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方韩事件”中的心路历程

                     许锡良

  
 “方韩事件”，我一直关注，也一直参与，并且为此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事件中，我有不少网友，从原来大力支持我，到不那么支持，甚至到强烈反对我，当然也有一些网友从原来不那么支持我甚至强烈反对我，到极力支持我，我想这都是正常的，思想观点可以讨论，表现多样看法是正常的，而且我写文章，从来就不是为了讨什么人喜欢而写的，我写文章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责任自负，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自己有什么认识就写什么认识，有什么水平就写什么水平，有什么观点，就写什么观点，是浅薄就表现浅薄，有点发现，就写那点发现，是对是错任由人评论，人家说得有理的就改正过来，如果道理不足以令人信服，就一笑置之。哪里管得了谁谁谁是什么态度，谁谁谁是什么立场。在任何事情上，我只服从自己的理性，服从证据，服从发自自己生命深处的声音。在“方韩事件”这个问题上我也同样如此。
  
  在当代中国，曾经有两个人，一直是我关注的对象，一个是韩寒，一个是方舟子。这也许是由于我的职业性质决定了的。作为大学教师、教育学者，我关注韩寒是因为他代表了应试教育之下的一种现象与一种思潮。我关注方舟子，是因为，他代表了当今中国学术造假成风的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这两点我都是有切肤之痛的。关注韩寒，只是关注他在这种应试教育中的严酷教育环境中他的叛逆性格，至于他的小说，他的那些作为所谓公知的思想观点，其实我关注得很少。围绕韩寒现象，我也写过一些评论文章。而对方舟子的具体关注是从2010年夏天因打假而被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肖传国教授暗算开始的，因此，我也写了几篇支持方舟子的文章。因为，一个人打假固然力量有限，体制才是造假的原因，但是，倘若大家都只是抱怨体制，而轻易放过现实中的造假，那么，谁来解决体制问题？谁又代表着体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方舟子的作为是令人敬佩的。即使他的打假有选择性，即使他可能会有打错的时候，但是，打假这个事情本身在中国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正如许多中国人一样，我不想也不希望，有一天，方舟子打假会打到韩寒头上，如果真打到了，我还真是没有心理准备。不知道怎样来判断，究竟是要为方舟子打假说话，还是要支持韩寒，但是，这样一种不愿假想的事情还是在2012年春节前后来临了。
  
  韩寒代笔嫌疑并不是方舟子挑起来的，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麦田”的人首先发难的，而这个麦田其实不仅我不清楚是谁，方舟子也不知道他是谁，最早听说有个叫麦田的人在质疑韩寒在是春节前，但是，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质疑文章（现在也没有看到过），但是，当时我隐隐感觉，如果韩寒是真的，还会怕质疑吗？因此，我想到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公众人物必须接受社会的批评与质疑，2012年1月16日，写下了我有关公众人物受到批评的时候的态度的一篇文章——《在美国，公职人物与公众人物为什么没有隐私权？》，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是特意去评论韩寒的真假问题，但是，在文章的后面，我还是这样写道：“在中国,像韩寒、郭敬明这些80后作家显然已经是公众人物了，对韩寒、郭敬明这些人的公开批评、讽刺甚至诽谤都不能够按照诽谤罪起诉。”当时我这样说，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法治社会应该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作出的判断。当时我还正在重新读十多年前出版的林达“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几本书。但是，很明显，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介入对韩寒的质疑事件。这个时候，方舟子其实也还没有出台。而且没有几天麦田因感觉到了韩寒强大的舆论力量与财大气粗所带来的压力，加上自己势单力薄，而所引用的资料又不够齐全，很快就向韩寒握手言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包括韩寒在反击麦田时所使用的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话语，也不要求澄清，就退缩到一边去了。而我也没有再在意这件事情，继续关注其他社会问题，期间关注过广州的漫画家邝飚先生的漫画《北大笑长》并且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也关注过广东佛山南海的代表方明在佛山的人大代表大会南海区小组的发言，并且写过文章评论。评论了广东学者型官僚周镇宏的落马，还评论了北大教授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王八蛋”事件，这些文章出来后都有一定的影响。

