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份蔣介石與美國中情局克萊恩秘談機密檔案談起

                文：王丰（臺灣，蔣介石家族傳記作家）

    一九六０年九月，當時任職於國民黨軍臺灣第一軍團副司令的朱元琮將軍，奉命擔任那年「雙十國慶」閱兵大典總指揮官。那年參與閱兵的單位，包括陸軍第二軍部直屬部隊、陸軍第六十七師、三軍官校學生隊、政工幹校女生大隊、陸戰隊、蛙人部隊、空軍作戰司令部和高炮部隊……浩浩蕩蕩，不下兩三萬部隊通過閱兵台前，站在臺北「總統府」三樓閱兵臺上的蔣介石，向受閱部隊行舉手軍禮答禮，表情嚴肅，威儀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蔣介石退守臺灣宣佈「複職」後十年，這是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十年後，一場最大規模的閱兵典禮，老先生滿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在他的思維裏，直把臺灣島當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黃埔島。因此，蔣介石不無利用這次閱兵，宣示「秣馬厲兵」「誓師反攻」的意味。然而，蔣介石卻輕忽了一個最重要的客觀事實，黃埔島時代，他面對的敵人是受到全中國老百姓唾棄、四分五裂、鬆散落伍的反動軍閥。而臺灣島時代，他所面對的，是一個組織嚴密、兵強馬壯，而且正在埋頭研發原子彈，擁有四、五百萬正規軍（這批軍隊還曾經徹底打敗過蔣介石），和數倍於此的民兵部隊的新中國。明眼人心裏有數，蔣介石此舉，無異以卵擊石，卻沒有人敢當面說破。

雙十閱兵後隔不了數日，蔣介石下令調升朱元琮為「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執行官」。

又過了一個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蔣介石開門見山的說：「元琮，我派你即日啟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緬寮邊區，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隊。」

柳元麟，黃埔軍校第四期步科學生，浙江慈溪人。抗戰時期曾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警衛團上校副團長，侍從室少將組長，曾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陸軍大學」將官班畢業後，柳元麟被晉升為「總統」侍從室少將副侍衛長。國共內戰末期，任第八軍副軍長。一九四九年底，第八軍軍長李彌與柳元麟等，率第八軍殘部敗退至緬北、寮國、泰國交界處一個三不管的角落，負隅頑抗，國民黨當局任命李彌為「雲南省政府主席兼雲南綏靖公署主任」。

稍後，柳元麟輾轉從緬北回到臺灣，蔣介石賦與他島內的新職是國防部作戰督察研究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緬甸政府軍對緬北國民黨軍殘部發動猛攻，蔣介石命柳元麟從臺灣兼程趕回緬北，重整隊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雲南人民反共救國軍」。蔣介石一度希望借著柳元麟在緬北組織的這支遊擊武力，配合臺灣的國民黨軍部隊，分別從大陸的東南和西南兩個方向，發動「鉗形」攻勢，兩面夾攻，「反攻大陸」。

蔣介石交付給朱元琮的秘密任務，其實就是要為日後發動鉗形「反攻」計畫鋪路。

朱元琮將軍

朱元琮以「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執行官」的身份，帶著慰問金新臺幣二十萬元，遠赴跡近蠻荒之境的泰緬寮邊區。那裏和大陸雲南省雞犬相聞，是一大片被深不見底的亞熱帶叢林包圍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帶領的部隊，對外號稱是「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實則是仍擁有國民黨軍番號的雲南反共遊擊隊，他利用這塊遍地是螞蝗、瘧蚊和鴉片煙的三不管的叢林山區，紮營墾荒打遊擊，擴大與鞏固勢力範圍，隨時聽候臺北的命令，俟機而動，對大陸發動攻勢。

曾任蔣介石座機駕駛的國民黨軍將領衣複恩，在回憶錄中，形容柳元麟遊擊隊駐紮的地方「那裏生活很苦，瘴氣彌漫，我們稍停休息，即見無數螞蝗掉在馬身上吸血，當然也會掉在人身上，情形極為可怕！由柳總部，我們乘船沿瀾滄江南下，到達一小村，那裏有一些由大陸逃去的難民，也有幾位我政府人員在那裏工作，設有電臺與臺灣連絡。」

