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3日夜，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

俄媒体称索尔仁尼琴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

对这位受人尊敬的有世界广泛影响力的著名作家的去世，相信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文学界同行们，都会表示诚挚的深切哀悼。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1月12日出生在前苏联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军队供职，战死在一战德国前线，索尔仁尼琴靠当中学教师的母亲一手拉扯成人。他是大学数学系高材生，1941年刚刚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就应征入伍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并两次立功受奖。但就在战争结束前，战斗英雄索尔仁尼琴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评斯大林，最后在前线被捕，被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罪名判处八年劳役，直到1956年才结束流放。

在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开始了文学创作——当然只能写给自己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整个社会环境开始松动，索尔仁尼琴把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投给《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小说之后非常欣赏，却不敢擅自刊登这篇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于是设法托人把小说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后，即下令发表。苏共总书记的赏识，给索尔仁尼琴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时间，他在苏联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坛，是由赫鲁晓夫一手捧红的。

但随着1964年赫鲁晓夫的下台，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日益艰难，并开始受到公开批判。在强权面前，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顺民。尽管受到批判，但他还是在1967年5月的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夕，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苏联党和政府“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从而将自己推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随着索尔仁尼琴“违规”在国外出版了《癌症楼》和《第一圈》，1969年11月，他被开除了苏联作协会籍。

但随着作品在欧洲的出版，索尔仁尼琴在世界文坛却声誉日隆。1970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代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索尔仁尼琴反对强权和暴力、极力消除笼罩在自己国家头上不真实的神话和虚假印象、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思想。1977年，作为国际知名人士的索尔仁尼琴被迫出走他乡，并被剥夺苏联国籍，从西德、瑞士一直流亡到美国。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专制主义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源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索尔仁尼琴因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后，在监禁与苦力的双重煎熬下后，得了腹腔癌。就在手术做完那天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索尔仁尼琴回忆，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了手术台上。但基督徒的宗教情怀，从此坚定地植入了索尔仁尼琴的心灵；他后来的作品，秉持着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因此，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评述索尔仁尼琴：是“一位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

但和其它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不是在政治和文学层面对专制主义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共产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和良知层面的追剿。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认为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宣传口号或可改变外在的社会环境，却根本不能改变人的内心，相反，还使得人性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人的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获得人性的提升，反而还会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蔓延。他认为，“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因《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实这部作品艺术性并不十分强，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而是人类心灵中邪恶的延伸和扩张；这，才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就是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因此，“良心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对苏联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和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专制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他以巨大的信仰道德的勇气，只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帝国，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

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声誉来自对苏联的批评，所以有不少认为，他是被当成西方世界的政治工具而受到了过度吹捧。但事实上，即使受到西方各国的优待，索尔仁尼琴依然像自传《牛犊顶橡树》中牛犊那样，在西方世界的铁幕中横冲直撞。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批评西方的演讲，就曾招致美国的围攻。苏联帝国垮台后，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但索尔仁尼琴却表示，“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于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

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在1994年被叶利钦邀请回到故乡后，开始了无情揭露俄罗斯社会现实并猛烈抨击当权者，自始至终保持着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者的角色。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指著议员们说，“很多共产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1998年，他甚至拒领叶利钦总统颁发的圣·安德列勋章。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晚年的索尔仁尼琴，尽管只能坐在轮椅上过活，依然不懈地批评“民主化”的政府。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言论，也并不因为西方世界在他极端困难的处境中接纳并抬举过自己，而就对西方世界感恩戴德。索尔仁尼琴经常抨击西方，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其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索尔仁尼琴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还告诫人们，“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

现在，这位为人生信仰而前锋、无所畏惧的坚锐骑士，带着对自己无悔一生的满足和对未来世界堕落的忧虑，奉上帝的召唤到耶苏的怀中去了。他的走向天堂，对俄罗斯的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来说，是否也从此带走了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笔者不得而知。

但是，俄罗斯民族的良心，也许对中华民族的良心在中国的行走，有着启蒙或者督导的意义。

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在1981年就被译成中文，并于1982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问世，而这部小说在1989年才他的祖国俄罗斯的读者第一次见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人解放思想、冲破个人崇拜的桎拷、寻求人性的复归，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著作，照例也曾经影响过当时不少中国人的思维和视角。目前处在中老年状况的国民，不少人还可能会记得当时，这个张着大胡子的老毛子，是如何启迪了自己的心智。

至今，尽管我们可以和索尔仁尼琴在信仰上、意识形态上甚至艺术观点上，保持距离甚至予以拒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对待自己信仰始终如一的精神，对待社会丑恶现象的一贯疾愤，对待心中正义和公平的孜孜不懈的长期追求，并不因为自身生存处境和自身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所转变。这一点，很值得国人肯定、尊敬和学习。特别是，值得共产党人们扪心自问——他们，是在以镰刀铁锤为标志的旗帜下宣誓过的，要终生信仰共产主义，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索尔仁尼琴走了，可以盖棺定论；却留下了一面镜子，在照着中国人，也照着中华民族的良心在中国行走的跫印。

笔者以为，中华民族的良心，不是一个人，而是队伍庞大的群体。

至少，笔者可以例举下列几类人：

首先，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体制内的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忠于职守的人。

其次，是活跃在各个领域内的维护国家利益和老百姓权益的社会中坚分子，包括民间的维权人士。

第三，是台湾和海外的致力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人士。

第四，还有旅居海外的心存异见但忠心爱国的人士。对此，笔者要稍加笔墨解释：这些人士包括历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而出走海外，但至今无怨无悔地热爱着祖国的人们，也许他们的异见至今仍然是错误的，但也有经过时间检验并不错误——比如当年因认为中国会出现两极分化、出现百万富翁而遭到批判的人，现在证明，中国不仅百万富翁甚至百亿富翁都很平常，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很严重——，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谅解。但他们爱国爱民的初衷不改，甚至有的人，临死前还坚持自己是“中共党员”。

上述人士，当然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只因为他们的坚韧执着，心怀公平正义，矢志不移，而被笔者称为民族的良心。也许，这种表达，不尽人意；至少，代表着笔者心中对他们的一份敬仰。

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良心上天堂了；但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

对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和奥运会给中国人带来成果，笔者不仅仅限于目前媒体已经表述过的种种历史意义或现实意义，不仅仅限于人们已经表达过的种种意愿和盼望。

笔者还期待，民族的良心能得以自由行走，创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