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河

这次在拉萨下榻的江苏生态园酒店，就坐落在拉萨河边。每次出门，都会沿着拉萨河走上长长的一段。在拉萨的几天，接连碰到难得的雨天，拉萨河的水位也明显上升。透过车窗望去，水流湍急。

从罗布林卡的外墙出来，同样只要几分钟就能到拉萨河边。1959年3月的一天凌晨，达赖喇嘛正是匆匆渡过湍急的拉萨河，逃亡印度。而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出逃。

早在1950年藏军在昌都战役中失败后，亲政刚满1个月的他，就曾带着噶厦政府的大量钱财，起身前往中印边境的小镇亚东。避居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谷中的这个小镇，举棋不定的达赖喇嘛，焦急地等待着他所派出的赴北京谈判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消息。

阿沛·阿旺晋美，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一个藏族名字。多年后，他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至今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秉持务实主义路线的他，1950年一手促成《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署，并成功说服达赖集团赞同《十七条协议》，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当然，达赖喇嘛同意《十七条协议》的最关键一点，在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而这也是当年藏军主力几乎全歼、美英印“意外”拒绝援助、联合国拒绝“西藏议案”、解放军大兵逼近后，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毕竟，达赖喇嘛最看重的建立在封建庄园制度基础上的政教合一制度，借此得到维持。

多年以来，达赖喇嘛及他的噶厦政府，一直秉持着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政治遗产——骑墙主义：既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教合一统治，又不愿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只要不触及政教合一制度变化的这条底线，他们的立场随时可以发生改变。

这种骑墙主义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达赖喇嘛的行为方式，但也让“西藏独立”从未成为可能，因为，独立并非简单的口头宣示，它需要国际的认同与法理的肯定。可恰恰相反，《十七条协议》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中国的主权。正是这一点，彻底断送了西藏在法理上独立的可能，并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渐进式改革的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跟随达赖躲在亚东的大多数僧侣官员们，也都不愿意到国外去，更不相信外国所谓的援助。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庄园，从此开始颠沛流离，自然做不到。而噶厦政府为此特意召开的“民众大会”，也赞同《十七条协议》是当时的最佳选择。这是促使达赖1951年致电毛泽东拥护《十七条协议》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同样是7月的拉萨河畔。

在成千上万民众的不舍中，19岁的达赖喇嘛坐上由两条兽皮小舟组合而成的小船，渡过拉萨河，沿正在修建中的川藏公路前往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这个在铭文中公开表示“达赖拥护祖国统一”的金法轮，如今收藏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达赖喇嘛在大会发言中称，“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会后，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爱好机械的年轻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要把西藏建设成如同祖国内地一样。而就在达赖喇嘛在内地参观时期间，1954年12月，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个喇嘛王国千年来封闭的状态被打破。

1956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此后，他积极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经常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相当活跃。而西藏人民也期待着达赖喇嘛更好地和中央政府合作，给他们一个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然而，正是从1956年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说1951年达赖喇嘛的返回拉萨，是为了维持政教合一制度；那么8年后同样也是这个理由，促使达赖喇嘛再次渡过拉萨河，流亡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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