朱元琮見到柳元麟，轉交給他一封蔣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說，「總統」的意思，要你們堅守陣地，日後配合臺灣從大陸東南沿海登陸，你們從西南攻進雲南，兩路並進，對共產黨發動鉗形攻勢。遵照蔣介石的指示，在那個自古被視為西南瘴癘之地，到處是螞蝗與瘧蚊，各種疾病叢生的滇緬寮邊區，朱元琮和柳元麟統率的遊擊隊共同生活了一兩個月。

朱元琮將軍

朱元琮事後追憶，蔣介石對柳元麟在遊擊區的表現並不滿意，一度有意以夏濟平將軍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濟平整頓遊擊隊，將雲南邊境變成「反攻大陸」的支戰場。但在夏濟平尚未進入情況時，不便陣前換將，只好先派夏濟平去當遊擊區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當地情況，再把柳元麟調回臺北。

一九六一年春節過後，朱元琮風塵僕僕回到臺北，才剛回到家裏，接獲「副參謀總長」賴名湯緊急電話：「『總統』要召見我們，你趕緊準備一下吧，我們一起上桃園角板山。」（角板山距臺北市區約五十公里路程）兩人匆匆趕到角板山賓館，侍衛長胡炘單獨帶領朱元琮走到賓館後側，一座名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處景致酷似奉化妙高臺，故而蔣介石甚喜在此處遠眺靜思。朱元琮但見蔣介石身著一襲長袍，端坐亭中一張籐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雙腳併攏，向蔣介石行了一個軍禮，蔣介石點點頭，招呼朱元琮坐在對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邊的情況如何？」蔣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緬邊境的近況。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這趟泰緬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彙報。諸如泰緬竂邊區的環境，官兵生活，部隊士氣，部隊戰力等等，都作了詳盡說明。蔣介石聽完朱元琮的彙報，又細部詢問了邊區部隊內部情況，老先生最後告訴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務要派給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蔣介石下手令，成立一個名為「國光作業室」的新單位，指派朱元琮擔任主任，並調派三十餘名來自陸海空軍各個兵種的將校級軍官，即刻進駐位於臺北郊區三峽鎮大埔，一處原定作為「行政院戰時疏散辦公室」的營區裏。「國光作業室」才成立不過三個禮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個早上，蔣介石就召集「國光作業室」核心參謀將校，在三峽大埔營區的地下兵棋室開會。

蔣老先生急切地要參謀取來一張又一張的大型地圖，多半是福建、廣東沿海的軍事地圖，他不斷端詳那些地圖，不時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歲，年齡慢慢大了，心裏急的不得了，大陸是從他手裏丟掉的，責任沉重，再不反攻，來不及了！」朱元琮的記憶中，蔣介石當天急切之情溢於言表。

頭一次開會，「副總統」陳誠在會議桌上說了關鍵性的一段話：「我們的力量只夠支持初期的登陸作戰，登陸成功以後，就要靠在大陸上以戰養戰。必須以三個月的戰備，包含軍需民用，打六個月的仗，以後的人力、物力只靠臺灣是不夠的，要從大陸就地補給。」

沖著陳誠這句「以三個月的戰備，打六個月的仗」，國民黨當局開始在臺灣島內徵收「國防特別捐」，據估算，這項專門為實現蔣介石反攻夢想而徵收的「國防特別捐」，總金額約為新臺幣二十億元。這二十億台幣，就是蔣先生的「賭本」。

朱元琮回憶：「老先生認為，光是依靠臺灣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命令經國先生到美國去，希望能說服美國政府，支持我們『反攻大陸』的計畫。」

「國光作業室」成立兩年後，一九六三年九月六號，蔣介石命令蔣經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到華盛頓密見美國總統甘迺迪。但是，由於一九六一年四月豬玀灣事件突襲古巴失敗的教訓，以及考慮與北京進一步改善關係的可能性（斯時中美兩國早已密集展開於維也納、日內瓦之秘密會談），甘迺迪拒絕了蔣經國請求美國支持「反攻大陸」的構想，儘管蔣介石的意思僅止於「美國出槍炮，臺灣出軍隊」，並未得到甘迺迪當局積極回應。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號，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繼位。

根據蔣介石的一份秘密談話記錄，蔣介石曾經親口透露，一九六四年四月間，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avid Dean Rusk）訪問臺灣時，曾經與蔣介石討論越南問題，當時蔣介石曾經表示，要贏得越戰，必須切斷自中國大陸至北越之交通線。