  重新关注“方韩事件”是两个星期之后的1月28日，方舟子正式介入质疑。这个时候，凤凰网COO李亚先生及时地写了一篇文章《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李亚先生在文中坦诚承认，他是一个标准的“韩粉”，所以，文章一开始就从他发短信给方舟子委婉批评方说：“韩寒一事，学长真是有点糊涂了！” 然后又这样劝说方：“从大局出发，我觉得中国需要韩寒这面青年领袖的大旗，您得包容点。包容同样是科学理性的精神。”但是，方没有听从李亚先生的劝告，继续质疑。很显然，李亚先生的文章虽然是持中立的姿态，但是，情感上明显是倾向韩寒的。所以，对方舟子打假用的是“保卫”，而对韩寒用的词却是“捍卫”，其感情色彩与用力程度显然是不相同的。当时我感觉，这篇文章，也正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情，因此，文章一出来，我立即转到我的博客上了。
  当时我还相信韩寒一定是真实的，既然是真实的韩寒，即使是被人诬蔑，被人“泼粪”，又有何妨呢？那时我特别希望韩寒能够理性坦然面对这些质疑，去用实力证明自己。随即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为何就不可向韩寒“泼粪”？》文章开篇即说：“从公共人物与公众人物来说，他们都没有什么隐私权，接受大众的批评与质疑是应该的。否则的话，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
  

 如果批评错了呢？凡是批评都有可能错，所以，批评就是可错的。如果是故意诋毁与诽谤呢？当然不可以。但是，你怎么能够分得清主观故意与客观上的效果之间的差别？因此，被批评的公共人物与公众人物应该忍受这种批评甚至诽谤。任何想成为公共人物与公众人物的人，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我这样说是基于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要求来说的。我之所以肯定向韩寒“泼粪”的权利与价值，是基于对韩寒是真实的这一点来判断的。因此，在文章的结尾，我还是这样肯定韩寒在当代中国的价值：“韩寒是好样的。韩寒的出现，是应中国时代的要求而出现的。如果撇开学术而作一种社会改革思潮而言，韩寒出现的价值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实践智慧，而不是他的学术贡献。大家不要忘记了美国著名政治家、美国制宪会议开国元勋罗杰.谢尔曼留下的一句名言：‘如果你是少数，多多发表意见；如果你是多数，专心投票即可。’（林达著，《如彗星划过夜空》，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1版，第106页。）可是当今中国，少数不能够发言，多数又不能够投票。当中国沉默的大多数需要一种声音的时候，适时站出来的韩寒恰好发出了这种声音。这是他成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背景。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多多发言，直到大家都权有投票为止。”这个时候，我还对韩寒的真实性抱有信心。

