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曾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他讲了两个最极端的例子，东南亚地区这两三百年经常排华，但是东南亚国家中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国家，也就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是哪个国家？都知道应该是泰国。历史上东南亚这些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大规模排华事件，就是泰国没有发生过。可是泰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中，1970年代曾经我们认为是最坏的国家，那时官方对泰国的说法是美国等反动统治集团统治的国家，而且当时支持泰国共产党在他们那里搞革命，昆明曾经设过泰国共产党的电台，天天骂泰国，骂得很厉害。那时越南跟中国关系就“同志加兄弟”，可越南对华侨、对华人、对华商都很坏，对他们实行剥夺政策。而且，这个剥夺政策也不是1978年中国和越南翻脸了以后才有的，在这之前就已经剥夺了。

而且越南还并不是最坏的，也不是印度尼西亚（老实说印度尼西亚是不是比越南更坏都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比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要坏得多的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红色高棉对华人已经不是剥夺的问题了，其统治柬埔寨只有3年多的时间，但华人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红色高棉屠杀华人，不光是屠杀所谓的富有的华人，甚至连侨共也杀。侨共就是华侨中的共产党，当时不属于红色高棉，而是属于中共的。侨共在红色高棉时期几乎全部被杀光，死亡率比一般华侨还要大。但那个时候红色高棉是中国大陆的铁哥们，为了红色高棉，大陆不仅敢得罪泰国，也敢得罪越南。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还跟越南打了一仗。也就是说对华人最坏的国家，大陆官方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则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比如在工业化国家中，如果要说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好的国家，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一个铁的事实：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哪怕就是民主国家像欧洲，对华人当然也不能说坏，但老实说在欧洲华人要像美国那样的融入主流社会仍然是不可能的。欧洲的华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很多人成为高官，很多人成为教授，很多人成为大科学家而进入主流社会。欧洲的华人基本说只能做两件事，一是开餐馆，一是做皮鞋那种手工作坊，别的事情很难做。很多华人在欧洲获得了学位，他们的导师在学术界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要在大学中谋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要比美国困难得多。

但是欧洲毫无疑问也不是最差的，俄罗斯要比西欧对华人、华侨、华商糟得太多。现在中俄关系很密切，到过俄罗斯的人很多，他们对待华人的迫害也几乎到了极致。——当然，其实华人自己也有很多毛病，包括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但这些东西西欧的华人也有，西欧却为什么没有这样对付华人？但比如“新星号事件”就不是虐待华人的问题，还公开打死了几个华人海员，像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工业化的国家中都不可能发生。但事实却是，大陆官方又是俄罗斯跟关系最好，欧洲次之，美国是“敌人”。大陆官方的外交，只要拍“伟大领袖”的马屁，就是友好国家；哪怕把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同胞杀得再多还是友好国家；假如不讨“伟大领袖”喜欢，就是敌对国家，哪怕对我们的同胞再友好都没用。如果这样，国家所谓的“崛起”，对一般的国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以想像，如果我们国家进一步“崛起”了，和官方“友好”的国家越来越多，还有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活路吗？！

秦晖不想涉及那么敏感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的地位到底是“伟大领袖”的地位还是国民的地位先放在一边，仅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益而言，1949年这场变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且不说公民权利了，只说所谓的主权——至于人权和主权谁大，也姑且不说。“1949年以后中国家权益，或者说所谓的主权，到底有哪些增进？哪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949年废除的？哪一块领土是1949年收复的？哪一点经济权益，包括海关权益，各种权益在内是1949年获得的？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的确是找不到！！”

平心而论，中国大陆人苦，从打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开始，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整整22年，中国大陆人是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里。1949年毛泽东在大陆建政，但并不是从此就国泰民安，在大陆的内战仍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和大西北地区进行着，直到1950年年底才算基本结束；但也并没有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内战还没停止就又参与了朝鲜战争。百万青壮年被送上了战场，一打就是三年，最后以惨败告终。一场土改运动，5百万乡村绅士们被扣上了恶霸、土豪、土匪的罪名而处决；接着是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了7百万到1千万人；朝鲜战争还没结束，又是一场三反五反的运动，几百万人为此又遭了殃；朝鲜战争结束了，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抢走了；接着又抢劫城镇工商业主的生意，工厂作坊都被抢走了。共产暴力抢劫，引起了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于是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使5百万人遭殃，至此士农工商四大行业被杀得血流成河，白骨累累，恐惧笼罩着中国大地，从此人人自危。1958年一场大炼钢铁放卫星的热病；1959年开始的三年半就活活饿死了6千万百姓。……

