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是外部世界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的30年，当然也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于经济，因此外部经济因素，无论是物质的、概念的还是制度的，对中国的作用都相当引人注目。其中，香港有其独特的贡献。

随着香港回归中国主权，随着香港政治本身自过渡期以来发生的民主化进程，也随着中国内地的经济变革在不断要求相应的政治变革，这种政治影响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香港政治对于中国影响，首先在于参考效用。所谓“参考效用”的概念，是由国际民主化研究文献中一个常见的理论假设发展而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发展中，特别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相互观摩、参考和借鉴的一般效应；正如李普塞特早年的着名研究所发现的，一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常常可以构成另外一国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参照，从而形成一个所谓“参考社会”。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常常成为其它国家的“参考”，美国也经常主动地向外“输出”它的政治理想和规范，甚至将之视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使命。在这种“参考”和“输出”的过程中，“参考社会”的作用之强，可以从其制度设计的某些细节都常为人模仿而见出。例如，总统制民主作为一般原则而言被认为并不利于新兴民主制度的巩固，但它却在“第三波”民主化相当流行，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参考效用”之一例。这说明主权的独立、政治制度的对立、文化背景的差异等，都不能阻止政治上“参考效用”的出现，反过来，在文化背景接近、社会交往密切、地理位置毗邻等条件下，这种政治“参考效用”会更加明显与强烈。而香港的政治框架及其近年来的民主化，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参考效用”。

香港政治对于中国改革年代政治发展与变迁的最初影响，表现为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于香港政治体系的行政能力的认知和赞赏。香港的政治体系长期以来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其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表现，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年代达到了某种高峰状态；香港的政治架构，不仅是所谓资本主义的，而且在当时是殖民地的，后来并且是在中英之间存在有关主权转移的重大争论的背景下运作的，但恰恰是主权问题的凸显，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注意香港，也从而开始对香港政治有了初步的认知。

1982年秋天起，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回归中国进行交涉和谈判。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明确承诺：回归之后，“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初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这种表态的背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了相当的研究，以往很少提及香港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开始经常谈到香港，包括强调“香港是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承认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享有“繁荣和稳定”。

当然，这种注意主要是着眼于经济的。但邓小平也明确谈到了政治制度。他还说：“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1988年6 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之中当然包含了对于香港经济政治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对于香港整体表现的肯定，必定导致对于香港政治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对之一定程度的肯定与赞赏。很快，香港有效率的公务员制度和比较廉洁的政治运作，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1986年间，在组织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政策设计过程中，当时的领导人赵紫阳曾经再三就此发表意见，直接要求研究和借鉴香港的有关经验。比如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制度化建设的时候，赵紫阳即指出：“香港60年代以前，警察受贿严重，现在的情况比我们好多了。”许多人都指出要学习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解决正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 一部名为《廉政风暴》的记述香港反腐败情况的纪录片，当时多次在中南海上映，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相当重视。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也多次谈到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问题，提出要从政治制度的方面来研究为甚么“四条小龙，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后来，胡启立还要工作人员考虑：实行一国两制之后，设想中国不能再继续封锁香港出版的报刊流入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实行中国内部的新闻改革和开放，如何实行。类似的政治认知，并不仅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层次存在，而且相当广泛地在中共各级干部当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例如，北方重要港口城巿大连巿的领导人，把大连城巿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建成北方的香港”。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干部有机会访问香港，以香港的制度作为“参考”而反省、检讨中国本身制度现实的思考，在内地已经很不新鲜了。

这些简单的材料，至少可以支持一个基本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提上日程之后，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形成了他们认识那些不同于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的另外一种政治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参照。这个参照过程并不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基本上是不问姓“社”姓“资”、姓“中”姓“英”的，而是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特别是有关主权的争执本身，不仅没有妨碍中国领导人这种认知的客观性，反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遇，把香港政治带入中国领导人政治认知的世界。这样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反省中国本身的政治制度，促发和促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