 但是，第二天即1月29日，我就听说韩寒就方舟子质疑韩寒事件，要去法院控告方舟子，我感觉很惊讶。因为，韩寒完全没有按照我预想的那条路去走，因为如果作为真实的韩寒，根本就不用去法院控告，就能够证明自己，因为，他只要按照正常的生活出来亮相，在人们对他有疑问的地方多多表现就可以排解这种质疑。而且韩寒作为公众人物，社会有权批评和质疑，韩寒作为一个80后的公知人物与意见领袖怎么会连这一点基本的常识都不懂？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奉劝韩寒放弃起诉方舟子》，事关法律专门的学问，文章写好之后还特意去征求了一下我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的朋友的意见。他除了告诉我，这是民事诉讼，不宜用“起诉”一词，而要用“控告”一词外，文章中其他的观点他都赞同。文章中我用了一种复杂的心情开篇即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对于韩方俩人，在情感与价值理念上我倾向于韩寒，但是在理智上我以宽容的姿态对待方舟子。但是，当韩寒要起诉方舟子的时候，我还是感觉这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然后我说出了几点理由。从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应该接受大家的质疑开始，因为作为公众人物，在美国最高法院都有过判例的理由：“一个公众人物，当他受到讽刺挖苦的时候，不论它是多么具有伤害性，甚至有色情描写，都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同时指明了证明自己的办法。“韩寒如果真有自信心，应该坦然自若地去对待这些评论，以默默忍受为主，适时找机会重新证明自己的实力。同时不中断自己日常的工作与生活，辩驳点到为止，不必一直与对方纠缠下去。俗话说，是真金不怕暂时蒙上灰尘。可以通过媒体交流，多作即兴性的演讲与对话，这是非常好的证明自己实力的办法。国际上，证明一个学者的水平，常常是要用作品、答辩、演讲与学术讨论一系列的活动来证明自己的。至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也仍然要通过严密的答辩来证明自己的水平。就是为防止仅用作品时有可能会有枪手代作的嫌疑。这是在这件事情上损失最小，也是最可行的办法。而且时间会证明一切。经受住了质疑与批评之后的韩寒将会更具有魅力，方舟子的批评与质疑，也未尝不是一个真实的韩寒更加耀眼的契机。如果真是人造韩寒，也就不要怪方舟子的无情了，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要成为韩寒的粉丝，总有人要敌视，这种力量对韩寒来说肯定是恶的，但是，以恶制恶，可能就是社会的大善。”但是，我也对韩寒可能是假的开始抱有一种可能性而存在着。在文章的结尾，我这样写道：“中国社会曾经在韩寒身上呈现了一线希望，不希望这点可怜的希望也成为泡沫。但是，我宁愿这一线希望破灭，也不愿意把希望建立在虚假的泡沫上。”表明我对韩寒以前的所有支持，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这是我对韩寒态度的最坚实的基础。没有了真实，那么，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随后我看到了年轻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萧瀚先生的文章，他把韩寒作为著名作家、80后代言人、公知领袖竟然定位为“疑似公众人物”与即使代笔也是一种“私权”范围，我感觉很失望。这样定位显然是不准确的。因此，1月31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澄清这个概念，题目就叫《什么叫公众人物》，在文章中，我把公众人物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权人物，一种是非公权人物，而非公权人物的公众人物的标准又有两个：“一是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二是，他的巨大个人利益从这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中获取，并且他的知名度关涉到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计民生。如果一个人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够从这种社会知名度中获取过巨额利益，没有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那么，他仍然不算公众人物。比如，一个五金店的小老板，因为发表对社会的批评意见，而获得了很高的社会知名度，但是，他个人主要靠卖五金产品谋生，而五金买卖的好坏与他批评社会完全没有关系。这个人仍然不能够算是公众人物。”用这个标准，很显然，韩寒是很典型的“公众人物”。而对公众人物的批评与质疑是大众的权利。“公众人物在受到批评、质疑，甚至故意诋毁诽谤之后，常常不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而只能利用辩解、公开证据，让大众明白真相之类的办法为自己解脱。也就是笔墨上的官司仍然只能用笔墨来解脱。从社会平衡来说，一个人一旦成为公众人物，虽然他没有掌握公权，但是就他占据的大量社会资源来说，受社会大众的监督与质疑是应该的，在批评、质疑与监督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只能够由社会公众人物来承担，而不应该由批评与质疑他的人来承担。这是保证社会新闻舆论对公众人物的有效监督必要的恶。”

 在同一天，即1月31日，我对“方韩事件”感觉可能有一种阴谋，可能是故意设计出来搅混水的，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方韩之战：一场不合时宜的热点问题？》，在文中，我这样判断：“如果韩方论战，真是一场精密的策划，有预谋的热点，那么,这可是大悲剧了。联系到韩寒年前的突然冒出来的《韩三篇》，更是令人蹊跷。这个事件，韩寒如果不是参与者的话，他应该立即撤掉起诉方舟子；而方舟子如果不是参与者的话，应该立即暂时停止质疑韩寒的活动。否则，两个人都有不合时宜的热点制造者嫌疑。希望大家共同将这场虚火灭下去，转而去关注真正的社会问题。”但是，方韩事件，其实也是一种社会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正是我的职业与专业所应该关注的社会问题。因此，我感觉，这个事情也应该是有公共意义的问题。文章中，我这样写道：“方韩论战，唯一的社会价值，就是要让人知道公众人物是可以批评与质疑的，而且其名誉损坏的尺度要不同于一般的常人。而且最大的公众人物远不是韩寒方舟子这种，而是公权掌握者。”

