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韩论战是今年春节期间广受关注的大事件，这场惊动学术界、法律界、文化界，甚至医疗界，以及无数围观群众的混战，赋予韩寒提出的“革命、民主、自由”三大命题值得玩味的注解。但相对于纠结谁对谁错，深层次分析下的方韩论战更值得玩味。

一、思想派系决裂和文革思维的死灰复燃

毫无疑问，这场论战的遗憾之处，是思想派系的决裂和文革思维再次死灰复燃。

正如高超群先生所说，这次韩战背后，其实是政治民主派（推特革命派）和改良派（自由市场派）的决裂。诡异的是，支持倒韩的人除了方粉，很多草根是来自革命派的，是来参加狂欢的。他们其实和在面上倒韩的其他几位领军人物完全没有关系，立场可能还是完全相反的。

其实，这就是方韩之所以最终陷入混战的背后原因。本来，在麦田、方舟子开始质疑的时候，韩寒出示了手稿就足以应对质疑。因为手稿是一个写作者能够拿出的最有力的证明，特别是在电脑化时代，作者手稿更显珍稀。麦田最终道歉，方舟子却依旧不依不饶。随着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介入，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混战中，方舟子俨然成为鼓手，敲锣打鼓挑拨双方继续战斗，截取渔人之利。这一点，不是某些人一直反感的“阴谋论”，而是有网友用钓鱼的方式试探出来的，可见，方舟子所谓的科学证据根本是以扳倒韩寒为目标，而不是公义。

被方舟子利用得最彻底的是革命派，也即倒韩派。因为，歇斯底里的反击、言辞凿凿的论据几乎不是从方舟子嘴里说出来，而是由倒韩派替他说出来，方舟子反而当上了“理性的主持人”和“无辜的事外人”。

但问题出在，论战中的各派几乎都很难自圆其说，不约而同陷入了自我矛盾，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好区分清楚“言论自由还是恶意侵犯？针对韩寒现象还是针对韩寒个人？合理质疑还是主观臆测？”

最后让步的意见是：方舟子有质疑的权力，但是质疑的方式不对，方舟子质疑的权力是要保护的。这就是方舟子为什么还得到一些知识分子力挺的原因，可惜，这种折中方式无异于“宽容作恶”，姑且称之为“伪理性”。

从网络出现，大批知识分子走向台前接受民众检阅开始，大多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原始立场，被迫向民愤妥协。粉丝当然也有不察事实、人云亦云之过，但是知识分子也有附和舆论、立场摇摆的时候，这种附和是对不正当性、不理性甚至是无原则的让步。

这个命题与“质疑韩寒是否属于言论自由”一样，如果是无确切证据、纯猜想、纯推理地只使用“不可能、没道理”之类的揣测，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当质疑者可笑地提出使用“测谎仪、刑侦介入”等手段，迫使韩寒当众接受“酷刑”，是质疑者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的表现。由此发端，质疑成为赤裸裸的“有罪推定”，成了“因反对而反对”的皇帝新衣。如萧瀚所说的：他们不懂言论自由边界，不懂所谓公共利益该到哪里止步，毫无半点尊重私权的意识，是否害己尚待将来，而害人已是现实。

一直以来，由于政治宣传包装和民族主义煽动的需要，当政者对民众大量灌输“非友即敌”的概念。毛泽东就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毫不讳言：“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朋友”与“敌人”的一刀切划定，摒弃了法制、道德上的区分和衡量，“是敌是友”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主观判断上。这么做的惨痛后果，在文革的大浩劫中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血的验证，无须我赘言。粉丝的疯狂攻击和无自制力的挑衅，从性别乃至到个人隐私，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文革没有走远！

霍弗在《狂热分子》中已经把这场“文革式”的闹剧概括得相当明晰：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个群众运动的强度跟这个魔鬼的具体性与鲜明度成正比。我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好者，甚至会把跟我们爱同一对象的人视为竞争者和侵犯者。但我们恨一个对象时，却总会寻求有志一同的人。

因此，宽容不是没有止境、没有底线的，宽容的前提是“对错误的承认和改正”。否则，不辨是非的宽容便是纵容作恶。达成共识是需要的，但是共识的基础是“尊重真相、彼此和解”。

