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陈晓守
2008年8月12日 星期二

昨晚在一家台湾菜馆宴请朋友。朋友中有人吸烟，我善意地提醒他，餐厅里还是忍一下为好。他回我说，这家餐馆并没有警示牌，也未设禁烟区。环顾四壁，确实没有类似招告。朋友好心，再咨询服务员，对方答，没关系，可以吸。

朋友却不好意思再吸了。这家餐馆档次不低，餐桌间隔大，菜也偏贵，没有禁烟可能是老板更多考虑了烟民的感受，不愿得罪客人。邻桌吸烟，非异常敏感之士，影响还是不大。奥运前夕政府发布过禁烟令，不过态度含蓄——有条件的餐馆，可以实行全面禁烟。什么是“有条件”，禁烟令里没有列举，就交由各餐馆老板自己掌握了。

我曾经是一个烟民，16岁始吸烟，有14年烟龄，30岁那年戒掉。能戒断不是因为香烟有多危害，实在是咽道常年肿痛，不胜其扰。戒了烟后着实闻不得烟味，感同身受，现在确能体会和理解禁烟人士在生理上的恶感。

还是在奥运前的一次饭局上，我的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朋友招呼了几位同行聚会。这是北京一家老字号小食店，比刚才说到的那个台湾菜馆要随意和市井得多，也便宜。海归朋友谈兴正浓，却屡屡把眼光撇向邻桌，频度越来越高。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五米外的餐桌上，两位身形粗壮的男士在高谈阔论中吞云吐雾。

朋友唤来服务员，让她去提醒邻桌，这里是公共场所，不要吸烟。服务员面带尴尬，我估计是这样的要求并不多，但她还是去了，小心地告知两位爱烟男士旁人的感受。两位男士挑畔地朝我们看来，然后一如继往，并没有作我的朋友需要的灭烟反应。

谈话很难继续，我的这位在美国呆了8年的朋友，接受不了这样的局面。事实上当天客人并不多，屋广窗宽，香烟对周围食客的影响有限。他是着实看不惯墙壁上贴了“禁烟告示”，屋子里还有人胆敢违抗？“在美国，这是违法。”朋友说。

十分钟内，服务员被唤来四次，不停地听取我海归朋友的抗议和奉劝，并向邻桌转达，尽管她有多么的不情愿。事态就此僵持，看不出任何得以化解的迹象。我只能当起了和事佬，劝海归朋友莫再较真，这是在中国。他急了：“我就得较这个真儿！我这次回来，看不惯的事儿太多了，我要做这个刺儿头！”

故事最终以邻桌饱腹走人结束，双方在敌视中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再有下一次合作的行为艺术。事后我深深为我的海归朋友担心，因为我敢断定他在北京的生活注定无比艰难，且幸福值未必高。我私下里替他把了脉：8年远离中国，他烙下的“病根”就是严重水土不服。他肯定不会认同这个“诊断”，正如他一定认为其实我们病得比他尤其——虽然不直接参与制造不文明行为，却是这种不良文化的纵容者。

这种“病症”一年前我在深圳也感染过。我们在一家川菜馆吃饭，男男女女加上两个小孩共15人，席间男士们吞云吐雾划拳行令谈笑甚欢。这时从十余米外另一个角落里冲出一个黄发碧眼的老外，突然立在我们面前，涨红了脸，大声斥责。我被吓了一跳，不知道哪里开罪了他。有熟谙英语的同伴说，老外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在有孩子的场合下吸烟，影响孩子的健康。发了一通脾气，眼见桌上男士灭掉手中烟头，老外才悻悻离去。

“他一定有病”，这是我桌上女性朋友给出的评价，桌中人也纷纷应和。我却深感震撼，并怀疑我们是不是也真的“病”了，肌体有疾而不自知。

从那天开始，我忽然为自己的儿子担忧。孩子外公是一位有着50年烟龄的老烟民，每每辅导孙子游戏时烟雾绕胸。我曾巧妙地通过讲述上面这个小故事以传达我的价值和建议，老人肯定听得明白，他笑着说：“你们从小也是这样熏着长大了，也没看出有啥毛病？”

看来这疾患根深蒂固，也远非奥运得以根除，想借一个奥运治理所有的城市疾或者民族病，无异于“开天方”。这几天，就有国外媒体抱怨，硬性的行政命令（政府开方），对北京旅游业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并举例，三里屯酒吧街附近一家小餐厅不让卖汉堡，还转述店员的话说，“只能卖油炸锅做出来的东西”。而这些规定仅在奥运期间有效。

类似“药方”（行政规定）是否对旅游业带来冲击，得有足够的数据才能作出评估。我的疑问是，禁烟这项不会给旅游业带来任何影响的“好方子”，为何不能刚性并以法律的形式得以更好地约束呢？正是该禁的不彻底，应少作约束的却缚得很紧很重。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朋友打来电话，说民间控烟人士熊伟借《新京报》宣布捐出自己持有的10张奥运赛事门票，招募有烟瘾的读者凭自己在未来一年中的戒烟承诺，赢得免费观赛机会。朋友说，政府做不到的事，让民间来推动当然好，但却切切不能让行政机构有理由缺位——在政府主导型的中国，政府做不到，那又谁可以做到——现在的政府都在打“民心牌”，我想，戒烟与控烟当是最有号召力的指标。不信？中国近几年癌症发病率直线上升，特别是肺癌高居不下，绝对可证明禁烟是事关民生的大事。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