 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如果韩寒是真的，从此就这样被毁灭，那么这个富有叛逆性格的“坏小子”对照一下作为“好孩子”形象的80后的郭敬明，只顾自己挣钱，打理自己的公司，从来不闻问社会公共事件，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式生存：做“坏小子”还是“好孩子”》，文章中显明透露出对于“坏小子”韩寒式的形象的赞美，而对郭敬明式的“好孩子”不以为然。这篇文章，写出了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培养一个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现代公民的热切期盼。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韩寒的前提下才成立的。这个时候，我仍然希望韩寒能够站出来，用自己的才华与真知灼见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要纠缠于过去的那些手稿的真假，那些东西其实不仅难以证明，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人们并不是特别在乎过去的韩寒是不是被包装了，而是现在的韩寒是不是具备了真实的著名公知和意见领袖的能力。

 我的一些一直关注我文章的网友也看出了我此时的心情很复杂。因此，纷纷来信质问我，在韩寒问题上，究竟你是什么态度。我随即在2月2日给网友写了篇短小的文章——《就方韩之争答读者问》，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次我支持韩寒,同时也赞同方舟子打假,这不矛盾，因为这是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两个问题。
  

当方舟子打韩寒的时候,我觉得在两个道义之间,韩寒的道义更大。因为韩寒所倡导的普适价值与民主法治，他针对的是文化与体制，是在打整个中国的体制之假,而方舟子打假虽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打的是假体制之下的个人的假。当然，个人的假本身也是体制之假的组成部分，但是，假这个东西如果不从更高的理念上，从制度反思上去解决，那么造假体制之下，几乎无人可以幸免。”这个时候，我还是认为，韩寒的真实性还是很大的，如果韩寒是真的，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远比方舟子所做的事情要更有意义。因为，韩寒是在质疑体制的合理性，而方舟子只是在打一件一件的具体的假。也就是说，两个都要反假，但是韩寒是要拿走腐肉，而方舟子是在捉蛆虫。我当然更赞同拿走腐肉了，因为，这才是腐败的根源。

 我开始偏向于认同方舟子，是有两个事情影响了我，一是我的朋友扈永进先生就“方韩之争”写了一篇文章《可怜韩寒：猪一样的队友》，文中非常精妙地分析了韩寒公关策略的严重失误，写到韩寒及其团队，进退失据，左支右绌的窘态，他评价方韩之争是：“临胜败存亡之秋，却盲人瞎马。遇人心惟危强敌，竟毫无章法。韩寒及其经纪人团队，无组织，无纪律，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粉丝。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口水密集，练门大开。反观方舟子，从不发无底稿之言，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步步为营，念念有词，方寸不乱，神情阴鸷。俨然火枪队成排列阵的八国联军，面对一窝蜂念咒耍把戏的义和拳大小师兄。没得比！”扈老师长年关注公共事件，负责学校的公关策划，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专家。其眼光是独到的。然而，我却不仅仅将这是看成是公关策略上的失败，而这很可能虚假的东西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遭受到强大的质疑时自然容易表现出来的一种心虚症状。那么，是什么样的质疑导致了韩寒这样惊慌失措，表现得像“一窝蜂念咒耍把戏的义和拳大小师兄”呢？

