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杰授旗

这次到拉萨，是随着314事件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入藏考察团进来的。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更是安排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吴英杰等高级官员与大学生们的面对面采访交流。

采访所在地，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大院。车开入院子，顿时惊叹于院内的宽广，与难得的草地林荫；而采访过程中共产党官员们的坦诚与直接，也让之前打算小心翼翼避开314话题的我们大为惊讶。

是的，这个政党已经在这个昔日的喇嘛王国，执政了50余年。半个多世纪来的风雨，让他们理应有这份坦荡和从容。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悄悄拨回1950年代。

从1951年和平解放，到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的8年间，西藏可以说在《十七条协议》的规范下，存在着两种统治体系——共产党主持下的西藏工委，与达赖喇嘛操控下的噶厦政府。正是这两种统治体系的并存与碰撞，让后来发生的一切成为必然。

不得不说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很强的政党。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仍然有农奴的存在。但《十七条协议》中对“维持政教合一制度”的承诺，又让他们不得不坐视高达95%的西藏民众的疾苦。

《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但“西藏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可指望喇嘛们自行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老百姓的改革呼吁中，一边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政治冲动，另一边是“暂不改革”的政治智慧，共产党西藏工委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倾斜。当时正值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西藏工委也向中央提出“把西藏民主改革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报告，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开始筹备和试点。

尽管当时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但勉强同意的喇嘛们的疑惧心理并未消除。1956年7月，西藏昌都江达地区大头人发动武装叛乱，藏军指挥官们集体盟誓，誓死保卫西藏固有制度。9月，中央叫停西藏民主改革重点试验工作，并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何时实行，……不能性急。”

可毫无疑问的是，匆匆上马又匆匆叫停的民主改革试验，已经让达赖喇嘛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年的纪念活动。那里的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及达赖喇嘛的两个专门从美国赶回的哥哥，马上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开始动摇了。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连续三次和他长谈。“神只有在庙堂里才有神气，离开了庙堂就没有神气了，你的庙堂在拉萨而不在印度。”周恩来的话，让达赖喇嘛在犹豫中回到拉萨。

但六年之后，怎么办？这个政教合一的捍卫者，忧心忡忡。毕竟此前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苗头，以及在四川省等其他藏区发生的民主改革，无论在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都给了达赖喇嘛很强的压迫感。

而这时的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召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正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

很快，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联手成立叛乱组织“四水六岗”。1957年7月4日，“四水六岗”到布达拉宫借敬献“金宝座”为名，呈送上“将所有藏区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正中达赖下怀。

在达赖喇嘛的默许和纵容下，这些人开始兴风作浪：1958年春，青海、甘肃藏区发生武装叛乱，四川藏区叛乱则继续扩大。同年7月，西藏发生局部武装叛乱，随后迅速蔓延，直到1959年3月10日，7000多名叛乱分子窜入拉萨，以保护达赖安全、反对达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3月17日，自称受到叛乱分子的包围、很难自主自己行动的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员保护。

11天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而民主改革也在平定叛乱的同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终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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