這份秘密談話記錄顯示，蔣介石當面向魯斯克建議，使用國民黨部隊佔領北越與雲南、廣西邊境的若干軍事據點，截斷大陸與北越的連系。但是，魯斯克並未採納蔣介石的這項提議，顯然，美國人清楚蔣介石的目的，是想借著「協助」越戰之名，行「反攻大陸」之實。蔣介石事後表示，一九六四年七月以前，共軍尚未在雲南及廣西地區加強兵力佈署，他向美國建議，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將國民黨軍送入這一地區，將可有效控制這一帶地方。由於美國不接受他的建議，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四年八月以後，整個局面為之改觀，共軍大量增兵雲南、廣西。

蔣介石在一次談話中，透露了曾經向美國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陸」計畫：「有一時期，有些人主張攻取海南島，認為此舉可以牽制在華南共軍，並可以支援越戰，但是此一主張過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經失去意義。因為共０亦已經在海南島增兵，並且進佔海南島。」

為此，蔣介石亦屢屢向美國方面抱怨：「『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始終願意協助越南及美國，解決越南問題，但始終無從獲得提供援助之途徑。」

國民黨當局連續錯失了好幾次「反攻大陸」的機會，雖然接連遭美國方面拒絕，蔣介石並未就此放棄他的圓夢計畫。事實上，蔣介石早有心理準備，他心知不能完全將賭注放在美國身上。

多年來，因惟恐美國強力阻撓他「反攻大陸」，蔣介石巧妙而慎重地佈置著他的秘密計畫。為求萬無一失，並避免美國從中破壞，蔣介石採取一種兩手策略，模仿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兩面手法。蔣介石想借著這個兩面手法，一方面大量爭取美援，厚植軍事實力，另方面是要掩護他真正的反攻計畫。蔣介石的「明修棧道」，是由國防部負責「聯五」的余伯泉將軍，草擬一套蔣美聯合「反攻大陸」的「巨光計畫」。而其「暗渡陳倉」，則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眾多將校參謀，日以繼夜秘密從事的「國光計畫」。（按：國民黨軍及今之臺灣「國防部」實行美軍分工制度，在「國防部」轄下，「聯一」掌管人事、「聯二」管情報、「聯三」管作戰、「聯四」管後勤、「聯五」負責作戰計畫）

簡單地講，「巨光計畫」不過是一套誘騙美國人的幌子，蔣介石希望以「巨光計畫」掩飾他真正的底牌「國光計畫」。蔣介石想拿「巨光計畫」來「掩其耳」，以「國光計畫」來「盜其鈴」。

以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從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蔣介石整整對美國人虛與委蛇了四年多時間。從一九四九年敗退臺灣以來，蔣介石醞釀「反攻」已經有十六年時間，蔣介石判斷，一九六五年前後，大陸內部正忙於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對外防備鬆懈，是對大陸動武的大好時機。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號，蔣介石在主持紀念黃埔軍校校慶時，在臺灣鳳山陸軍官校的大校場上，對著全體國民黨軍高級將校，和受校閱的官校學生，慷慨激昂地向將校們訓話：「大陸在我們手裏丟掉，就要在我們的手裏把它拿回來！」在這篇訓話的尾聲，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當眾宣佈：「我們在大陸上見！」

蔣介石在陸軍官校宣佈「我們在大陸上見！」，這無異等於半公開地揭開了自己的底牌。蔣介石長期以來始終以「巨光計畫」混淆美國人，以掩護真正落實反攻行動的「國光計畫」，這套師法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兩面手法，儼然即將走入歷史，蔣介石想玩真的了。「我們在大陸上再見！」意味著蔣介石吹起了「反攻號角」。

證諸史實，蔣介石這句「我們在大陸上再見！」其實決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決心準備大幹一場。

蔣介石在臺灣鳳山陸軍官校，講完：「我們在大陸上再見！」之後的一個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訪賓──克萊恩（Ray Steiner Cline），從美國悄悄來到臺灣。克萊恩比蔣經國小十歲，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二戰時期加入美國戰略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戰時期派駐中國工作。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後，克萊恩一度調回美國，複於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調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駐臺灣代表。這段期間，蔣美雙方相互依賴程度很深，克萊恩因工作關係，與蔣介石父子過從甚密。為示親膩，蔣介石父子為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葛來英（或葛萊茵）先生，臺北官方則譯之為克萊因或克萊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蔣介石邀請克萊因到臺灣訪問時，克氏已於一九六二被調回美國，在中央情報局局本部擔任掌理情報事務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當時是以美國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的身份到訪，負有工作任務。