 这个时候，我感觉不能够再站在局外只做一般学理性的评论，要看看方韩双方究竟摆出了哪些证据，有哪些理由。

 这个时候，另一件影响我看法的事情是,网友推荐我看了方舟子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凤凰视频上的对话。张鸣教授虽然一开始表明立场是中立的，但是，事实上他整个对话过程都是在替韩寒辩护。但是，由于张鸣教授对方舟子与韩寒双方摆出的理由与证据都不是很清楚，因此，他的辩护是不成功的。他只是说，这是方韩个人之间的无聊争论，不属于公共事件，同时批评方有人身攻击的嫌疑，然后举出了自己受方的责骂，将话题转移到讨论方本人上来，也不时打断方的发言，那态度很明显，那就是要方不要再质疑韩。而方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始终面带微笑，充满自信，有理有据的论述。从这个时候，我开始感觉方舟子所言不是胡来的，他的质疑是有根据的，一是根据了逻辑推理法则，二是根据韩寒的作品来分析质疑。而且我再看韩寒摆出的辩护理由，竟然几乎没有一项是针对方的具体质疑来的，而始终是在质疑的问题的外围转圈，不是骂方舟子，就是讽刺方舟子，而方舟子就作品所提出来的那些具体的问题，却极少解答，或者只是挑选一二解答，而没有系统地客观理性地来解答。而我这个时候最急切地想看一看凤凰视频在采访方舟子之前三个小时采访韩寒的视频，结果没有找到，一个星期之后才看到，这些视频竟然没有像方舟子的那样不加编辑，全部上传，而是精心选择了几个片段，每个片段不过一两分钟而已。而且语音与口形竟然有许多地方对不上。这个时候，我开始怀疑，韩寒确实可能是假的。而这个时候，好几个大型网站又抛出“方舟子涉嫌抄袭”的揭发。但是，我认真看完揭发材料之后，感觉那简直是无稽之谈。因为，科普文与专业论文对科学知识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因此，2月5日我写了《怎样的科普文才算是抄袭》一文，来说明科普文与专业论文的不同，以及科普文的抄袭标准。同时，我感觉如果韩寒确实是“人造”，那么，随着韩寒这个偶像的倒塌，可能会掩盖一个教育现象，那就是，韩寒所代表的教育是错误的。应试教育没有什么不好。不要让韩寒误导孩子学坏不读书，让孩子去适应摧残孩子身心健康的应试教育。因此，几乎同时，我撰写了《从方韩之争看中国的教育环境与科研环境》，详细分析了韩寒形象之所以会有市场，而方舟子也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其实后面是存在着严重的教育问题与学术环境问题的。如果不从教育与学术研究上去认识韩寒与方舟子现象，那么，这些问题还是会存在着。

 随后，我继续认真阅读方舟子及其他的质疑韩寒的文章，也阅读了大量为韩寒辩护的文章。两相对照的结果，我感觉韩寒的可疑性非常大。无论从文字之间的对照，还是从韩寒事后的系列表现来看，我都感觉他确实是漏洞百出。自己提供的证据经常不能够自圆其说，互相矛盾，常常只是用偶然来搪塞。而韩寒所提供的最有力的证据——“手稿“，也确实无法反映韩寒的创作过程，正如方舟子所说的那样，手稿太干净，有手抄稿的嫌疑。2月7日我撰写了《韩寒变得很可疑？》，文中写道：“韩寒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感觉什么革命，什么民主，什么自由，什么人权，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社会求得真相大白。所谓民主法治大业，其实说到底也就是能够保证有更多真相之业而已。没有真相，谈什么都是空的。韩寒这个事情迟早会真相大白的。被人骗的感觉，就像是被人在茶杯里偷偷地放了一只死苍蝇，他利用你的信任，让你喝了下去一样令人恶心。”求真是前提，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什么革命、民主与自由，什么意见领袖，什么著名公知，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这个时候，青年作家阎延文的《谁是“韩寒神话”真正幕后推手？》已然认定韩寒不是可疑不可疑的问题，而是有强大的团队力量在幕后作为推手，文章条分缕析，证据确凿，从出版业到发行量，一幕又一幕，对我是陌生的，但是作为出过许多文学作品，又身在出版发行业内做编辑的阎延文来说，却是熟悉的。不能不信。刘远举先生的《韩寒当以才华自辩》文章内容正合我意。因为，韩寒这个事情要是真实的，其实，只需要用才华自辩就足以驱赶人们心头上的所有疑惑，即使再有证据证明过去可能代笔包装，但是，人们仍然会热诚接纳一个真正才华横溢的韩寒。可惜，他一直没有这样做，而有限的几次露面，却曝露了他的文史常识确实是极其贫乏的家底，他短短的几句话，就显出其思想与见识的异常浅薄，而且常识极其缺乏，他竟然会把姚文元看成是延安整风时候的人物，并且与康生混在一起。这种常识是任何一个稍为关注历史，关注社会的人都是不可能会弄错的。

