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界关注中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讨论媒体经常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强硬等问题。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阿伦·沃克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哪一个部分被人们看作是越来越强硬呢？究竟是他们的外交言辞，还是他们的行为或者措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此外，人们是在说中国的能力还是说中国的动机使他们看上去更加咄咄逼人呢？人们说中国外交政策强硬是通过观察他们在领土争议问题上的态度呢？还是他们在国际机构中的行为呢？”沃克曼教授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常被认为是强硬的，例如中国在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在1979年中国侵略越南，还有在1996年台湾海峡导弹危机期间。与其把中国的外交政策笼统描述为越来越强硬，分析家们还不如研究中国在处理具体事件上采取了什么措施，了解在这些措施的背后，中国政府希望达到什么目的。沃克曼教授说，目前中国在努力加强自己在国际机构的影响力，这也可以说，中国是越来越强硬了；“中国早已有这样的观点，用中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国际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非常不公平。”

沃克曼教授还认为，中国在寻求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不是由几个“有领导地位的国家集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之上。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认为这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德国马锡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斯摩尔说，过去两年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官、外交人员和政治家们确实感到中国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度；“我觉得中国的强硬态度在亚洲地区，表现在中国政府在领土争议问题上试图加剧争议纠纷，并强化中方的领土主权要求。如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中日本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后，中国政府做出的强烈反应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印度也面临中国在双方边境争端上向印度逐渐增加的压力。”

斯摩尔指出，尽管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大大增强了其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并没有肩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美国是根据其在全球体系中应有的责任去处理问题的，而中国在处理伊朗核危机等问题上，只从中伊两国的利益出发，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西方国家的问题。”斯摩尔还说，中国政府仅仅将自己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和地位看作是为保护中国国家利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过斯摩尔认为，目前美国及其盟国，加上新兴国家如印度等的经济总量，仍旧高于中国。

近年来，中国的“民意”来越多地被视为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支力量。例如，海内外的分析家都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信的表现应部分归功于政府迎合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的需要。这些分析家的逻辑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频频高涨、毫不忌讳，所以北京必须昂首挺胸，对抗“外国敌对势力”，否则在中国人民心中就失去了合法性。很多事实都证实了这点，包括政府强硬派就美国对台军售以及中日在钓鱼岛水域争端作出的回应，还有最近中国对东南亚那些提出南中国海主权要求国家的“凶神恶煞”的表现。中国官员和学者似乎越来越喜欢在制定不受待见的外交政策时打“民意”牌，尤其是在私人对话中。

民意，或者说所谓的政体中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至少是在其主要层面，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力。民主国家的政府必须尊重民意，否则将在政治上付出很高的代价。然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虽然可以出手操纵民意，但反过来民众也可以用一些相对受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须谨慎研究外交政策和民意之间的关系，再观察民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或者说，民意是不是政府为了达到政治、政策目的而被制造出来的，或至少被操纵的。

在外交政策的问题上，中国民众完全依赖官方媒体来获得日常信息，而中国大陆官方才是哪些信息可以被公众获知的幕后决策人，宣传部就是控制意识形态和新闻审查的政治中心，几乎有绝对权利来决定公众每天读到和看到什么。对于中国的外交时事，外交部和新华社会联手制定新闻的内容和基调，以确保它们符合中国官方立场。对于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比如重要国际事务或中国高层领导的国事访问，国内媒体所发布的新闻都必须使用新华社的官方文本。对于一些极端和敏感的话题，比如南中国海问题，甚至新华社都必须使用直接来自国务院的报道。绝大多数外交政策问题的报道都以中国现有的外交政策为指导，例如对2011年利比亚和叙利亚国内的动乱，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极少关注其政府专制、侵犯人权和腐败问题。相反，根据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中国媒体都对国内动荡的负面影响和外国势力介入的危险大说特说。中国对朝鲜2010年挑衅的报道也是一个例子，为了制造亲朝的民意氛围，遵守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中国媒体对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舰被击沉的报道完全有失偏颇，只强调了证据“不足”以及沉船事故的国际调查结果，还有其他不能证明朝鲜有罪的因素。对2010年11月延坪岛炮击的报道只是说南北朝鲜“交火”并谴责美韩使得事态逐步紧张，几乎绝口不提朝鲜的责任和韩国人民的伤亡情况。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媒体报道是被政策操纵的，进而意欲操纵民意。