其次，香港政治对于中国影响，还在于信息扩散，使得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大众视野相对而非常宽阔。参考效用的产生，必定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作用。信息从自由社会向非民主社会的流通，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往往构成不同社会、地区之间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是华人社会的一大信息中心，媒体的自由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在华人各社会中相对最高，这构成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的一项重大影响。

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改革认知，是基于他们对于一定信息的掌握和了解。然而，对于一般社会大众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政治运作殊为不易。香港则恰恰是一个享有高度信息传播自由的华文媒体中心，因此，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在向中国内地的信息扩散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传播，政治上的某种演化作用在发生；另一方面，更有直接关联的是，有关政治制度和价值的信息传播，也在诸种限制条件下发生和发展，形成了对于中国内地的“冲击波”。事实上，“冲击波”这个说法借自官方。1986年8 月，新华社记者采写了一篇报导，题为“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三次冲击波”；报导称，广州的党组织在开放的形势下，面对来自香港的资本主义影响，抵御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保卫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把来自香港的各种非经济层面的影响，一概认作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影响当时已经不可小觑，它甚至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关注。

这种“冲击波”，当时还主要是通过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来政治价值和架构的削弱。逐渐地，这种信息影响越来越直接在政治层面发生作用，并具有“建设性”地树立新型政治价值的功能。用内地的一种表述就是所谓“南风窗”，有人更直接呼之为“香港化”。通过广泛的信息传播，所谓“香港化渗透”已经在内地巿民层面逐渐扎根。特别是回归时的盛大宣传，使香港和内地的历史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香港化”渗透得以名正言顺地发酵。虽然“政治的影响”比较小，但是香港在廉政方面的影响“愈来愈大”。——“廉政”，当然是政治。

香港媒体在向大陆、特别是以广东为前沿的南方沿海地带扩散信息的过程中，恰恰具有极强的政治符号作用和实际政治功能。而且，不仅媒体具有这种功能，其它多种社会交往都具备传播信息并在政治上发挥香港影响中国的作用。总的来说，这种影响促进了中国政治向对于民众更加具备责任感的方向发展。

第三，香港政治对于中国影响，更在于“可控试验”。把香港政治及其民主化对中国政治变革影响的第三个重大层面称为“可控试验”，其前提是：无论中国当前政权是否情愿，在香港主权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它都接受了香港政治中逐渐展开的民主化过程；而回归后多年以来的发展进一步表明，这种过程并没有因为主权移交而中断。中英之间的争执也好，香港主权的回归也好，都给香港的民主化发展打上了独特的印记，形成了香港民主化过程的一些特点。其中之一就是：香港的民主化发展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而这一过程的速度、力度与相应引发的社会秩序变动，基本上处在中国政府、特区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控制之下；在很大的意义上，香港民主化也被纳入了中国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具有不断反馈调整的那种试验性。这种渐进性、“可控性”和“试验性”，既是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下出现的，反过来也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

香港民主化进一步扩大香港作为“参考社会”的政治内容与方向，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树立一个范例。尽管香港民主化是缓慢的、有争议的，迄今为止还是有限的，但它已经无可避免地通过信息传布和参考效用而激发了内地官员和民众对于民主的注意和思考；对于香港的民主化，中国内地较缺少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理由来抵制。即在文化同质性极高、民族背景一致的情况下，香港民主化的试验较之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台湾例外）的民主化进程来说，对于中国的意义都要大。尽管实行“一国两制”，但今天香港的主权毕竟已经回归中国，在同一主权实体范围内出现地区性的局部民主化，这在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还不多见，在中国更是前所未有；西方文献谈“参考社会”，还没有涉及到这种主权统一范围内的案例。而在没有主权区隔的情况下，参考效用更会大大增强。以上三个角度的参考作用结合到一起，香港的民主化对中国整体的民主化来说，是条件最为接近、效果最易被接受、而效能也最大的政治试验。恰恰是香港民主化迄今为止的这种缓进步伐、有限范围和可控机制，可以为内地对于民主化的思考提供更多的正面效应。

