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8月3日在莫斯科病逝，享年89岁。听到这一消息，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仍然不禁怅惘良久。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曾伴我走过青年时代，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社会，让我知道了世上还有这样的写作。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普通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黑暗只能是过去作家的事，而不能发生在现在的作家身上。

这种以时代好坏的预设来判断作品的标准，使我们的文学观念在很长时间陷入自相矛盾。所有《文学概论》一类的教科书都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现象却必须是预先规定好的，不能由作家个人来判断。而一部文学史却表明，那些真正的文学几乎都是诗人和作家“不平则鸣”的产物。于是，按照文学的标准，伟大的作家就只能出在古代中国和西方国家了，因为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正符合了我们对过去时代和西方社会的总的看法。

我们以前对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看的。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政治主张和宗教思想。但是，历史上哪一个伟大诗人和作家的世界观不是矛盾而复杂的呢？仅仅因为他描写的是更贴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为此，索尔仁尼琴曾被前苏联驱逐出国，褫夺了公民权。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虽患重病仍然笔耕不辍。当他逝世后，俄媒体的报道将他称为“著名作家、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并以自己的文学成就和历史研究闻名世界”。世界更把他看作是“俄罗斯的良心”。这不是因为作家改变了，而是时代改变了，俄罗斯人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如今，作家成了俄罗斯人的骄傲，有了他的存在，这个伟大民族才不致为在那个年代无人发出声音而蒙受耻辱。

索尔仁尼琴本质上是一个作家，不能指望他提出一个新世界的美好蓝图，现在也没人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蓝图。他的许多观点肯定也不全是正确，去年获得国家荣誉奖后，作家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谈到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观点也在逐渐改变和完善，但我一直相信，我的所言所行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这才是最重要的。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他的全部创作，都是“希望俄罗斯的苦难历史——我用了毕生精力来向人们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能够让人们和俄罗斯以史为鉴，保持清醒头脑。”

我最赞赏索尔仁尼琴的就是，他是一个永远的反对派。无论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当他到了美国，仍然对周围世界强烈不满。对于这个热情大度接待了他的国家，他并没有留什么情面，而是毫不客气加以审视和思考。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发表著名演讲，猛烈抨击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其用词的尖锐，引起许多美国人不满，以致当时的总统卡特夫人也站出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并促成媒体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而在俄罗斯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时，他又一直都在尖锐批评官僚集团借私有化名义掠夺国家财产，导致贫富分化、民生凋弊。

作家的职责就是对现实投以批判的眼光，即使这现实值得赞美，那也是别人的事。在我看来，作家就应当永远站在批评者的立场，对人生对社会予以审视，因为这个世界远不是美好到只需要歌颂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曾谈到文学是为人类的艺术，它所蕴含的真实的力量可以摧毁谎言构筑的世界。这是一个讲出真话让许多人不高兴的作家，但在这个充斥和信奉权力话语的世上，要是少了这样的个人反抗声音，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寂寞。

作为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其作品见证了二十世纪，当之无愧地进入了史上不朽作家的行列。由于他的逝世，人们将很快会感觉到他留下的精神空虚。

别了，索尔仁尼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