其他信息来源，比如网络和商业媒体机构也都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之下。中国仍是世界网络最受限制的国家之一，各种政府机构都在中国网络管理中插上一脚，包括公安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刚成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政府会迅速而高效地封锁恒河沙数般的虚拟个人网络供应商。商业媒体面对审查也不例外，照样不得越过宣传系统设定的界限；虽然他们通常比官方媒体多那么一点点的自由，但他们也无权决定内容和立场。

观察家们常常和中国网民在同一阵线，包括某些严肃的研究者，他们是中国关于外交政策民意的重要指示牌；而和来自媒体的出版物一样，网民的意见也是要被政府“染指”的，政府会命令网站监视帖子、论坛、博客和微博的内容，不得发布“违法”信息，“网络警察”们会监视能在中国出现的所有帖子内容，如果帖子有危险或“不合时宜”内容，就让这些帖子“被消失”，然后“五毛党”们活跃于各个论坛，制造对政府有利的言论。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政府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操纵和影响网络言论的内容和网民的议论以缓和民族主义情绪。看看2010年年初北京如何处理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两个事件就知道了。在这两个决定被宣布前几个月，尤其是在2009年底奥巴马访华期间，北京方面就已经获知消息。但当官方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却故作惊讶和愤怒。过分激动的民众对强硬的官方声明热烈鼓掌回应，还有更极端的人呼吁政府对美国公司进行制裁或者干脆和美国兵戎相见。然而，北京本来可以更好地处理奥巴马的决定，以避免双方的严重摩擦。据艾伦伯格说，“中国政府明知美国会对台军售，明知达赖喇嘛会访问白宫，他们本可以大方说出他们那声色俱厉的反对，本可以用更平和的方式向公众传达这些信息。他们应该知道美国当然支持两岸和解，美国还一再声明永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北京很享受自己膨胀的权力感，在华盛顿挑战其在台湾和西藏的核心国家利益时也没觉得应该收敛一下，还不时拿民意这个利器来向华盛顿显示中国人民有多愤怒和美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当权者可能觉得必须遵从国内民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实际上这些民意至少有部分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此时民意丧失了本意，更像是工具。比如在中国渔船的船长被日本逮捕拘留后，北京实际上频频进行报复举措以向东京施压要求释放船长，从中止中日部长级谈判到中止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北京的表现果断而强硬。结果，中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抗议，公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与政府中的强硬派立场互为呼应。

然而，真相却是所有能够出现的反日游行都至少是受政府默许的，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安全地宣泄积累已久的民族主义愤怒。人民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表示：“如果政府明确反对或不需要这些游行，如果他们完全不需要，那这些游行根本就不会出现。”即使抗议已经在进行当中或在草根阶层中自行爆发，政府自然有各种有效手段可以应对。2005年春季一场类似的但规模更大的反日游行中，当政府发觉大规模抗议失控的时候，他们出动相关“机器”制止了游行；公安部部长在4月21日发表声明禁止公众日后参与游行，还屏蔽了反日短信和网上呼吁继续抗议的帖子。政府的行动并未引起公众的激烈对抗，一周之内反日情绪就神奇地自己偃旗息鼓了。

在一个没有自由媒体的国家，“民意”成为了传说和神话。

激发民族主义很容易博取公众的好感，各国政府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尤其如此，大部分人还有着上个世纪被外国侵略遗留下来的受害者心理。这招杀手锏在对外时也非常好使：激发民意帮助当权者巩固其在国外的强硬政治立场，并充当谈判时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让步的杠杆。所以，在对作为外交政策驱动力的民意作任何评估时，需要仔细考量外交政策和民意之间两者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看上去是松散的。

今年中美两国关系走向的一个观测点。全球的各大国际事件中，首先是中国和美国的对峙局面。其实最近几年来，这已经成为“全球性危机”。中美之间有关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逆差的问题，早就不是新闻，而随著美国经济情况没有出现明显好转，可能让中美对峙问题持续恶化。随著中国国力越来越强，经济实力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握有大批美国国债；而在欧洲面临另一波债权危机之下，中国又以老大哥的姿态，对欧洲经济强力支持，并实际买进大批欧债。而在政治上，中国在朝鲜和伊朗、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意见分歧，并且极力拓展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在军事上，中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成军，新一代战机研发完成。这些发展都对美国构成莫大的挑战。

