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永生者从他的法官席上下来，站到我身边。——我们俩就这么等着！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可是，由谁来判呢？”德国作家埃德加·希尔森拉特在小说《纳粹和理发师》中如是说。

这个至高无上者就是上帝。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显然在指责上帝，他通过党卫军军官、集体屠杀犯马克斯•舒尔茨之口指出：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被杀之时，在观望的上帝罪责更大。

这里有一个困窘之境。

在信徒的眼中心里，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然而他却对恶行不管不问，那么，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上帝，是不是罪人？如果把上帝置换为普通人，那么，看到恶行实施而不加阻止，保持沉默的不作为的一群人，是否有罪？如果大家都有罪，谁能充当审判者？这种逼问，由来已久，是人们难以作答的难题。

尼采就激烈宣告上帝已死。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背德者》《窄门》可以看做是这种宣言的注脚。

两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是笃信上帝的女性。一个遇到了追求官能享受而背弃道德的丈夫，一个因为要保持完美纯洁的德行拒绝了心爱男人的求婚。两个女人都似洁白的羔羊，全心全意地供奉上帝。然而，在小说家笔下，两位女性都成了信仰的祭品。

《背德者》中的玛丝琳死得非常悲惨：“一只瘦骨伶仃的胳膊紧紧抓住床头栏杆，支撑着半起的身子；她的床单、双手、衬衣上全是血，面颊也弄脏了；眼睛圆睁，大得可怕……”，最终，她撒手丢掉了那标志着信仰的念珠，手拼命地揪住了丈夫。

《窄门》中的阿莉莎，明明知道自己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杰罗姆，可表面上却要装出一副无动于衷、冷若冰霜的样子。当她意识到原来自己心中所觊觎的仍就是尘世之爱，她禁不住想和上帝讨价还价，又深怕自己的行为亵渎了上帝。最终，她只能呼喊：“快点吧，我想现在就死，免得自己回过味来，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人。”

这令我想起亚伯拉罕献子为祭的故事。老年得子的亚伯拉罕接到上帝命令，让他把心爱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当亚伯拉罕准备举刀杀子时，上帝的使者告诉他，这只是一场考验，吩咐他以羊代之。这个故事归结为：信仰和信心的力量可能胜过一切。

我惊出一身冷汗。若上帝准许亚伯拉罕杀子献祭，那么上帝与魔鬼有何区别？以我的想法，信仰是导人向真、向善、向美的，是引导人走向幸福之路的。

如果信仰变成了枷锁，禁锢了人性，促成人们悲惨地死去，那么这个信仰是应该被质疑的。

从质疑的力量而言，我认为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的质疑相对纪德而言为弱，比较温和。主人公马克斯•舒尔茨指责上帝不作为后，上帝居然从法官的席上下来，站到杀人犯的旁边。这意味是上帝走下神坛，重归为普通人；还是意味着信仰的破灭；或是别的什么？如果上帝即凡人，我们为何还要信奉？

和尼采宣称上帝已死不同，埃德加·希尔森拉特认为上帝虽生犹死。上帝并不比人更高贵更明智，似乎比集体屠杀犯马克斯•舒尔茨犯下更严重的罪行。上帝是旁观者还是同案犯？旁观者罪大于施暴者？这是作者故布的泥潭，还是人性本身的迷惑？是谬论？是偏见？是洞见？这的确构成了一种欲言未言，欲说还休的困窘之境。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克斯•舒尔茨是妓女的儿子，加入党卫军后，他杀害了包括自己发小芬克尔施坦在内的无数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他利用一张酷似犹太人的脸，摇身一变而成为芬克尔施坦，在黑市上大发横财，偷渡到以色列，顺利娶妻，重操理发师旧业，并成为犹太人的民族英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曾在《时代周报》发文，对这部小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可怕的游戏并不是一场游戏，希尔森拉特让它变成了现实，而且，现实的确如此——难道不是吗？——这些纳粹，这些行凶者，没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即便人们把一切都忘了——金牙，还有那些曾被扛在肩上的东西——人们也不会忘记，马克斯·舒尔茨曾在六百万森林里散过步。”

