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声持续了十分种，一声比一声响亮；然后是清真寺的祷告声，每天五次，寺庙高墙上的两个灰色高音喇叭，在固定的时间，发出同样的声响，它让我想起沙漠与夕阳——像是没落之前的亢奋。

这长龙倒是很配此刻的非洲大地，正是旱季，辽阔的红土地上了无生气，只有一簇簇野草丛和散落的荆棘，偶尔也你会看到几只满身尘土的斑马和漫不经心的驼鸟，在路过小村落时，会看到裹在红格子棉布里的马赛人正孤独地伫立在路旁。

两条垂直交叉的、呈丁字型的道路构成了雷托托的主干道，传奇的马赛人是其中主要居民。他们穿孔、拉长的耳朵，熟练的用干牛粪砌出的冬暖夏凉的茅舍，对现代生活的抵触，还有传说中的骁勇善战，都是非洲神话的一部分。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坐在路旁一家杂货店的长椅喝可乐时，一位马赛老者不厌其烦向我们推销刀具、木雕，在现代世界，所有的风俗都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我们三个人显然成了小镇暂时关注的中心。几个青年围上来，半躬着腰，其中一位说着不错的英语，有着五花八门的好奇心。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如果天晴，可以看到乞里马扎罗的主峰，他还提到了海明威和割包皮——他好奇，我们这些中国青年是否也要在少年时和他们一样进行这个小小的成人典礼。

朋友的Land Cruise抵达小镇，也扬起了一阵灰尘，他从坦桑尼亚那边过来接我们。他是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会计，他是湖南人，今年35岁，身材瘦弱，说话缓慢轻微，几乎不太需要动用脸部肌肉，总是在笑。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在坦桑尼亚承包了一段32公里长的公路建设项目。这条公路处于乞里马扎罗的山腰，这座山峰因为非洲的最高峰和海明威的小说富有盛名。据说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的小伙子们，在工作疲倦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顶峰。

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化，吸引我们来到此地。在非洲的旅行，既是为了逃避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是想了解中国人在此生活的现状。

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炽热。我们不停的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工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正成为 “新的殖民者”，它延续起当年的欧洲殖民者的贪婪特性——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欲望似乎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规范，只有能有稳定的石油、矿石供应，它不在乎什么“人权”、“民主”议题。

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不是曾感激的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年长我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却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之一。冷战的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慷慨的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