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該說那是一段美好的歲月，抑或是甘苦參半的時光，但，我確信，那是一個吃什麼都「對味」的年代。我相信，「對味」其實就是一種幸福！

    父親在老家原本是個大地主，一九五０年離開大陸，輾轉從香港到了台灣。憑親友八行書引荐，側身於國民黨政府，當一個微乎其微的小公務員，靠微薄薪水度日。母親，則早在一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變」之後，到台灣花蓮探親，後移居台灣中部小鎮，與父親熟識結婚。

    應該是怕吃「不對味」，爸媽從不吃外邊台灣人賣的吃食，哪怕是喝一口水，都要喝自己家裡燒的開水。因此，我第一次吃台灣人做的食物，已經是我十五歲，上台北唸國中二年級的事了。那次純受好奇心驅使，在路邊攤買了一碗「蚵仔麵線」（花了三塊錢），我的第一直覺反應是：這玩意兒，真不對味！

    「省籍情結」的矛盾，並非始於我的第一口「蚵仔麵線」，其實早在父親和母剛結婚之後的某日，就已經在家中廚房爆發。湖北公安籍（與湖南雞犬相聞）的父親，和江蘇無錫籍的母親，為了豆干炒肉絲是否放辣椒、大蒜，紅燒魚該不該放糖之類的芝麻小事時起口角。也許是當大地主，吃慣了山珍海味，父親似乎對母親津津樂道的「芋奶」，毫不領情，棄之如草芥。

    我呢，則是父母矛盾的統一體，既接受豆干炒肉絲該放辣椒、大蒜（而且愈辣愈美），也喜愛煮紅燒魚放糖的江浙風味，更不拒絕鬆軟可口的「芋奶」，尤其嗜愛母親每天晨起細火慢燉的「醃肚鮮」。

    美援麵粉，是父親和母親真正達到「矛盾統一」的媒介。記得那年頭台灣缺外匯，國府當局一方面囤積大批白米，準備萬一「反攻大陸」打仗時，可以用作軍粮，同時也把生產剩餘的白米，賣到海外賺取外匯。恰巧來了一批美國人贈送的麵粉，國府一聲令下，發給軍公教人員的主食，一律改發麵粉，不再發給白米。要吃大米，只有自掏腰包去市場上買。每個月，公務人員家裡都可以領到一包麵粉（二十公斤），這下子，我們餐餐吃麵食，早晨吃饅頭包子、中午吃麵條、晚上吃饀餅。有大半年忘了大米飯是何滋味。

    一九五０年代，台灣物資匱乏，有麵粉吃的，已堪稱高檔家庭。前面說父母從美援麵粉達到「矛盾統一」，其來有自。父親下了班，一得空，就和母親商量今天該做點什麼新鮮吃食。兩老發愁麵粉吃不完長蟲，父親提議做餅吃，做什麼餅呢？

    瘦豬肉價格貴，就買些便宜五花肉，肥肉多，瘦肉少，剁碎了做豬肉饀餅。還有用各種時令蔬菜做的菜餅。有了鹹餅，也順便做些甜餅，調劑口味。那時市面上少見雪白的精糖，只有最粗糙的塊狀紅糖（台灣人稱之為黑糖），把一大塊紅糖敲成小塊小塊，包在餅裡。

    受限烹飪器具，家裡沒有烙餅用的器皿，只有用炒菜鍋替代，以文火烘烤之。不論甜鹹，烙出來的各式饀餅，最好要在起鍋後半小時內食之，否則風味盡失，啖之索然。

第一口啖食紅糖饀餅，紅糖糖汁溢出嘴邊，甜美豐腴，大快朵頤的感覺，至今難忘。直到今天，夜半腹空時分，總會想起爸媽做餅，闔家共食的歡愉歲月。湖北人的父親，江蘇人的母親，彼此之間的「省籍矛盾」，也終於在揉和了南甜北鹹口味的各式饀餅之中，得到了真正的「矛盾統一」。

而今，父親、母親仙逝多年，他們達成的這種「矛盾統一」，至今仍深刻投射在我身上。

活在台北，對我而言，最大的困擾，是找不到好吃的館子，解我嘴叼的「思鄉症」。早年大陸籍的廚子，如今不是過世，就是移民海外、回歸大陸，留在台灣的大陸館子廚師，即使是第二、第三代外省人，手藝也今非昔比。

台北中式餐館，最讓我受不了的，招牌明明是北方館子，菜譜上竟然有麻婆豆腐。明明號稱江浙館子，竟也賣餃子、烙餅。真是南不南、北不北。而且最令人受不了的，就以牛肉麵來說，它原本是北方餐點，為了迎合台灣本地口味，麵湯裡加了不少砂糖，啜飲之下，甜不拉幾的，味道實在不對胃。

前輩姚老，從上海回台不久，日前與他到台北火車站的蘭州拉麵館吃麵，我抱怨這麵湯味道不對味，姚老笑言：你別說台灣的館子不對味，我回上海老家，吃那裡的館子，我也覺得不對味。

不對味，竟成了我們這一群中原「失根蘭花」，這一群海外炎黃遺孤，共同的遺憾，吃食如此，何況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