这的确不是一场游戏，更不是一个荒诞的故事，现实如此诡谲。1948年10月8日，《犹太回声》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假扮犹太人的盖世太保军官》。里面提到一个纳粹军官在二战结束后，改名换姓过起了犹太人的生活，还差点当上德国班贝格市纳粹幸存者协会副主席。这是个现实版的纳粹和理发师的故事。小说中看似荒诞的身份转换有着对现实的影射和对人性的反思。

一时为冷血的集体杀人犯，又一时为犹太人的民族英雄，两种身份，似乎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马克斯·舒尔茨是一个能轻而易举地转换两种不同的身份的人，他的负罪感并不强烈，他的自辩力却很顽强。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顺水推舟、随遇而安。他的立场从来就是坚定无情的，即站在强者胜者一方。当纳粹杀害犹太人，他是纳粹中的一员；当犹太人清算纳粹时，他是犹太人的英雄。从一个犹太种族灭绝计划中最强有力的执行者跳转为熟悉犹太民族历史、维护犹太民族尊严的英雄。

这种华丽转身神不知鬼不觉，马克斯·舒尔茨却没有逃脱良知对其的拷问，他不断地揭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甚至还组织了一场由朋友沃尔夫冈加盟的法庭审判。在自创的法庭上，马克斯·舒尔茨祈求一个惩罚，他说：“给我一个惩罚，一个能让那些被我害死的人满意的惩罚。”并且认识到，“任何惩罚都换不来死者对我的原谅。”他在判定自己有罪的同时，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随大流！我只是随大流！其他人也随了！这在当时是合法的！”

两个人把这个审判当成一场游戏，最后沃尔夫冈打起了瞌睡，醒来时问什么审判结果，马克斯·舒尔茨说：“无罪释放！”而其他人，没有人相信马克斯·舒尔茨是杀人犯，他们只当他是一个可怜的患了强迫症的病人。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于是他只好经常到六百万森林里去散步，和树对话。那是一片为了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种植的树林。他甚至还和树讨论自己的死亡原因，树说：“你会被抓住，绞死。”马克斯·舒尔茨时而大笑、时而冷笑着说：大部分集体屠杀犯都逍遥法外。没有上帝，没有公正。最终，树也沉默了。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用巴士底狱监狱长遇害事件作为例子，揭示了马克斯·舒尔茨这类人的犯罪心理：“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究竟在暗示什么？人性和身份的疏离？

一些历史阶段，人们往往因为其身份而受尊重或受歧视，受苦。阶级、种族、血统等成为能否获得荣耀与尊严，能否拥有话语权，能否具有天然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分水岭。于是，身份的幻觉激发了当家作主的豪情，原本受苦受难的底层民众，一变为迷醉于权利与虐杀的暴民，一群自认清白、自认高贵的乌合之众，集体犯了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其残忍程度，不仅是受害者，即便是他们也始料不及。而另一部分人，为了加入这类集体的狂欢，获得认同，不惜和自己的阶级、种族、血统决裂。在自证清白、自证高贵的行程中充当了虐杀亲人、摧毁人伦的帮凶，乃至不惜用亲人的鲜血献祭。人性之恶的泛滥盛极一时。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当“狂欢”戛然而止之时，似乎所有人转眼间都又变成了受害者，大家纷纷漂白自己的双手，控诉被迫害的经历。也不排除有改名换姓者，从刽子手一变为受迫害者的。凡此种种，和埃德加·希尔森拉特笔下的故事有着多么惊人的相似。

犯罪必得惩罚，这是人类社会的公平原则。马克斯·舒尔茨应判何罪？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初，许多学者就提一个类似的问题：超乎人伦极限的罪行，能否通过审判得到公正的惩罚，从而在凶犯和受害者之间达成和解？

至今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