历史数字显示，1949年中国大陆的GDP占全球GDP的5.7%；而6年以后的1955年，中国大陆GDP则下降到了4.5%。把秦皇汉武都不放在眼里的毛泽东，政绩有二：一是在他死后的1976年，中国大陆的GDP降到了前所未有的只占全球的2.5%，是国穷民穷；二是死于他当政的几十年中，至少有8千万冤魂。人们可以从三个数字来估算：第一个数字是三年半的大饥荒，民间估算饿死的人数4千7百万；第二个数字是十年半文革中，官方已经确定无辜死亡的人数为3千7百万；第三个数字是2009年由学者们调查统计出来的，即1950年大陆的人口是四亿多，但监狱里就开始关押着1千万左右的囚犯，刑事犯却只有20%，其余的80%那是因为思想、言论、信仰和过去的历史，而形成的政治犯；毛泽东当政27年中，这1千万囚徒的数字是长年保持，而且是只增不减，每年因秘密处决，酷刑拷问，饿死、累死、病死和自杀的数字都在1百万人左右。

近代中国损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包括不平等条约，租界、外国在华特权，包括领土的丧失。为了改变这一点，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平心而论，绝大部分的进步都发生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也取得了进步，比如说收回香港和澳门，但是与1949年本身有很远的距离。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权益的收复，平心而论最早的一个进步应该是在1954年，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上来，他的地位比较脆弱，他当时对中国是最友好的。不过，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往往都不得好报，这个人后来就成为被中国骂得很厉害的人。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中国夺走了的那些东西都还给了中国，像旅顺、大连和新疆的很多所谓的苏资公司，这些都是1954年以后赫鲁晓夫归还给中国的。但是在这之前，从1949年到1954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五年中有什么增进。

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张晓卿拥有马来西亚星洲报业集团和香港明报集团，其本人还是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也曾在亚洲週刊撰文表示，在刚过去的2011年，不少独裁者下台﹑被诛杀和突然死亡，都让世人感到权力突变的悸动。而更深层的悸动，则是人权与主权之争。张晓卿表示，长期以来，主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是国际法的重要规范。不过冷战结束后，人权与主权之争却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雾。过去用“主义”或任何伟大口号的论述，都要接受真切的事实检验。非洲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那些手挥屠刀的领袖，再也不能用主权来做任何血腥行为的遮羞布。联合国的势力必须介入，救民于倒悬，免生命于涂炭。

人权的重要性其实就从生存权开始。如果人的生存基本权利都受到威胁，国家的主权就会被挑战。这也是普世价值——主权是为了人权而立，而人权不是为了主权而立。一个国家的人权如果长期地被蹂躏，它的主权基础——统治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

张晓卿表示，这也是现代政治史的血泪教训：没有人权，何来主权？前苏联领袖斯大林当年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在追寻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下，屠杀了多少自己的人民。对于那些数以百万被送进鬼门关的老百姓来说，人权重要？还是主权重要？

人权的背后就是法治，不能让“伟大领袖”在一念之间就可以恣意杀人滥权。中国的现代史就充满这方面的教训。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文革期间被投入狱中，他在最后关头，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自己辩护，但却惨遭嘲笑，最后被折磨而死。共和国的主席不能用宪法来保护自己，就因为他过去没有落实法治，也不能让人民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他在临死之前，会想到人权重要，还是主权重要？他会想到宪法重要？还是“伟大领袖”重要？

张晓卿表示，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在上任之初，就提过要回归宪政，他于2002年的一次讲话中，就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总理温家宝也在2008年于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中表示“法比天大”，铿锵有力地说出他对法治的认识。

张晓卿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两岸能够在人权上竞争，让中国大陆的人权保障更胜过台湾，那么主权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和平统一就会水到渠成。只有一个重视人权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展现道德的权威，才可以彰显现代中国的软实力。让经济上崛起的中国，也可以人权崛起，赢得全球人民内心的真正尊敬。

其实，大陆权贵的“干涉内政”之说是为掩饰自己被国际舆论谴责的窘态，为逃避国际正义力量的审判，而用来欺骗和蛊惑国内民众的一种说辞。每当国际舆论或者国际机构对中国大陆侵犯人权做出批评时，就抛出“干涉内政”作为挡箭牌，由于受长期洗脑宣传，国内民众往往对什么是“干涉内政”，什么是正常的国际政治规则都不是很清楚，于是就顺着官方意图将国际关系中对政治的正常评判行为误以为是干涉内政的表现。

长期以来，所谓的“干涉内政”之说已成为权贵暴政的保护伞。

我们知道，社会分为三个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基本关系是：文化决定政治体制并且制约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决定着经济形式并且制约着经济的效力。可见，在社会结构中文化系统居最顶端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文化系统通过道德原则（普世价值观）支配着社会系统的其它层面，为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运作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和衡量其好坏的规范和标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在文化之下，首先要受文化系统的道德制约，这是社会系统论中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原理。

除此之外，政治活动还受它本身的运作规则的制约，这就是法律。在一个现代的政治系统内，政治首先受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即宪法的制约，宪法从宏观上规定了政权运作的基本形式及其权力的适用范围，而宪法下面衍生出的各种法律法规又规定了政治活动的各项更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在社会体系中，政治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权威，而是一种被法律和道德所规范和制约着的公务活动，政治活动的好与坏是可以被公民依据道德原则和法律法规来衡量和评价的，政治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可以被依法起诉的，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和社会常识之一。

