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老特務谷正文

  每屆細雨霏霏濕寒的冬月，一個人踽踽獨行於昏暗的街燈下，我總會想起蝸居台北永康街那幢舊樓裡的谷伯伯，一位讓我既懷念而又敬畏的老朋友──他是國民黨的老特務。我會認識他，是因為對國民黨早期的歷史特感興趣，總想從他身上挖更多的歷史記憶之寶。

九十五歲的谷正文到今天都還記得，國民黨的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戴笠曾經在他的私人日記上寫下這麼一段話：「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按：郭同震是谷正文進軍統之初用的名字，那也是他的本名，他後來為了工作方便，改用「谷正文」這個化名，現在不當特務了，年屆九十五高齡，他還是沒改回原名。）1946年，戴笠死於空難，倉皇之間，蔣介石命令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接任局長，毛人鳳在清點戴笠遺物時，逐字逐句過濾戴笠日記中記載的特工領導工作的各項細節，發現了這段和谷正文有關的記載，因而對「谷同志」另眼相看。

  提起戴笠的知遇之恩，谷正文記憶中，總忘不掉這個國民黨情報組織開山祖師的各種人格特質，更難忘他提拔他的往事。

一個陰冷的下午，戴笠帶領名兩穿中山裝的隨從人員，到位在北平的軍統局華北委員會巡視。戴笠那雙像是蒼鷹的眼睛，冷峻地梭巡著屋裡每個特務人員看，沒有人知道戴笠這趟到北平的目的何在，他是來殺人的嗎？空氣中散發著一種肅殺的氣氛，包括幾個長期跟隨戴笠的特務幹部，都不敢正眼瞧他，怕又挨他的罵。

  冷不防，戴笠拉開嗓門，用濃濃的浙江江山口音高聲問道：「郭同震同志在哪裡？」谷正文連忙高聲應答：「有！我是郭同震！」

  戴笠看了看谷正文，點點頭說：「郭同震比你們任何一個人都要懂華北，這裡的情況他最清楚！郭同震同志，從現在起，我任命你做北平特別勤務組的組長。」戴笠的兩個隨從，一個當場負責寫好了委任狀，一個從皮包裡拿出一張紙，即刻在上頭寫好郭同震的名字，中間寫明「茲發給郭同震同志本月份工作費銀元八百元整」，谷正文看得兩眼發直，乖乖，八百銀元，這筆錢在抗戰前夕夠在北平買下一幢大房子。

  谷正文心裡明白，他投身軍統，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個人前途，而是為了報效國家，殺日本鬼子。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者侵佔東北之後，激起了包括谷正文在內的千萬青年的強烈愛國心。那年，他剛考上北大，國族危亡，人民流離失所，艱難的現實生活迫使他無心讀書。他投身學生愛國運動，成為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的書記，內心激越的愛國主義情懷，成為他組織青年學生加入抗日救國行動的源源動力。

  從抗戰軍興到大陸解放，這十幾年間，谷正文潛伏在淪陷區的北平，不過是軍統華北地區一個小小的組長，他沒有機會和蔣介石正面碰頭，更別說在蔣介石手底下工作了。因緣際會，一段時期直接受蔣介石指揮辦事，是谷正文在特務機關裡邊工作，最艱困卻也是最得心應手的時期。

話說1949年冬天，國民黨軍政機關陸續從大陸退守台灣，百萬軍民飄洋過海，遷徙寶島。早先，「軍統局」已經改名「保密局」，保密局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人員，一共有八百多人。因為蔣介石下野的關係，正牌的保密局留在南京，接受李宗仁的國民政府領導，儘管戰火掀天，南京保密局的同仁每個月仍可按月支領薪俸和補給。可是，跟隨蔣介石撤退到台灣的蔣系保密局人員，卻面臨斷炊的命運，因為，李宗仁的政府認定這批蔣系特務不聽指揮，擅自行動，著即斷絕了他們的給養和薪俸。

剛撤退到台灣那段日子，不論是軍隊或是政府機關，建制完全已被內戰打亂，有的軍政單位全部向中共方面投誠了，有的軍政人員退隱山林，不願意跟蔣介石去台灣。國民黨軍政單位建制殘缺，人員不齊，再加上蔣介石以在野之身，身份上處於半蜇伏的態勢，所以，撤退台灣的初期，真是群龍無首，朝不保夕，軍政機關更處在各自為政的狀態。

