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考
(原创:应学俊)
何谓“说三道四”?百度词典解释:“形容不负责任地胡乱议论”。看来,这“说三道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说这说那”,原本就是个贬义词。这个词现在有点热门。
“说三道四”一词并非仅为客观描述一种存在,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对某人或某些人所说内容的基本否定,是“胡乱议论”。假设在说话人前再冠以“敌对势力”,那“说三道四”的性质就更不一般了,那是有可能品尝牢狱之苦的,因为是“敌对势力”。
与“说三道四”配套使用的另一句话,常常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一些人说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其实错矣。这句话语意出自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炼狱篇》。据说原句意为“来跟从我,让世界嚼舌去吧。”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有修改地用了这句话。又据说,后来《资本论》的一位英译者Ben Fowkes在脚注中不但提供了译文和原句,还指出马克思改动但丁原句是为了适合引用。不去考证了。说说现实中的“说三道四”。
当“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与“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配套使用,就好像成了一套“组合拳”,又是一套防护服,似乎可以随意击垮对方而巩固自身,可谓无往而不胜。对于某些做着正确或基本正确之事但又缺乏主见和理性思维品质的人,这套“组合拳”运用得好,能帮助他们坚定既定正确理念,继续做那确实正确的事情。这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好的一面。
然而,正如当代自然科学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样,“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这套“组合拳”也具有正反两面性。在另一些人那里,它又完全有着消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成为成功地拒正确批评意见而不顾一切一意孤行下去的挡箭牌。
比如,假设A先生的学术论文中有剽窃行为,B先生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批评,这时A先生进行一番狡辩,然后再偷换概念,理直气壮地说“学者写论文何错之有”之类,再打出“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样的组合拳,于是一些人懒得与之争论,于是A先生也就获得了一种胜利感和自我欺骗、自娱自乐的心灵慰籍,继续一意孤行下去。当然,这种自欺的胜利感必然是短暂的,最后还是会有人较真,奋起打假或主张自己的著作权不可侵害,学术造假的行径总是要在事实面前被戳穿。
所以“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这套组合拳使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前提是自己所想、所为确实正确,确实没有修正的必要,确实值得坚持。否则,随意打这套“组合拳”,受害的只能是自己。生活中喜欢打这套拳的不是很多,但也常可以见到。
然而,最近常打这套组合拳的,却似乎是主政重庆的×书记。×书记主政重庆这几年,做了不少大事,取得了不少成绩,许多百姓确也纷纷叫好,以“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现在改口叫“重庆探索”),媒体造势也很了得,可谓享誉世界。男声独唱《××来之歌》和诗朗诵《××来之歌》视频惊现网络即可说明:“啊,××来,世界因你而存在,世界因你而精彩,你是一颗不朽的恒星,是天地间永远的圣者……”(见56.com等视频分享网站)
然主政一个三千多万人口的大市,轰轰烈烈地推行一种颇具“特色”的新政,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总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或失误,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是“探索”。于是有人提出一些疑问或质疑,面对一些现象有人有些担心与惶惑。按理说,主政者应理性地听之、谢之、思之,然后坚持该坚持的,修正该修正的,把工作做得更好。
可是,我们未见×书记任何如上述的表态和行动,倒是不止一次地听到他向众多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这样,“说三道四”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和热门词。就在重庆原“打黑英雄”王立军已经出“事”而被卸去公安局长一职的情况下,2012年2月3日,×书记在重庆市召开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继续他的“说三道四”论,他说:“我们哪里出点事,敌对势力就可劲儿忽悠造谣”,他鼓励干部们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不要怕人说三道四”。所以笔者以为,这似乎可以成为×书记著名的“说三道四”论了。——当然后来事实证明不论是不是“敌对势力”还真的没有造谣。
但我们也要说,在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天正接受调查或曰“休假式治疗”以后,似乎尚未见到薄×书记再发表过“说三道四”论。大约现在如果再有,那也就不是“说三道四”,恐怕要“说五道六、说七道八”了,真的要人不说也难……
笔者在前面说了,对于某些正在做着正确的或基本正确之事但又缺乏主见和理性思维品质的人,这套“组合拳”运用得好,能帮助他们坚定既定正确理念,继续做那确实正确的事情。这是打“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这套组合拳的前提。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打这套组合拳就是拒绝一切批评意见的挡箭牌了。
×书记打“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组合拳的时候用了一种“术”——即首先把提意见说担心的人摆到一个他所设定的明显错误的地位——反对“唱红打黑”。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不倡导唱红歌难道去唱黄色歌曲靡靡之音?难道对黑恶势力不该狠狠打击?“组合拳”就这样运用起来。然而这真是不可取的,尤其作为地方行政首脑。
谁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唱红歌了呢?一些人所提出的意见是一概反对唱红歌吗?