 2月8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假如方舟子来质疑我的文字》文中开篇即说：“假如被质疑的文字真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不会害怕方舟子来质疑，甚至欢迎他来质疑。因为他一质疑，关注度就高了，而且更多的人来了解我的作品，包括原来不读我的文字的人，也会来围观。这对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扩大知名度是很有帮助的。因为，真的东西就假不了，围观讨论的结果可能是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天才。”一个真作家的文字是不怕别人来质疑的，也毁不了他的信誉。而且也不容易有那么多的疑点，而且一点点误解，也很容易解释得清楚。澄清了那些认为方韩之争，只是个人意气之争，个人利害关系之争的说法：“质疑韩寒这件事不能看成仅仅是个人利益之争的（虽然也包含了这一点），他的公共意义还在于，可以通过质疑帮助大众学会思考，学会质疑，学会分析与判断，学会寻找真相。因为民主法治本身就是有利于寻找到真相的制度。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是不可能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的。”方韩之争，对于一个教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在教育界，在学术界的意义不会比同时发生的吴英死刑案小。因为吴英死刑案不是真假问题，那只是社会利益重新布局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法学家与经济学家们讨论的事情，而作为教师，作为一个教育学者的我来说，方韩之争的意义显然更大一些。

 因此，我在2月9日撰写了《教师不要置身于公共事件之外》，是网上与一些中小学教师朋友就韩寒遭受质疑事件与他们的一些对话引出来的。是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的一个系统回答。作为中小学教师，方韩之争显然更有意义，因为那是训练思维方式的好案例。

 这时候，我在日本的朋友唐辛子——一个从来未见过面，有过不多电子邮件交往（我曾经建议过她以一个普通家长的身份与视角，写出一些日本具体的教育个案，以启发中国的教育）却长期互相认同，互相欣赏的文友，在读了我的几篇关注方韩之争的文章后给我留言，由于留言太长，结果留言被改编成了一篇不算短的文字——《倒是方舟子一直在把他自己当成一个“大神话”》，此文，明显是因读我的文字而引发出来的感慨，开篇这样写道：“下午休息时看了凤凰博报上许锡良老师二篇关于韩寒与方舟子的文章，忍不住想给许老师留言。但结果留言写完，发现实在太长了点，干脆贴来自己的博客，与各位博友共同探讨。”文中，批评了我拿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来说明韩寒遭受质疑这个事件，同时赞扬了韩寒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个性鲜明的性格。然后批评了方舟子有神化的倾向。我阅后这样回答唐辛子：“谢谢辛子点评,您所说的我都赞同,但是有一点韩寒必须是真实的,而证明这一点并不难,质疑韩寒是不是代笔其实是很次要的,重要的是,人们怀疑韩寒没有公知与作家的能力,因此韩寒如果能够以才华自证,打破原来的自我隐藏的老规矩,亮相于大庭广众之下,显示自己的真才实学,那么,他仍然是好样的。方舟子毁不了他的公众形象。我所有的质疑,都与您说的那些不冲突不矛盾。再次谢谢辛子。祝好。”第二天（2月10日），我针对辛子提出的关于神化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人造神需要哪些条件》，文中论述了神化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以及所使用的措施，并且用孔子被圣化，毛泽东被神化的过程为例子来说明神化与圣化的过程与要件。对照的结果，韩寒被神化的可能性远比方舟子要大。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公权，即使获得一些支持，也是凭借逻辑这个思维工具，还有人人可以学习到的知识，来对某些现象与问题作出一些推理论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话语权，但是，这些话语权并不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巨大的利益，或者不会给他的支持者带来直接的利益，并且随时随地都处于被人质疑与批评甚至辱骂的地位，他所使用的工作方法与社会资源，别人也一样可以用，而且可以用在对他本人的批评与质疑上，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人造神，因为，他既神不起来，也圣不起来。”

 人造韩寒嫌疑，已经与当初的自由问题分开来考虑了。是真假问题，而不是自由问题。真相是自由的前提。“一些人谈起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来就兴奋异常，似乎连真假都可以不管了，其实，求真,就是求自由的前提，如果没有真,自由就是假的,虚的。权力造恶,常常害怕真相，而喜欢谎言，其实自由与人权，只有在有真相的情况下，才会有保障。要知道，权力，最害怕真相，自由，最喜欢真相。有真相的地方，才会真正有自由，有真相的地方，权力才会被锁进铁笼子里。”因此，求真能力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前提。“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民主法治的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和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学术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问题和求真问题，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就是自由的问题。民主、科学、自由，即德先生、赛先生与李先生，他们的基础其实都是学术，学术就是学会如何求真，学会如何创造发明。看看美国人的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就知道他们在制度设置的时候心思是多么缜密，目光是多么远大。”