以情報單位在美國政府決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舉足輕重之份量。蔣老先生和克萊因會談的地點，就選在臺北陽明山蔣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進黨人縱火燒毀的「草山行館」）。兩人表面上是就越戰和兩方合作事宜為主題，接連密談兩天，然而，蔣介石邀請克萊因密談的真正目的，是想借著越戰升高的機會，假藉幫助美國打越戰的理由，從大陸廣東或福建實施其「反攻大陸」計畫。

蔣介石希望假手克萊因，將此一重要訊息傳達給美國當局。

就在蔣介石和克萊因在陽明山密談的同時，一支負責到大陸東南沿海偵察共軍防備實況的特遣部隊，已經一切就緒，隨時可以整裝待發。照「國光作業室」的安排，這批特遣人員如果任務順利，國民黨軍將多管齊下同時從金門、澎湖、臺灣各個兵力集結地點，朝預定登陸地點進發──這個預定的反攻登陸地點，首要目標是廣東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蔣先生的構想中，國民黨軍應該像一把刀，從廣東插進越南的大後方，表面上為截斷越南補給線，實際上是遂行其「反攻」計畫，然後，他可以重演一九二五年的陳年劇碼，循著北伐戰爭的路線，一路直逼北京。當然，這是蔣介石的如意算盤，真實的世界可不那麼如意。

我們再把場景拉到陽明山，那場原本極具歷史意義的蔣、克密會的實況。根據大溪檔案記載，當天與會的人，除了蔣介石、克萊因兩人，在場者還有宋美齡、「國防部長」蔣經國、「外交部長」沈昌煥、美國大使館代辦高立夫、「新聞局長」沈劍虹（擔任會談翻譯）

會談從亞洲局勢和世界各國局勢談起，蔣介石和克萊因談到末尾，將談話重點從那時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戰爭，直接談到大陸核子試爆與製造原子彈對臺灣造成了嚴重威脅。蔣介石告訴克萊恩：「越戰將無法在越南內部來求解決，而必須在越南以外地區來求得解決，這是我對美國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蔣介石對大陸方面的輕蔑稱呼）作第一次核子試爆後，我曾對你說明了亞洲局勢之嚴重性，而今第二次試爆以後，更加上了一層陰影。第一次試爆後，共０說：不投降就要毀滅，現在第二次試爆以後，共０又說：不是統一就是滅亡。」

蔣介石接著說：「共０對於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製造核彈一顆來論，一年就有十二顆；而事實上祗要三顆，一顆用在臺北，一顆用在左高地區，一顆用在公館機場，就可以毀滅臺灣，因之我們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對外宣傳，說他現有核彈可以炸毀臺灣，屆時即是第七艦隊要來保衛臺灣，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試爆以後，我軍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懼和憂慮，這是不容忽視的心理趨向。美國在目前祗注意越戰而忽略中國情勢，須知越南與中國是不可分開的問題的一體兩面。」從蔣介石告訴克萊因的這段話，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選擇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國光作業室」，積極搞所謂的「反攻大陸」計畫，其目的和動機，有很大一部份原因，與大陸製造原子彈，造成蔣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所以，蔣介石說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試爆以後，我軍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懼和憂慮，這是不容忽視的心理趨向」是最最關鍵性的一句話。蔣介石時時刻刻擔心大陸把原子彈「一顆用在臺北，一顆用在左高地區，一顆用在公館機場，就可以毀滅臺灣」。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陸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的消息，很快傳到蔣介石耳裏，大陸方面研製原子彈成功，蔣介石震驚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強烈的武裝反制行動，摧毀大陸的核子彈相關設施。數日之後，蔣老先生在臺北石牌對一群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說：「我們只有戰，才有生路；不戰，只有死路一條，與其在共產黨原子彈轟炸下而死，不如戰死；與其死在臺灣，不如死在大陸；與其被美國人出賣而死，不如戰死在戰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號，蔣介石在金門對一群國民黨軍幹部說：「我明年就是八十歲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帶著你們打回大陸去。」

