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从与自然一体的状态中逐渐的解脱出来便开始了个体的生活，很显然，个体生活有两个方面的表征，其一是个人力量的增长，第二是日益加剧的孤独。这两种表征最终导致人无法忍受的孤独与无能为力感，还导致心里逃避机制的产生。
  个人自由在中世纪有两种曲解。其一认为中世纪是个黑暗的世纪，是宗教一统天下的缺乏个人自由。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宗教神权的存在，人有了一个强大的依附主体，分享了这个主体所具有的而个人所欠缺的力量及权威，从而人拥有了（对威慑的不再惧怕、再也不感孤独的）安全感。在15、16C，经济社会的变化导致了天堂的消失，个人重又面对陌生而无边无际的危险世界，个人茕茕孑立，直面世界时无能为力，产生一种深沉的恐惧、不安、孤单与焦虑。如果人要想成功必须克服这些感觉。而加尔文教义正迎合了人的这种心理。表达了个人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和对个人力量微不足道之感。加尔文的对策却是完全臣服和自我贬抑，以希求得安全。
  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超人的经济目的工具，并加深了禁欲主义的精神及个人的微不足道感，个人很显然也成为整个工业生产线的某个环节的操作者而已。很显然这种心理基础来源于工业社会之前的新教教义。但一个很显然的对立现象便是现代人并没有认为认为自我遭受牺牲和禁欲观念的驱使，相反，却认为受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私利动机的驱使。从客观而言，人成为非人道的工具，主观上人却认为是受自我动机的驱使。
  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及孤独、恐惧、困惑。依然存在，在当代工业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人再无法忍受为自由而必须承担的压抑，于是他们回避对自由的追求，全力逃避自由。在当代社会，逃避自由的方式有两种，其一在法西斯国家里或是极权国家里是臣服于一个领袖式的人物，而在民主国家里则是“强制性的千篇一律”。具体而言，逃避自由的途径有：
（1）权威主义的逃避自由。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和自我完整性，欲使自我与外界的某人或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所不具备的力量。在这种依附于权威力量的机制中，个人被消解于强大的依附对象从而除掉了自由的负担。依附于这种强大的力量，克服自由的困惑，自由成为存在的虚无。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渴求权利并非是根植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无法面对生活，无法独立经营人生的表现，是缺乏真正力量时而欲求个人之外的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
（2）破坏的方式。这根源于人的无力量，面对自由负担他深感无力的同时是一种更深的恐惧。恐惧外在力量的强大和自我力量渺小之间的反差。于是他力于破坏对象世界，以求彰显他那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以破坏的方式逃避自由实质上是欲要消灭所有的外在威胁。破坏欲所展示给人的心理解读是生命未能实现。
（3）机械趋同的方式。即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照某种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框架，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个人变成此种文化人格图景中的一员，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也正式其他人对他的期望。
由于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由于个人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个体的特征陷入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于是个人便欲要准备臣服于能够为他提供安全并使之摆脱怀疑折磨的新权威。于是纳粹主义顺时代而生。
  自由之道：
  对于现代人来说，自由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摆脱了外在束缚，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思想”（弗洛姆）
  而在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中，个人作为独立的自我存在，但并不孤立，而是于世界、他人、自然联为一体。积极的自由在于人格的全面发展进而进行的自发活动。在自发活动中，人与世界不再对立、不再分裂，而是重新联为一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联为一体。在弗洛姆看来，此类自发性的活动的核心是爱。爱不是把自我完全消解在另一个人中，也不是拥有对方，而是在保存个人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融为一体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