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曾以非法吸收存款最获得刑拘长达15个月的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终于无罪获释了。按1月20日，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株天检公刑不诉【2012】1号》文件，决定对李途纯不起诉，让他清白回家过年了。但这则好消息却拖了快一个月才公开。本文依据的新闻是《中国经营网》于2月13日综合各方媒体的报道。在如今微博瞬间可达全球各个角落的年代里，这则好消息还按照中国古老的方式以好事不出门的方式流传，此中道理也许我们都懂，又都不懂。

就个案而言，在15个月的刑拘里，李途纯的罪名前后变化了两次，有四项罪名。李途纯先是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和抽逃出资罪，于2011年4月18日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两次驳回后，公安机关再于2011年9月14日重新上报，将李途纯涉嫌的罪名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挪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

上述公安机关法律行动中的四项罪名。其中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两项罪名近乎职务犯罪，法理比较清晰，也符合当下市场运行的刑事犯罪的基本社会动态，但却未必符合创业型民营企业家的基本特征。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偷自己创业、且当家的家里的钱，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遇到了事实不清。而所谓的非法吸收存款（检察院认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和抽逃资金罪（公安机关自己取消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到目前的格局下，实际已经造成民事和刑事案件性质难分，和目前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脱节了，尤其不符合降低制度门槛（包括行政和司法）的成本，以利于企业家创业的大趋势。

比如所谓的抽逃出资罪，在中国还有一个相近的刑事罪名为虚假出资，从目前实际的情况看，这完全是对市场投资人自由决定投资设定的人为障碍，它源自中国改进较小、相当落后的工商登记制度。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一般都将用多少资金开设公司机构视为投资人根据市场行情的天然拥有的自由裁定权。市场好多投资，市场不好少投资，当然应该是投资人自己说了算，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常识一点也不为过。人为地在法律上规定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动（股东约定除外）或者很难变动，其实就是在商业经营活动的一开始，就剥夺或者限制了投资人这项来自市场的天然权利。

其实即便在中国，这种法律性的滞后也有所改变。有些地方的工商注册制度已将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分开登记。注册资本一个亿代表着投资人想投资一个亿，而实收资本一千万意味着投资人根据实际市场的情况，暂时只做一千万的生意。至于实收资本1个亿，过后增减实收资本金也是投资人的自然判断，并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也不会干扰社会正常秩序，和打击刑事犯罪所要达到的保护社会安定的目的毫不相干。

改革以来获此两罪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实际有罪的周正毅最大的罪名之一也有虚假出资罪），不是夸张地说，几乎所有从中国市场经济开放一开始就参与经营活动的民营企业家，都或多或少遇到过虚假出资或者抽逃资金的问题。与此相伴很显著的现象是，即使某些民营企业家以此罪名被判有罪，但他们获刑的过程几乎都不是从这两项罪名开始司法程序的，而是在其它犯罪事实证据不清情况下以此获刑的。若是翻开这样一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开设公司的原罪史，其实就是翻开一部行政权力从公司注册登记制度开始，就预留的两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罪名史，是行政权力为司法机关提供的法律制度环境，可以依法让行政权力干预公司经营得到司法机关的正当支持。

至于所谓的非法存款罪，其实就是民营企业在融资环节中的犯罪，这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中国金融体制不能为市场民企提供合理合法服务，民企不容易从正常的渠道获得资金。而且民间借贷按照当前的法律不仅还不能合法化，还很容易和非法存款、非法集资这些写在刑法上的刑事犯罪相联系。为这个罪名，付出代价的民营企业家也是太多了，至今是死还是活纠缠不清的例子都有。

按照株洲市天元检察院的法律文书（该检察院认为“李途纯等人以货款准备金的名义吸收资金的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了李途纯一个清白，但这个最高可以致无期徒刑的罪名（相近的非法集资可判死刑）还在刑法上赫然写着。中国不是案例法系，而是成文法系的国家，类似李途纯的民间借贷未来还会经常和大量发生，谁来保证未来那些当事的民营企业家的清白呢？

从这个角度说，曾经拥有四项罪名的李途纯得以清白是好事情，但未必能够大快人心，李途纯的运气好，不能保证其他民营企业家的运气好——因为还其他李途纯清白的方式，至少在中国法律文本上还是不著一字的。

 东方早报署名陈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