评价一个国家的外交，有四个领域和三个层面。四个领域是：安全、经济、人权和绿色话题。两个层面是：国际组织和双边关系。在安全领域，中国已经是最让国际社会担心的能在未来挑战现有和平秩序的大国；中国袒护的朝鲜现在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朝鲜威胁的是人类经济和人口最密集的区域的和平秩序；在经济领域，人民币汇率、外汇结馀、廉价出口、关税、盗版等是扭曲国际市场的最大因素；在人权领域，中国是国际人权组织和机制中反对国际干预联盟的核心国家；在绿色话题方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按照现有的粗放发展模式，将对人类资源、环境、粮食等方面造成巨大的压力，地球无法支撑中国进入发达国家造成的效应；但中国现在必须维持高速发展模式，于是藉口反霸和反对不平等，杯葛现有的有关地球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合作机制中，中国不顾国际关系基础性淮则和大国的责任，完全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并採取中国传统的东周和三国式的权谋手腕，连横合纵，软硬兼施，虚实相间，各个击破，搅乱各个国际组织按照既定功能和目标的正常运作。在主要的双边关系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的冲突不断，导致周边国家都欢迎美国再回到亚洲；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上因利益和价值冲突不断，业已成为主要大国最头疼的国家。……

导致中国给世界造成麻烦并给自己造成外交烦恼的真实原因是，中国的制度和政府外交文化与国际社会的秩序不能兼容。今天的国际秩序是自由民主国家在战胜法西斯之后建立的，在社会主义阵营崩塌后成为国际社会和平交往的统一的架构。1990年代初，中国为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秩序。国际社会知道，中国这样的内政国家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但寄希望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发展的实惠而接受这样的秩序，然后迁移到国内改革建立与国际秩序兼容的国内秩序。然而20年过去了，中国以暴力维稳劫掠大众并藉国际市场发展起来，度过了政治危机，但并没有改变国内制度。2008年金融危机又以党国垄断权力度过经济危机，开始挑战仍处于危机中的其他强国。国际社会终于看到，中国再次印证了过去的规律：没有自由民主的内政一定会与现在国际秩序发生冲突。

目前，中国大陆与世界正在走向全面的冲突：先由价值观开始，然后是经济磨擦，最后是军事碰撞。现在正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这是中国内政决定的。中国存在太多的问题，现有制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是问题恶化的制度性条件。只有粗放式快速发展才能缓解国内的冲突，而这就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冲突。只有建立民主自由的制度，才能对内化解矛盾，对外兼容现有国际秩序并恢复信任。

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大相径庭；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也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国家有着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与决策不透明的专制政权的封闭本性形成鲜明对比。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国家，政权安危与国家安危二者没有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合法性，关键的各方都能接受。（某届）政府可能因为缺乏公众支持而下台，但民主制度长存。因此民主国家中，领导人不必以牺牲国家安全来确保政权稳固。但在专制体制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经常发生冲突；这样的体系中，政府倒台也等于是政权的崩溃，统治精英尤其会把保护政权看得比国家安全更重要。专制体制下，政权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政治本质决定了政府对威胁的感知也殊为不同。民主政体认为外在威胁就是实际被入侵的危险，而专制政体会认为外在威胁既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军事上的。因此，专制政权往往以代价高昂的各种资源来抵御外来的政治威胁，将民主政体当作毫无必要的敌人，不是因为这些敌人能形成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因为，在追求政权安全的时候，专制体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破坏国家安全，无论这体现在浪费国家资源上，还是体现本应交好、实则却要对抗的民主大国上。

但无论中国的政权是何性质，大国角逐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元素。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威权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让位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带着那种为自由民主布道的精神，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现存的政治威胁。如此一来，互信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也将许多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家安全的手段排除在外（例如建立更紧密的军对军关系和规则，防止海上事故或加强网络安全）。而今天的中国大陆官方，似乎比苏共更不信任美国。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高级总监杰弗瑞·贝德的说法，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对军关系比中国在当下的冷战缓和期更进一步，也更富有成效。

不可避免的是，大陆官方在面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时，为了保护政权安全所采取的措施，结果却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华盛顿也采取对应措施对冲战略风险，最近的一次就是把重心转向东亚。随着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大幅增强能力，并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安全联盟，和印度和越南等中国的传统对手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再要论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提升了可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对政权安危的担忧超过了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是国家政治中的永恒特性之一。现在，如果管理不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政权安危和国家安危之间处于紧张的根本病因，很可能会毁掉中国大陆的“和平发展”的目标。中国只有告别“革命外交”，信任国际秩序，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崛起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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