二、媒体造神的无奈与民主不能再等

对这场论战的冷思考，则是对媒体舆论造神方式的全面审视。启示则是，方韩混战不是意味着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而是中国人急切需要民主。

造神运动可以说是一种专制传统。从宗教的角度，基督教、佛教等都有自己敬奉的“神”与“佛”。神祗产生于崇拜，而神祗的特征是它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崇拜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这种超自然的非现实的力量来解决自己无力解决的现实问题。所以，人就把神给造出来了。然而，原始的神祗是物质性的存在。所谓“神”“佛”与其说是处处存在的神灵，不如说是处处存在的真理和智慧。可惜，这个道理很少人明白。

毋庸置疑，需要造神来达到某种目的，即使是善意的目的，都说明了公民理性的极大缺失，这种缺失的背后是公民道德的缺失，也说明国人还是离不开英雄主义。但是，在长期以来“以XX为核心”“团结在XX周围”这样的政治语境影响下，“造唯一完美之榜样”的模式便显得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这种“不得已”逃脱不了“利益干系”。

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从“随手拍”、“免费午餐”等等网络行动，已经是说明了“带头人”的重要性。这些公益活动得以最终有好的结果，从正面来看是公民社会的建设只缺乏对“善”的呼唤，只要有适时的点燃，公民精神便能燃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但从负面来看，这又并不是公众的自我觉醒，而是需要推动者和媒体的不断呐喊，甚至有时候不惜挑动对“恶权力、恶势力”的憎恨。

但是，媒体偏向于神化某个人物，热衷扶植榜样力量，却忽视了每个人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都会有本性上的缺陷。添油加醋锻造出来的“偶像”，是无法长久的，也容易让“偶像”们一疑即倒，万劫不复。如此一来，毫无恶意的行为反而激起了对抗和反感，赔上了社会公信力，何其得不偿失。

坦率地说，韩寒确实曾被神化，但方舟子何尝不是？在一个民众易受煽动的大众反叛的时代，方舟子的偏执附和了民众的质疑精神和解构偶像的冲动，而韩寒的愤世嫉俗则引发了转型社会反叛大众的共鸣。方舟子说他打韩寒是为了青少年免于被虚假偶像误导，他用心良苦。可是，第一，“虚假偶像”已经定论了吗？这是方舟子可以说了算的吗？第二，如果说这是偶像破灭的胜利，那么胜利者是谁？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就是已经哄抬了捅破偶像之人的身价了吗？这难道不是另一个造神计划？

韩寒已经为他的鲁莽道歉，态度坦荡、磊落不失善良。方舟子呢？一副似乎真理在手、得意洋洋的嘴脸。谁更有道德、更值得宽容，不是非常清楚的吗？在流氓和小孩之间，相信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相信小孩，因为至少他并无恶意。在无绝对对错的情况下，都应该先保护善意者和弱者。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进入2012年，针对韩寒三篇的讨论其实是极其有意义的，韩寒动用了他的影响力，让这几个在敏感词中挣扎的字眼突破了重围，为民主形式的探索预热民间。即使某些论断未能面面俱到，但是瑕不掩瑜。一个人写的文章是否他执笔并不重要，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重要。某些国人直到今天，仍然重形式不重内涵，这种做法与“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有人悲观地认为：知识分子的互殴和群众的狂热，使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更加没有希望。但是，我反而认为方韩的混战，正是告诫我们：民主不能再等了！

“素质论”是不成立的，这已经是公允。拿印度来说，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61%，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11.5% ；而中国分别为90.7%和15.4%，均显著高于印度。但民主制度在赋予政府合法性、维护国家稳定和消除饥荒方面功不可没，印度可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令人吃惊的是，它自独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饥荒。相反，中国1960年代发生的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不幸，国人恐惧未除，记忆犹新。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由此，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实现民主的印度不但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在阳光的照耀下和平共处、相互竞争。民主维系了一个保护各民族共同空间的印度，它将这个曾被很多人判定为无法生存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印度的民主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和自由，需要理性讨论、需要法治保障。但是，民主必须先行。这场论战，无疑可以成为民主的启蒙和预热，我们期待民主讨论的进一步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