与不买是属于个人自由的。

  但是，对于这次游行，我之所以感到那是一场嬉戏，是因为那是借助一种肤浅的自由和民意概念而驱动的游行，这种概念性活动就是现代中国常见的惯性，而可以说在行动里头包含着现代中国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其实日本读者面对的日本媒体驻华特派记者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他们也努力把这些情况及时报道出来，但是由于职业特性所致，他们工作的重心往往于每天的交稿时间和栏目字数、拘泥于时事新闻的采编方面，所以事态的深层无法让读者了解。结果就会有前言不搭后的说法，如安倍晋三氏所说的，“上周末爆发的游行示威是中国国内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所引起的”（《东京抗议中国反日示威》纽约时报/4月11日）。

  的确，中国存在贫富悬殊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形成了社会上的矛盾。这种观点我在这《大陆之风》里都已经多次提到过。但是，把这次的事件断言说称为一场队贫富差距问题所引起的烈火，是全然大错。

   据各国的报道，和现场采访报道的记者（非日本媒体）朋友们也证实了，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几乎都是20-30岁左右的大学生以及中国被称为“白领”的人们。这所谓“白领”，本来是英文“white collar”的直译，是指得到大学毕业学历后在企业担高级人员而获得高收入的人群，就相当于日本的“young executive青年高级管理者”这一称谓。但，在中国升学考试尤为激烈，所以能在首都北京求学的大学生和工作的年轻高级人员是个中国的未来的希望，而他们自己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只有20来岁，就已经能够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和汽车，而且他们坚信，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受世界关注，并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社会的未来。这样来说，在中国最有信心、对自己和国家的光明未来深信不疑的他们是应该不会特意耽误周末的宝贵时间，为反对“贫富差距”而参加示威游行的。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们去参加游行示威呢？

  说起中国的民众游行，相信很多人自然会想起1989年的***。那时候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与现在存在截然差异，但，当时也是以年轻的大学生为主，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为自由的80年代人的年轻梦想，最终奔向政治而产生一种抨击到遭破灭的一场事件。在此之前，中国还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愤然崛起，迫使当朝政府屈服的一场运动。中国政府常以五四运动称为亚洲第一个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而至今，政府一直都战战兢兢地注意知识分子的不满和泄愤情绪。

  当今，中国政府围绕成长在新时代的、堪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和年轻高级人员们的需求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尽管如此，无奈旧的体制观念依然存在，有时那些年轻人仍然感到不自在。为了发泄心中不自在，他们才大喊爱国，欲要边喊边再确认中国是强国——这就是很多特派记者想说却又没能清楚地传达的事情。

  我说过，上周示威游行是一场嬉戏，这自有理由。当天，他们在中关村，即当今中国政府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区开始示威游行，而且他们高呼“不买日本产品”。据媒体报道，游行队伍在示威的同时，破坏沿途日本厂家的广告和日本餐馆以及日本车。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任何报道说这些游行示威队伍里头有人高喊着不买日货而把自己购买的日本产品拿出来砸坏的新闻。

  正如上述，这些已经购买房子和私家车的人群，他们的消费欲使不亚于当今日本的消费。在中国大城市里快速成长的消费是由他们来支撑的。在他们周围，到处都充斥着日本产品或中国生产的日本企业产品。然而，他们这次大喊不买日货，逼迫商店从陈列柜那里撤销日货，破坏日本产品的街头广告，敲打日本餐馆（也是那些年轻高级人员的新消费点）的窗户。但是，他们一回到家里关上门说“爽极了，又参加了爱国活动！”，就又开始摆弄家中日本产品。

  即使他自己没有参与那些破坏行动，而只向破坏者给予声援而享受着发泄自己心中的不自在而已，那么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高级管理”人？ 什么大学生？ 这就表明，中国社会不惜重金培养的高学历的未来之星在游行示威所表现的行为让人感到，他们对着自己的行为的矛盾性没有充分的思考能力，或者就他们作为年轻高级人员担负的社会责任以及世界诸多品牌产品在本土生产的经济结构这一问题，根本没有理解。他们对花自己的金钱来购买的日本产品非常珍惜，而对损坏属于别人东西的行为却感到无所谓。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滑稽可笑！

  正如各国媒体报道所言，本次游行示威从6000人发展到最高达20000人，在日本大使公邸前就有1000人，而中国国内媒体对此至今没有任何报道。关于引发这次示威活动的导火线问题——篡改教科书问题的反应，也只是报道了韩国国内的游行示威活动。就像刚才提到的，连起码的即时交通信息都没有播报，这说明当局的信息封锁是尤为严密的。我以前也提过，中国政府对“街坊式传话”和“媒体式传话”区分利用，同时当今街坊式传话手段之中最受注目的就是因特网，而因特网是接受因特网教育的年轻高级人员和大学生最爱常用手段。这一点，生活在北京的人谁都知道。