保密局的這八百多人，初到台灣，連薪水都發不出來，幸運的是，毛人鳳把戴笠在抗戰勝利後接收敵偽物資得來的一大批金銀珠寶、骨董字畫，全都運到了台灣，存放在台灣北部桃園的一幢大倉庫裡。

谷正文感慨地說：「剛到台灣的那一兩年裡邊，保密局上上下下吃的用的，全靠戴笠那批黃金珠寶和骨董字畫。」再不就是依仗著保密局無遠弗屆的勢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然而，初來乍到，保密局在台北居然連個落腳的辦公地點都沒有。谷正文和他的幹員們，腰間插把手槍，口袋裡一張保密局褪色的派司証，跑遍大半個台北縣市，才在台北近郊的士林芝山巖，選中當時台灣大學農學院養馬場那塊土地。當時，台灣大學校長是自由派學者傅斯年，傅氏素以敢言能言著稱，可是，秀才遇見兵，保密局指名要那塊台大農學院的地皮，也只好一陣唯唯諾諾後，爽快答應。

擇定保密局在台灣的落腳之地，堪稱谷正文為保密局遷台後，做的頭一椿大事。

1950年3月，蔣介石在台北宣佈復行視事，自行恢復總統職務。在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連台灣況且都有可能隨時不保，蔣介石卻心心念念想要「反攻大陸」，許多國民黨政軍高官，心裡都明白，這是一椿比登天還要艱難的任務。蔣介石意識到失去大陸政權除了軍事上的失利，情報戰場上的敗績，更是關鍵因素，斯時，谷正文的職務是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軍階上校。

  「打從一開始我就認定反攻大陸是沒有希望的，蔣介石也知道不可能反攻成功，但是，他覺得如果我們堅持反攻大陸的信念，只要我們保有一份堅實的力量，有朝一日中共內部發生分裂或內亂，就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大好時機，這是老先生堅持的原因。可是蔣經國不但不相信我們可以反攻得成，更認為沒有必要做任何的反攻行動，他認為，即便是中共內部發生分裂，台灣也沒有機會重新取得大陸的政權。」

  從零亂的相片簿子裡，谷正文翻開一張張褪色陳舊的黑白照片，也開啟了他腦海裡沉寂了多年的歷史陳跡。反攻大陸，在1950年代初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這是多麼動人而「偉大」的名詞啊！千千萬萬跟隨蔣介石到台灣的軍民，無不深信蔣總統必定會帶大家反攻回去的，有的人隨身帶了幾十、幾百條金條，也不願置產買房買地，他們確信蔣介石喊出的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絕對會兌現，他們深信「再過兩年就反攻回老家了！」然而這些人直到他們手邊的金條花光了，臉上的皺紋越來越多了，才發現受騙上當了。國民黨政工人員甚至把「反攻大陸」編寫成一首首振奮軍民士氣的「愛國歌曲」，你聽哪：「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大陸是我們的鄉親，大陸是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國土，我們的鄉親。不能讓俄寇儘著欺侮，不能讓血肉盡受屈辱，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把大陸收復，我們要把大陸收復！……」對那個時代的中小學生來說，「反攻大陸」是一首唱起來又悲壯又蒼涼的歌；對那個時期的台灣百姓來講，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號，如人飲水，感受各不相同。可是，對谷正文來說，那可是他半輩子有血有淚、既有歡笑又有悲慟的「革命事業」。

  起先，谷正文除了保密局上校偵防組組長，也是馬祖島「反共救國軍」的副總司令，總司令虛懸，上面沒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說法，總司令雖然空在那兒，其實就是蔣介石本人。

  谷正文的做法，總是不按牌理出牌，最初，他的辦公室在台北近郊北投，在隱密的青山綠野深處，有幢用石頭起造的大房子，名為「求實齋」，這兒，就是他搞「反攻大陸」情報活動的秘密總部。而「求實齋」實際上即是保密局和後來的情報局「反共救國軍海上工作隊」的隊部。