可以這麼說，三個重要因素促使蔣介石急於在一九六五年，發動一場具有決定性的「反攻大陸」戰爭。這三個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製成功原子彈；二、越戰的持續擴大；三、蔣介石擔心自己年壽有限，他必須儘早發動反攻戰爭。

蔣介石與克萊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號，進行第二場密談。這場密談的最高潮，無疑乃是「反攻大陸」問題，蔣介石希望透過克萊因，向華盛頓當局宣示國黨當局的「反攻」軍事行動，實際上是要對越南的美軍部隊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趙之舉。蔣介石希望以協助越南美軍為出發點，能爭取美國對其「反攻大陸」行動的認同。

蔣介石向克萊因提出他的「錦囊妙計」──實質上這套方案根本就是眾多「反攻大陸」方案之一，蔣介石向克萊因娓娓道來：「…此種間接幫助美國解決越戰之方式，可以將中國軍隊在沿海適當地點，及北越後方登陸，或著陸以牽制匪軍並打擊北越後方。因為吾人是獨立作戰，與美國及蘇俄均無關，且距越戰範圍尚有一段距離，吾人之目標是為拯救大陸同胞，恢復中國人民之自由，自然不會牽連美國。」

蔣介石明確告知克萊因國民黨軍預備登岸地點：「吾人如在廣東或福建，最好是在廣東來攻打共０，即可切斷共０接濟北越交通線，因為共０接濟北越之物資，都是自廣東經由陸路及水路而運入北越。此一構想如能實現，則越南問題不解決也能解決，餘之所以認為最好是在廣東，是因為能佔領廣東，即可控制香港，斷絕共０經濟生命線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廣東，亦可以切斷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陸交通線，斷絕所有運往北越物資之來源，使越南問題容易解決。其次廣東人民及社會團體反共情緒高漲，一旦國軍反攻，必可群起回應，此種情緒與福建不同，因為在福建必須先能佔領若干戰略要點，並且初期作戰能獲順利進展，才能使人民起而響應，其性質較為緩進，不如廣東之反應迅速。餘認為惟有採取此一辦法，方能縮短越戰之時間，幫助美國減輕負擔，減少美國在越戰中之危險性，既可使美國贏得和平，又可使中華民國恢復人民之自由，此對中美雙方均屬有利，余深信讓中華民國國軍獨立對匪作戰，決不會牽連越南、美國與蘇俄，因為其性質純粹是內戰，是中國內部的問題。」

克萊因針對蔣介石提及有關越戰及「反攻大陸」的各點說法，也作出了他的回應，克萊因說：「美方態度，是以美軍在越南與共黨作戰，被消耗之程度為轉移。如果美國認為共０確實對美國實施消耗戰，且美軍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漸增大，則可能促使美國改變其對中華民國反攻大陸行動之態度。」

克萊因這段答復，已經間接且委婉告訴蔣介石，美國政府迄今仍反對國民黨當局對大陸動武。

克萊因接著又說：「吾人必須能確實判明，亞洲發生全面戰爭時，蘇俄不致於介入之情況，並且要培養美國人民心理，使其不以為此一戰爭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所引起，而是由於中共，使此一戰爭不可避免者。在美國有許多對中華民國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責中華民國政府引起此一戰爭。故吾人必須特別謹慎，等待最好時機來發動對中國大陸之攻擊，使世人將戰爭責任歸罪於中共，此種時機之到來已日益接近，美國多數人亦已經覺悟，對美國之真正威脅是來自北平。」

其實克萊因這段答復蔣介石的話，重心是在這句：「吾人必須特別謹慎，等待最好時機來發動對中國大陸之攻擊，使世人將戰爭責任歸罪於中共，此種時機之到來已日益接近…。」

克萊因的這句話一方面明告蔣介石，所謂「反攻大陸」的「最好時機」尚未

降臨。並舉全美國一年車禍死亡人數，和過去一年越戰死亡人數作比較，他說：「在過去一年中，美國在越戰死亡不過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國因車禍而喪生者有五萬人之多。也許在今後一年半載，美國人民會明白認識中共是在逼迫美國打消耗戰，本人相信屆時美國人民之反應一定很激烈，並且願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華民國之軍隊在越南作戰。本人認為在今後一年內，總統之卓見將會迅速為美國人所接受。」