虽然中国既得利益者对于民主的理解与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距离，但就原则而言，并不能笼统地认为中国政府拒绝民主化。中国既得利益者对于民主化的论点，一是强调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二是要求循序渐进，不能一步到位而导致社会、经济方面的混乱。香港作为民主试验的意义，主要是对于所谓“国情论”的化解作用；而中国政府的这种“循序渐进”观念，其实已经对于香港本身的民主化发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讲过，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按是否三权分立、是否议会民主来判断是否民主。他强调“要循序渐进”、“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反过来，既然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是在具有可控性的条件下进行，其举措都具有“一步一步来”的试验性，为甚么这样的举措和进程不可以在内地实行和展开？至少，是可以在某些类似香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巿地区进行。这样的疑问，已经为内地如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知识份子和官员所提出。他们要求像香港这样有控制地、试验性地进行一定范围的缓进民主化试验。既然香港可以在7百人范围内选举特区行政长官，人口是香港一倍以上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要大得多的北京或者上海，为甚么不可以在千人的人代会上民主地选举巿长？！

要在法治较为完备而秩序容易控制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化的逻辑，明显蕴涵着香港经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经济发展而今又在政治发展上都比内地“先行一步”，可以预期，随着香港民主化今后的继续发展，这种影响还会扩大；而且，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香港效应”，也将逐渐从1980年代聚焦于政府效率和官员廉洁而转向今后的聚焦于民主化。

人们希望中国高层能够主导的政治变化，自上而下的平稳过渡。很多人也都有很好的建议了，比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就提出政治特区的设想，复旦大学的韦森致力于推动预算公开化，希望由此走向预算民主和财政民主，等等。这些想法，都具备高度的可行性，完全照顾到了政治转型的平稳性的要求。只要高层具备真正政治改革的决心，从其中任何一个办法入手，都可以在不造成不可控制的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推动政治改革，逐步地、但终归会彻底地解决目前政治体制的根本困境。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当时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秘书、参与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且为中共13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的吴国光教授，建议一种平稳转型的战略叫“县政民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的100个县，实行县域内的、县一级的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县级领导人竞争选举。就走这么一步，先不用多，就可以很快消解民怨，可以达成由既得利益者主导的政治制度平稳转型。

县级的重要性，毋庸赘述。而当前的现实，可以说这一级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整个社会矛盾紧张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从这里下手，就可以直接针对当前官民对立的症结而迅速改善政治运作。为什么是100个县而不是一下子推开，就因为符合邓小平“一步一步来”的试验性。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要在治得了病和吃得下药这两者之间找一个平衡。100个县这个药，剂量是比较小，全国现在有差不多3千个县级地理行政单位，100个县可能仅仅是三十分之一。中央如果下了决心，这100个县的县级官员也没有力量抵抗改革。再少了，那也显示不出决心和诚意，反而难搞，因为那些县的官员就会观望并抵抗。不能搞试点，原因也在这里：不过是试验一下，那就拼命抵抗、捣乱，几个试点最后也搞不成。所以，出台就要有足够的规模效应。如此，就能找到平稳转型的出路，即所谓的“杀开一条血路”。

事实上，中国政治变革有很多平稳的出路。问题是有人阻挡，既不让出，也不让稳，阻挡一切可能的、任何方式的政治转型。不过，恐怕是挡得了一时，挡不了永远。挡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了，自下而上的变革要求就起来了。这就是革命。这样的革命，可能会造成一些动荡，但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总体上还可以说是平稳的。当然，既得利益者越是顽固抵抗变革，那么动荡就可能越大。中国目前局势的要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既不是危机可以逼出改革，更不是改革与革命赛跑，而是既得利益者在难以回头地制造革命。……

总之，中国政治在改革年代的变迁过程，香港作为一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产生了一种“香港效应”的政治影响；即政治参照、信息传布与香港在中国既得利益者控制下依然发生发展的民主化所产生的试验效果与由此而来的可能后续效应。现在，这种效应仍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的不可阻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