他捨棄保密局正規的訓練特務的方式，和人員取得的管道。1950年代，台北西門町閒雜人等最多，因為國民黨政府剛剛播遷台灣，許多從大陸湧來的單身難民，無家可歸，也沒有固定職業，久而久之，變成各處流浪的流氓地痞，這些人在台灣就他一個人，無家無眷，一人飽全家飽。谷正文下班沒事也經常到西門町四處閒逛，發現這裡大陸來的年輕人特別多，而且十之八九是無業遊民，群聚終日，除了逞兇鬥狠，幾乎無所是事。谷正文心想：「老先生正愁找不著不怕死的人，這批流氓不正好派上用場嗎？」

  戰爭年代，蔣介石政府雖然經費吃緊，可是保密局要用錢可從來不曾省過一塊錢，只要有用途，保密局或是以後的情報局，花錢就像台灣海峽的海水一樣。不光是台北西門町，即便是台灣中南部大城小鎮，只要有失業流民的地方，谷正文都不放過。他手上握著一疊台幣，告訴那些面黃肌瘦，兩眼睜得老大的流氓說：「只要你們通得過我的訓練，以後就不愁吃不愁穿。」

  從此，台北的西門町成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搞「反攻大陸」行動，徵集敢死隊源源不絕的人力市場。那年頭，台灣比大陸還窮，經常幾天吃不上一餐飯的流氓，一聽說只要跟著谷組長走，就可以每天領八十塊台幣，吃香喝辣。這些來自大江南北的流民，離鄉背井，處處為家，暗想只要能夠有吃有喝，天黑了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歇個腿，哪怕叫他們上刀山也心甘情願。

  於是，成千成萬的流民被送到台北近郊的淡水「藍天海水浴場」附近，情報局所屬的秘密基地，接受密集的情報訓練。訓練的內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潛水訓練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殺、搏擊和通訊等，和若干簡單易學的情報技巧。只要短短幾個月，訓練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們去「反攻大陸」了。

  谷正文以情報局的名義，買了兩艘鐵売漁船，每艘船可以搭載四十幾個受過基礎訓練的特務，趁著夜西風高之際，逼近進入大陸海域，再命令特務攜帶簡單的武器和發報配備，登改坐M-1小艇，神不知鬼不覺地摸黑登岸，在岸上各自散開，奔向內陸。

  「我向老先生報告，我們可以學當年明末清初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或者明朝末年為患朝廷的倭寇，以襲擾大陸東南沿海的方式，不斷地派人上去，今天福建，明天山東，後天廣東，大後天江蘇…，天天派人上去，搞得中共天天魂不守舍，窮於應付。」

有一回，谷正文的手下滲透登陸了山東半島，還抬了好幾箱「戰利品」回來。所謂的「戰利品」，不過是中共邊防民兵某部隊的幾枝破舊步槍，或者民兵某部的被繳獲的幾份無關痛癢的內部文件，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機密內容，可是，在情報機關的大力吹噓之下，蔣介石卻如獲至寶，欣喜若狂。蔣介石龍心大悅之餘，急急如律令地召見「反共救國軍海上工作隊」副指揮官谷正文，約他到士林官邸一塊兒吃中飯晤談。

那天老先生還把兒子蔣經國找來一同進餐，蔣介石面露喜色地對著蔣經國說：「你們都不相信反攻大陸會成功，你看看，谷正文同志帶領的人把共產黨的秘密文件都截了一大批。」老先生像個頑童似的，指著堆放一旁像是破銅爛鐵的「戰利品」：「你看，那不是文件和步槍嗎？」蔣經國臉上堆滿笑意應付著他的父親，可是骨子裡，他對這種完全只是徒具形式的「反攻大陸」，根本視若敝屣，毫無價值。

谷正文心裡有數，蔣介石嘴巴上講反攻大陸有希望，其實他老先生也明白，光靠國民黨在台灣的幾十萬部隊，和國民黨軍中有限的軍事人才，即便有美式裝備，只要美國老大哥不點頭，不給後勤支援，甚至從中作梗，那是決計不可能成功的。國民黨剛撤退到台灣之初，老蔣心心念念就是想反攻大陸，偏偏美國人始終不讓他動手，國民黨軍隊裡邊懂戰略和戰術，和共產黨打過勝仗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老先生沒法子可想，一度找了既是他老敵人也是老朋友的岡村寧次大將來台灣，當他的軍師。岡村當過侵華日軍統帥，統領過二百多萬日本軍隊，他堪稱是近代史上統帥過最多軍隊的將領。