    蔣介石顯然不以為然，他堅稱現在是「反攻大陸」的最佳時機，而非一年之後，他所持的理由是：「餘想再從共匪之立場，以說明共０對越戰之陰謀：（一）拖延越戰時間；（二）引發越南人民厭戰及反美心理；（三）打擊在越美軍之士氣；（四）引起美國人民厭戰心理，並反對美國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軍隊內部之不穩，加強進行滲透顛覆，越戰之拖延只有對共党有利，同時亦將使美國遭遇更大之困難，此點應特別注意，請你報告詹森總統，須知共匪絕不容許美國再有等待一年之時間，如果錯過了時間，則越南問題益將不可收拾。」

    在會談接近尾聲時，蔣介石仍再三強調：「越戰之拖延，只有對共党有利，同時亦將使美國遭遇更大之困難，此點應特別注意，請你報告詹森總統，須知共匪絕不容許美國再有等待一年之時間，如果錯過了時間，則越南問題益將不可收拾。」

    總的說來，蔣介石借著和克萊因的密談，原想「投石問路」，看看克萊因的態度和意見，同時，也等於透過克萊因向美國當局「打招呼」，暗示美國當局國民黨當局準備動手了。因為，照蔣美之間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的規定，遇有重大軍事行動，必須事前知會對方。

然而，克萊因恐怕做夢都想不到，這次的密會之後三天，就在蔣介石聲稱最適合「反攻大陸」地點的廣東、福建交界的一處海岸，發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海戰，國民黨海軍在那場海戰中吃了大敗仗，此即所謂的「八六海戰」，這場突發的海戰，改變了蔣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陸」大戰略，甚至使得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畫走入歷史。

據國民黨軍海軍中將徐學海說，這場突發的海戰，導因是陸軍總部要派十幾個特種作戰隊員，到汕頭外海的東山島，實施偵察與襲擾。

據瞭解，這項行動主要是為爾後的「反攻大陸」作戰預作準備，而非真正的反攻軍事行動。徐學海在回憶中指出，海軍為了慎重起見，特別成立了「海嘯一號」督導小組，副總司令馮啟聰中將率領了五位督戰官，進駐臺灣左營，專門督導這項作戰計畫。

陸軍總部執行的任務，名為「點火行動」，多半是由情報局和陸軍總部轄下的一個特種部隊，負責聯合執行。所謂「點火行動」，就是派遣「特種人員」──蛙兵、或者特務人員，到大陸沿海的特定地點執行破壞、襲擾、偵察、或者搜集情報等任務。

海軍方面雖然由作戰部門的助理參謀長室負責，派遣船隻艦艇接送要到大陸執行任務的特種人員，但是，至於特種人員到大陸執行任務的內容，海軍方面是從來不過問也無權過問的。所以，海軍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員的任務執行事宜，而陸軍總部和情報局，也不過問海軍的計畫安排，只要海軍安然把人接送到預定地點。

據徐學海回憶，最常執行的任務，就是把人送到金門、馬祖，再由蛙人部隊劃著橡皮艇滲透到對岸去從事任務。這些特種人員通常會拿回廈門電影院的戲票、公車票等「證物」，證明他們曾經進入預定的地點活動。

前述「海嘯一號」人員，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預定的計畫，把十余名特種人員接上軍艦，參加這次行動的軍艦，是「劍門」和「章江」兩條兵艦。海軍總部因相當重視「海嘯一號」行動，故而組成一個任務艦隊，委派胡嘉恒少將擔任艦隊指揮官

「劍門」艦剛於一九六五年初，從美軍手上接收過來，是一艘巡邏艦，船艦機械情況相當良好，艦長是王韞山上校。「章江」艦在國民黨海軍的分級標準上，屬於「江」字型大小的艦艇，是一條小型驅潛艦，艦長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劍門」和「章江」兩艦從臺灣高雄左營軍港啟航。為了混淆對岸大陸雷達系統，這兩條軍艦故意繞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駛，讓大陸軍方誤以為兩艦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兩艦航行到廣東、福建兩省交界處的東山島附近，將突擊隊人員放到海面，旋即駛離現場，在約定時間再沖進會合區的水域，把突擊隊人員接回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