把这种常识扩展到国际社会上来看，道理一样。在国际关系中，政治的性质和作用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只是其运作的范围扩大了而已。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活动同样也要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普世的道德原则，另一个是国际公约，后者也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由于近代以来国际交往变得日益频繁，国家之间签署了大量的国际公约，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每个国家的社会活动，包括文化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种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国际关系中展开的，受普世的道德规范和国际法的制约。因此，现代社会环境下，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一方面必须遵守本国的法律，另一方面还必须遵守国际公约和国际规范，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国际关系和国际规范、不受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约、而能“独立自主”的政治活动。所谓“内政”，无非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事务或政治活动。依据基本社会原则，一国之内政，在国内要受本国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在国际上则受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制约，除此之外，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原则也是政治活动必须无条件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所谓“不干涉内政”只是指一个国家内正常的、合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政治事务和政治活动不受其它国家机构或者它国的无理干涉，这是现代社会法治的体现，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国家机构中的体现，是法律保障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构正常运作的体现。所以，所谓的不干涉内政，并不是什么独立的、重大的政治原则，而只是现代法律规范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既没有违背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也没有违反本国法律或者国际公约时，那么它的内政当然是受本国法律和国家主权界限所保护的，是不容外界干涉的。这就好比一家公司，当它的经营活动没有违法时，它的经营活动当然是不受干涉的；但是当它违背法律法规后，法律当然是要制裁它的，此时法官对触犯法律的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起诉和制裁时，就不能说这是干涉这个公司的“内务”。以此类推，一国之内政如果也牵涉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违法犯罪活动时，那么它必然要受国内法律或者国际法的制裁、以及社会舆论在道德层面的谴责，此时也不构成干涉内政。可见，内务也罢，内政也罢，其不受干涉的前提是其本身合法合道，这其中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言而喻，即我们需要维护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法律，而不是政治，如果政治违法违道，则必受法律的“干涉”。

了解了以上这些基本常识，回过头来再看看所谓的“干涉内政”之狡辩，真相也就一目了然了。所谓的“干涉内政”，通常多是针对国际社会对其侵犯人权的舆论谴责以及国际法庭对其犯罪元凶的起诉，这本是国际社会依据国际公约履行正常的政治评判义务，是对普世的道德原则和国际法的维护。但是，这一切却都被歪曲为“干涉内政”。事实上，大陆权贵对外以“干涉内政”来对抗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对内又以“搞政治”的莫须有罪名来阻止国内民众对其罪行的揭露，其目的都是为了把现代社会受法律和道德限制的公务活动变成无法无天的专政，以使其暴政不受任何约束，以便继续掌控国家权力，垄断社会资源，获得超额利益。

一般来讲，民众都有自发的爱国情感，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略和干涉，有独立的主权来保护国民的安全，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和情感。但抒发这种爱国情感前，有必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内政，什么是干涉内政，什么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正常评判行为，如此，才能依据社会原则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做出理性和公正的评价。

希望善良的中国人民能明白政治和法律、道德的基本关系，明白国际关系中公约对政治活动的规范和制约作用，不要再受蒙蔽，把那些为维护基本人权而奔走呼告的国际友人以及友好国家的善意误以为“反华势力在干涉我们的内政”。那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无形中冲减了人间的正义力量。

据网络消息，人民网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表示，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巩固其与印度和日本等国的关系，北京越来越警惕其盟友-朝鲜、巴基斯坦和缅甸，这些国家也在西方的影响下动摇。该文章称：目前，中国与日本、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略显紧张。同时，北京以前的亲密盟友，如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正在向西方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官媒在称呼这三个国家时，使用的是“前亲密盟友”。这篇在官方门户网站的文章称，“朝鲜是中国提供帮助最多的国家，但它不再将中国当作一个亲密的朋友，而是希望与美国建立直接的关系。”与中国相比，没有任何其他大国在其盟国身上耗费如此大，却几乎得不到回报与尊重。

缅甸的转变也让人大吃一惊。在那里，中国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为前缅甸军政府统治下修建输油管道基础设施。文章称，缅甸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访问后，迅速向美国开放。

文章称：缅甸和美国彼此接近是一个自然举措。在此之前，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去年11月获释……后来，缅甸政府停掉了中国在缅甸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缅甸将最终落入西方怀抱，并成为美国部署在中国边境的一个重要棋子。文章还说，如果缅甸向美国靠拢，这将是北京能源战略的一个挫败。

文章说，如今，亚洲国家既不尊重北京的文化，也不认可北京的价值观。此前，他们与中国交往，主要是在寻找贸易机会。文章称，一旦中国的经济发展放缓，中国的吸引力就将消失，除非中国能够成功地通过软实力，去赢得他们的心。

看来，官媒开始注意到，以前的老朋友之所以成为“前亲密盟友”，不是银子不吸引人，而是“软实力”不得人心；一旦没有了银子，都会成为“前亲密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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