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说法来化解“以暴制暴”
杨涛

继上海发生杨佳特大袭警案后，7月27日，吉林舒兰市发生特大杀人案。64岁的村民李俊秀在连杀3人后逃入深山，并在山中又杀一人。警方随后出动500余民警、武警搜山缉凶。15时许，被发现的李俊秀因持刀拒捕被当场击毙。（《东亚经贸新闻》7月29日）
我不知道李俊秀在杀人之前有无看过杨佳特大袭警案的报道，以致作出如此凶残的举止，但我知道，暴力仇恨的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前几天，我在接访时，一位上访人就问我：用鎯头打死五个人要不要上报。我一惊，问他那里出事了，他回答到，再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要买个鎯头敲死五个人。暴戾的情绪在一些人中间传染，可见一斑。
其实，这些制造出惊天血案的人，平时都是良民，而且，他们作案的起因，都是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件，但没有给他们说法，他们就化解不开心中浓浓的仇恨。比如杨佳，就是因为骑自行车受到警察盘问，后来在派出所留置了六个小时没有得到说法，就制造了这一特大袭警案。杨佳说，任何事情都要给我一个说法，如果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会给他一个说法。而李俊秀杀王某一家三口人，就因为他曾借给王某5垄半地种西瓜，但后来王某只归还了5垄，剩下半垄则被王某强行“霸占”，李俊秀要求他有个说法，一直没有等到。
对待一些民众的要求说法的诉求，一些政府官员却是以暴力相向。比如在贵州瓮安，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矛盾一直都很激烈，但当地政府不是依法采取有效手段进行安抚，而是随意动用警力，以暴力相向。孰不知，暴力是最容易传染的。当政府总用暴力解决问题时，民众也会学习用暴力来满足自身诉求。一位女学生溺水事件终于引爆了一些人的暴力倾向，结果是将瓮安县委、政府和公安局大楼烧毁。在云南孟连县，胶农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当地政府维护像胶公司的利益，不惜动用警力，这种暴力处置问题的方式，引起了胶农的暴力反弹，胶农用刀对抗警察。云南副书记李纪恒就批评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
一些政府官员甚至是为获取自身利益或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样是暴力相向，充分体现官员的人多力大的优势。陕西合阳县洽川镇政府十几名工作人员未购门票欲进入辖区洽川风景区，遭到拒绝后大打出手，致使景区多名工作人员受伤。在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解决征地拆迁等“老大难”的问题，甚至不惜直接雇佣刑释放人员，黑社会人员来对拆迁户大打出手。如此，在长期的暴力氛围熏陶下，民众如何不习得暴力倾向呢？
  不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迷信暴力。某些专家也同样迷信暴力，某位专家在谈到袭警案增多时，就认为主要警察的威慑力不够。警察当然要加强自身防范，但警察和政府的权威的树立从来都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公正和公平的执法。而一些强势集团和不良商人更是仪仗权势，使用暴力来攫取不法利益。比如，前些年，在西安一房地产开发商在施工时与城中村居民发生纠纷：开发商派人强行施工时，6居民前往劝阻，开发商组织40名社会闲杂人员对6人一顿暴打，西安市工商局法制处一干部当场被打死。 在开发商的强势压制下，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带着煤气罐上到自家的楼上，准备以暴力来“同归于尽”。
暴力是一种致命的传染情绪，英国政治家伯克说：“罪恶的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所乐用。比起通过伦理道德的这条大路来，它们提供了一条更短的捷径。”暴力让暴力的对象也习得暴力，结果是“以暴制暴”，当初施加暴力的人甚至无辜者都难以幸免，当然，后来施暴者也会招致先前施暴人的更加强力的反弹，所有的施暴者都不得善终。“以暴制暴”，社会就无法安宁，“瓮安事件”、“ 孟连事件”就是明证。我反对那些称杨佳为“大侠”的人，我谴责这种针对无辜者的暴力。但我同样呼吁，政府官员必须用公正的程序、公道的处理给任何一个受到冤曲的民众一个说法，放下手中的暴力，并且要制止那些强势群体的暴力，才能化解淤积在民众心中的仇恨和平息他们的暴力倾向。李俊秀与王某的积怨，如果双方进行退步，或者政府部门出来调解，也许就不会酿出如此惊天大案。
现在的问题是：给那些民众一个说法为什么就这么难？我在有限的接待上访的时间，极少见到有强势者来上访，大概是因为他们遇到问题，早就通过畅通的渠道解决了，偶尔见到建筑商来上访，那就是因为政府拖欠他们的钱，他们遇到了比他们更强势者。的确，在今天，当我们法治健全、民主不完善，而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既得利益者之间博弈平台失衡，给个说法的确很难。但是，不解决给个说法难的问题，不让政府官员和强势群体首先放弃暴力倾向，我们就很难化解社会上的暴戾情绪，我们就无法避免社会上暴力情绪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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