这回我真没有办法提供当地媒体报道给读者看，但除了日本报社网站以外，我还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一些新加坡报纸以及香港的中立报《明报》的网站上看到了他们北京记者的有关报道。

  我还收到很多日本发过来的电子邮件，询问我的安危，这当然并不奇怪，而让我感到惊讶的就是香港朋友的反应。我一上网，他就马上通过聊天工具问我“你还好吗？”，然后破口大骂内地人，“那伙大陆人是……”。其中不乏有在此难以写出来的脏话，我与他交往时间够长了，但我就第一次听他这么谩骂人，这才真出乎我的意料。还有游行开始的当天正在上海的另外一个香港人，后来一到北京来电打个招呼就说“你没事吧？”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布之一次强调说：内地连续出现的反日浪潮，使民众自发的。但何谓‘自发’，何谓‘官发’？ 在中国的国情来说，往往只有一线之差。”（《吴志森∶反日幼稚病》明报/4月12日）

“…反日群众的义和团情结，一发不可收拾。他们把日本电子产品当成是军国主义的枪炮，把日本食肆当成是侵华指挥部，把日本人当成是日本皇军。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只凭意气乱发泄一通的暴民行为，只会殃及自己国民，更伤害同情中国的日本友人的感情。在全球化２１世纪的今天，这种‘反日幼稚病’只能沦为人家的笑柄。各位亲爱的中国同胞，你们反日，能反得水平高一点吗？”（同上述）

　其实，即使在香港，每当历史教科书、钓鱼岛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的问题成为议论时，就会发生游行示威和抗议行动。我周围的朋友也征求过我作为一名日本人的意见。但是，从90年代后半期，香港兴起了日本热，就连在香港主权回归后出现的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时，去日本的旅行团还经常爆满，由此加深了香港人对日本的理解，也出现了上述的对日本与香港的关系冷静看待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日本已经不是与他们无关的国家，是不能单纯划分的一种关系。

  在《明报》的报道中，我还看到了有关一位与日本人结婚、准备在广州开日本餐馆的香港企业家罗先生的文章。“罗先生认为，今次内地爆出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或有机会让中日人民未来增加渠道了解对方。罗先生又批评，中港传媒早前在报道重庆足球亚洲杯的赛事时，往往夹杂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日本报章的报道较为持平”（《中日人民误解太多》明报/4月11日）

 在中国，至今一切事情没有报道的，但广大的华人社会中还有像罗先生这样的人物存在，他也有发言权，而且还有把他们的话报道给社会的媒体机构，同时还有阅读它而自己判断事情的读者，这是我们不能轻视的。另外，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言论和评论提及“反日”和“破坏行动”的意义区别，感到欣慰。

北京市的人口为2000多万，而参加这次游行示威的人数达2万人。我写这份稿子之前，想过我周围的朋友中有没有人参加示威的，找他/她可以问问他们当时的想法、情绪，但是竟然没有找到一个参加过的。而游行当日的傍晚，却有些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你在哪里？不要随便外面走啊！ 我刚看到一队军人已经向大使公邸方向去了！”、“你没事吧！？”等。

在日本，这一场剧烈场面在日常媒体中反复地播放，对于反复观看这些画面的人来说，感觉北京民众都像疯了似的。但是正如我说，除了出现严重交通堵塞之外，我周围并没有发生异常的事情。我还于星期六、星期天、再过几天，总和我的中国朋友们聚首会餐，谈笑风生……究竟，宣泄义愤的民众和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我看日本外务省的统计，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可能包括居住在香港、台湾的人数）已有77000多人。可见，至少对于参加破坏性游行示威的2万人来说，这些77000多人是“与我无关”的人。不仅说生活在中国国内的人，再加上曾经学过汉语并从事与中国有关事物的日本人数应该更多。尽管如此，在那些游行大学生和年轻高级人员的眼中，日本和日本人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是陌生的邻居。

反而，日本产品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生活当中，或说日本产品已在连他们都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日本“人”呢？ 如果他们身边也有日本“人”的存在像日本产品一样深入他们的生活中、或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理解日本“人”、意识到他们有个感觉与日本“人”多少感情的话，是否我周围的朋友们那样，打一个电话或发一个短信来确认我们的安危，而至少不至于采取那样单纯的破坏行动吧？

看来，我们其实应该感到安慰。因为这么说，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人”的存在感还不如日本产品，所以这次被破坏的幸好是个“东西”。

同时我希望，反复报道破坏性游行活动的日本媒体应该开始准备下一个工作，即以“为什么没有参加游行活动？”的角度进行下一步采访报道。在披露的画面和照片里头我们已经反复看了熟悉了的参加游行的2万人。但是，那里头却没有日本人还未认识、陌生的另外2000万北京市民的身影。经过这样下一步采访行动，兴许应该从他们身上能够找到我们要寻找的一些答案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