 2月11日，我撰写了一篇文章——《没有真相的民族不可能会有民主》开篇明义即说：“真相与民主制度，常常是互为条件，密切相关的。没有真相的民族不可能会有真正的民主，同时，没有民主的民族，也不可能会有真相。所谓，民主法治制度，不过是一套帮助获得真相的制度。”而破坏真相的力量最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这些人常常掌握他人的生杀大权，一个社会，要获得真相，就先得把公共权力监督与制衡好，否则所谓真相，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而已。二是公共社会资源与巨额财富的掌控者，这些人常常并不是政府里的公职人员，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获得的公众影响力和相应的社会财富，他们在公共话语权与社会财富的调配方面比一般普通民众要有绝对优势，这些人可能通过深厚的人脉关系，加上财大气粗，完全可以通过收买公共媒体，收买唯利是图者出来作伪证，甚至通过买凶灭口来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因此保护社会对公众人物的批评质疑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获得真相，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一个造假王国，那不是几个骗子的伎俩，而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源的。逻辑工具缺乏，推理论证能力差，缺乏讲理能力，这是千年一贯的。科学知识缺乏，实验调查能力与意识差，靠科普知识就可以识别大量的伪学术成果，这是历时已久的。缺乏人权观念，自由平等意识差，成王败寇，成功就是一切，因此，大家不择手段，争做人上人，为成功，为达到目的，什么阴谋诡计，什么罪恶滔天，都毫无顾忌。那么造假又算得了什么？”

 2月12日，在《韩寒代笔嫌疑事件暴露出来的几个观念问题  》 一文中，提到“真相是民主自由的基础，探寻真相的愿望与能力，是民主法治的前提。”“学术乃天下公器。”那不是属于私权的范围。那种说法即：“代笔，只要枪手自己本人不出来控告，他们之间形成秘密约定，形成内部契约，那么，这就是属于私权问题。这个观念确实是很糊涂，严重违反了法理常识。文学作品与学术成果，不同于一栋房产的买卖，或者其他的有形与无形财物的交易。因为，后者的占有不会证明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学术思想能力上的改变，在享有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占有者形成多大的社会声望。最多只是让人感觉他有钱有财产而已。但是，前者在作为经济利益价值的同时，还包含了个人相应的能力与声望。”而“所谓“文革”作风，其实用在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上是不恰当的。因为“文革”作风就是邓小平批判过的“抓辫子、打棍子和扣帽子”，可以说无论哪种做法，都是不讲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始终用逻辑与事实在说话，在讲道理，那么，他就不能够算是“文革”作风。

 2月13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公众人物有自证清白的义务》，从公权人物与非公权的公众人物两个方面分析了公众人物在遭受质疑与批评的情况下，有自证清白的责任与义务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列举了自证清白的方式与方法，以及不自证的重大后果，包括对社会对他本人的不利后果。也提醒到：“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可以强迫其自证其罪，因为，那样容易屈打成招，容易滋生冤假错案。但是，公众人物是有责任与义务自证清白的。”自证清白不同于“强迫其自证其罪”，并且自证清白只限于公众人物，而且，“被质疑的内容必须是与公众人物的职务相关或者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即使是公众人物，那些不关涉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人隐私，也不在自证清白之列。”

  这段时间又读了一下曹长青先生的视频分析文章——《韩寒是石头，不是金子》、肖鹰教授的《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张放教授的《给易中天老师的一封公开信》，和易中天教授的就方韩之争的“中立”表态文章，感觉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倾向于方舟子，方舟子错的可能性很小了。尽管“人造韩寒”对我来说是多么不情愿的事情，但是，情感要服从理智，主观愿望要服从事实真相。韩寒代笔嫌疑事件将许多著名公知人物拉出来亮相，并且造成许多朋友之间的某种断裂。那么将来的历史会证明什么呢？后人对此事又会留下怎样的评论？或许用不了太久。

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