别的不说,我们仅以参加“重庆模式”学术研讨会而且挺支持“重庆模式”的萧功秦教授来说,他在研讨会上对“唱红”问题也说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担心,他指出:我们不可否认,红色文化资源客观上是具有两重性的,因为如果说“红”,最红的就是毛,文革中更是一片“红海洋”,这两重性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的。此外,唱红还会连带激活形式主义的东西。萧功秦说:“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许多重庆本地人对我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层层加码,单位里动员,层层动员,搞形式主义,上班的也不上班,上班的时候唱歌,然后比赛。”——这应当是人们对“唱红”提出疑问和担心的主要核心内容。何况,在重庆的唱红中还有明显歌颂文革的内容,比如唱到“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文革末期的歌曲)等等,还有在电视台中唱起了根据林彪搞的毛语录谱写的“语录歌”等等。当我们看到重庆10岁的孩子参加“唱读讲传”比赛,背诵马克思原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书记大加赞赏,(当然×书记自己也是可以背诵“老三篇”中《纪念白求恩》的),我们能不有几分疑惑和思考吗?连支持“重庆模式”的萧功秦教授都有上面的一些看法,何况其他人呢?这些担心和疑问、惶惑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是泛泛反对“唱红”吗?其实各地在纪念日举行文艺汇演时,唱红歌的也不少见,为何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疑惑、担心和议论呢?
同时,谁又反对“打黑”了呢?提出意见和担心的人是对“怎么打”提出疑问还是一概反对打击黑恶势力呢?当七十多岁参加过有关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法律研究和起草的专家提出一些质疑时,当法学家提出一些疑问和担心时,当关注重庆打黑的公众,发现应参加庭审作证的人突然神秘蒸发而提出疑问,这就是“反对打黑”吗?笔者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谁反对“打黑”,他要么就是“涉黑人员”,要么就是脑残智障,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人反对“打黑”。
×书记先把提意见和疑问的人统统置于违反道德底线和“革命精神”的被告席上,然后打出“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组合拳,甚至连“敌对势力造谣”也可以信手拈来。于是心安理得地拒绝一切与自己的主张、作为不同或稍有不同的意见、质疑和建议。这做派我们似乎并不陌生。然而,这对于地方行政首脑来说确是非常要不得的,是有害的。因为在事情尚在“探索”不可能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情况下,打这套“组合拳”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堵塞言路,万马齐喑,只剩下“一花独放”,但历史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一条死胡同。
我们冷静下来理性客观地想一想:上述那些意见或建议,难道真的对重庆的发展没有一点好处吗?难道是没有丝毫价值的“说三道四”吗?但薄书记说:“在打黑进行到高潮的时候,确实有些人开始忽悠,开始造舆论……你们是不是搞运动了,你们是不是搞‘左’的一套了,如何如何,喜欢做一些文章。”还说“大约百分之五的人质疑打黑,是杂音”。其实×书记恰恰忘了,越是少数人的意见越值得重视,他们有可能是错的,但很有可能是正确或部分正确的——毛泽东就曾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毛泽东本人在井冈山时也是喜欢对上海党中央的决策“说三道四”的人。然而到后来,当他主政时,他又容不得其他人“说三道四”了,于是有了彭德怀反党集团,有了打倒刘邓陶,有了文革,有了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为首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特大冤案,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现在,×书记拒绝思考那些意见中哪怕一丁点儿合理的成分,而提出一些质疑的人并非与重庆、与×书记有任何个人恩怨和利害冲突——我们现在可以说,姑且不敢说那些意见一定都对,但那里面起码有一部分的确对重庆发展是有益无害的。
这不能不使笔者想到另一个似乎不该在此提出的人——台湾的行政首脑马英九。他在大选获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发表感言时说(大意):我要感谢并且重视蔡英文、宋楚瑜等曾经对我提出过的严厉批评,我要在未来的施政过程中认真研究并采纳他们所提意见、建议乃至批评的合理部分。——自然,一定有人说这是“政治作秀”,是的,很难说绝对没有这样的成分。但退而言之,即使是百分百的“作秀”,窃以为即使做这样的“秀”也还需要一种理念使然,因为语言、行为毕竟是受思想观念支配的;此外也还需要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否则,他完全有资格说:事实证明,他们那些“说三道四”是毫无道理的!想想,不是这样吗?
所以,笔者以为,不论就何人而言,慎言“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为好,因为它真的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肯定伤到自身。至少在作如此说之前,应当先好好冷静而客观地审视自身所为是否绝对没有一丁点儿需要注意和修正之处。一般人自不必说,从古至今的高官乃至皇帝将所有不同意见、看法统统视为“说三道四”甚至“敌对势力”而一概不予反躬自省的,几乎都会因此而走进死胡同。□
【相关资料】
△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真与假衡量政治原则——换届之际说政德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