岡村寧次來台灣那一年多時光裡，谷正文是主要接待他的中方人員，他回憶和這個日本軍閥互動的經歷時仍不脫老頑童的稚氣：「他來台灣那段時期，台灣沒什麼地方可以去，也沒啥好玩的場所，閒暇時候，我只好陪他釣魚。我和他的翻譯官很熟，他叫王武，可我們都拿他名字尋開心，管他叫王加三，王五加三不就是王八嗎？拿他開玩笑。」

岡村寧次也曉得谷正文奉蔣介石之命，執行派遣特務人員「反攻大陸」的計劃。他本人也在蔣介石力邀之下，在台灣大搞所謂的「白團」，可是，岡村很明確地勸告蔣介石，以日本軍隊過去在中國戰場和中共游擊隊鬥法的經驗觀察，中共已經在大陸站穩腳跟，光是依靠在台灣這幾十萬大軍，要以常規作戰的方式反攻，何其不易，要用游擊騷擾大陸沿海地方，也不會有戰術上的成效。岡村勸老先生，還是暫時死了反攻大陸的那條心吧！

蔣介石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他只在戰略和戰術上仰仗岡村，他一貫相信只要大陸內部產生變化，就是國民黨反攻的最佳時機，大陸上的人民必定「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是蔣介石一廂情願的想法，雖然1966年大陸文革開始後，內部的確發生了嚴重的擾亂和不穩，但，美國人不准蔣介石輕舉妄動，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美夢從來不曾成為現實。

為了執行「反攻大陸」的突襲或滲透任務，谷正文得以有很多機會和蔣介石、蔣經國父子接觸，對他們父子倆的差異，有很深刻的看法。谷正文對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評價都很一般，對蔣經國尤其不佳，因為小蔣的器識和見解遠遠不及老蔣。

「老蔣最大的問題是不讀書，不知中國歷史興替和轉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國各朝各代興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勢。蔣經國對中國歷史，對中國的事物，所知更是極為有限，我跟他談到中國歷史的時候，我發現他竟然唐朝、宋朝哪個朝代在前邊他都分不清楚，他也是一個不讀書的人（按：所謂不讀書，是指蔣經國沒有固定閱讀的習慣而言），既沒有能力，也沒有見解，欠缺他父親的識見和視野，器識不夠！」谷正文一針見血點破了蔣經國始終成不了大事而且識人不明的深層原因。

谷正文認為，蔣介石是從中國歷史的格局，看待他的反攻大陸行動，而不是僅僅侷限於軍事眼光。他曾經告訴蔣介石，類似的反攻行動，固然短期之內不會有軍事上的斬獲，但是，只要有特務人員不斷踏上大陸的土地，大陸人民就會發現，原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還在，這對共產黨的統治會產生嚴重的威脅。蔣介石很稱許谷正文的這套講法，這和蔣介石後來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理論不謀而合。

為了遂行「反攻大陸」的任務，谷正文買了許多漁船，他們在漁船上載附了M1橡皮艇，每條漁船可以乘載40名經過嚴格訓練的特務人員。這些原本流浪台灣各地街頭的流民，來自五湖四海，最初以逃難到台灣的內地人居多，後來幾幾乎百分之八十是台灣人。不論他們的省籍，一個最大的共同點，他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

執行過幾次任務後發現，光是用漁船和M1橡皮艇載運特務，仍不符合夜間行動的詭秘性。谷正文向上面申請了3000美金，派人到英國去學習製作遙控船的技術。這批專家當中，最出名的便是台灣的飛彈之父韓光渭。

3000美金，不過是單一項目的經費，谷正文回顧，光是他經手的反攻大陸行動經費，就多達2455萬新台幣。在1950年代的台灣，這筆錢幾乎是某些政府機關好幾年的經費預算呢！蔣介石只要聽部屬說錢是作反攻大陸方面的用途，照例連吭不吭一聲，蔣總是交代下屬，你們儘管去幹，不用擔心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