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谈的仅是个人的观点，意在交流：

一要客观全面认识东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鲁迅说的，只看到“吃人”二字，也是不辜鸿铭老先生说的可以“拯救西洋文明”，西方文化既不是胡适说的，“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全盘西化”，也不是梁启超说的“西方文化已破产”。

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为的青年和大智慧的学者抛开个人固有思维和道德习惯，全面、深入的了解东西方文化。不要《论语》、《道德经》还没看上两遍，就说传统文化是糟粕，更不要看了孟德思鸠、卢梭等人几本书，就说中国只有西方政治制度才是唯一救命前途。梁启超、辜鸿铭等那一代学者学贯中西，但他们只能针对当时社会环境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不能指望在变革的时代，前人的文化主张，能管用到现在。

二要认清当前文化的现状：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价值观，一方面文化的正面价值（如民主、法治）正在有序建立，但进程决不轻松，另一方面负面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如信仰缺位、金钱至上、婚姻脆弱、人情淡漠、诚信泛失、公民意识少为人知，农业文明渐已转化为商业文明，商业规范、法治意识甚为廖廖，社会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面临深刻的道德等文化困惑。对一个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来说，只有对文化理想和精神信念的矢志不谕，只有敢于剔除腐朽、大胆吸收创新，方能亘天垂地而屹立，时代需要文化的重生与创新，并对现实民众进行社会规范和精神导引。

三文化的路在何方：

1、认识到文化必须在交流中才能发展，中国文化曾有过伟大的成就，但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现在的文化存在巨大的困境，三四千年来，我们一直在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尤其是两汉两后，外来文化充实并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文化必须在交流中才能发展，孤立的文化绝对不会持久，过去的文化输出不值得骄傲，现在的吸收也不是耻辱。

2、认识到文化必须创新才能引领，中华民族是有着巨大创新智慧的民族，近30年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在文化上若希望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对现有文化进行创新，仅凭借传统儒家文化难以支持，全面西化也是过于单纯，个人以为这两者仅是学术口号，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新儒家的现实生活不可能与西方文明脱节，好象所谓的新儒家及他们子女大部分都生活在西方，全面西化者内心也不见得丝毫没有的“孝亲”观念。传统意义上的“忠”为何不能赋于新的内涵，不谈对君王的忠，但可以是对国家的忠诚，对自己工作、事业的忠诚，对婚姻家庭的忠诚，对自己责任和信念的忠诚等等，“礼”同样可以赋于新的内容，当子女为我们盛一碗饭时，当父母为我们寄生活费时，当老师为们传授学业时，当妻子为我们洗衣做饭时，当大夫为家庭辛劳奔波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呢，当然还有“义”、“信”我们都应该让之寓有时代的新意。

有人说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以前靠战争，现在靠金融，将来靠文化。文化只有在竞争和创新中才能常青不竭，以往许多文化已不见了踪影，许多文化正在走向没落，如果我们不能在现有困境和外来文化冲击下创造对内对外都有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新文化，被征服不是没有可能。

3文化创新必须看到所缺与所失，思想者总是与时代拉开距离的，或超前或落后，超前于时代，发现当时社会所缺少，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蓝图的，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莫尔的乌托邦。落后于时代的如老子的老死不相往来，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们对现世失去的一切感怀不已，讴歌所有传统的文化。超前的发现当世的所缺，恋后的发现当世的所失，他们从不同角度发现当世的不完美，并对之进行批判，批判是文化的本质使命，任何新文化都是建立在对现有文化批判的基础之上，但不是说全面否定，而是批判其不合理成份。

“五四”那一代人，以大无畏的勇气向旧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发起全面的批判，甚至为了战斗的需要，提出了许多过激的口号，彻底打倒“孔家店”，我们要联系当时新旧时代交替和国家积贫积弱的背景来辩证看待，“不下猛药无以唤醒民众”。胡适晚年还是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有其可取之处的。58年左右，台湾大力提倡“明礼仪，知廉耻”运动，这个运动前两年我们也搞过，只是换了种提法叫“八荣八耻”。胡适说：“忠信孝悌礼仪廉耻是一切所有高等文化和人类伦理所共有的，必须加以提倡”。只是后来“文化”被大革命后，我们失去了太多传统中有价值的文化，我们要找会我们失去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对当代社会有个全面的认识，文化创新与“五四”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那代人基本完成了剔除文化中糟粕的工作，现在无需那样过激，创新与革命是两会事。要在农业文明基本已转化为商业文明的的大背景下，吸收西方已有文化成果，有序建立新的商业规则、法治精神，进行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普及教育（当然如果能掀起一场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运动，乐观其成），让民众切实享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让国家真正成为法治、民主、和谐、富强的国家。

有人说的好，与时代拉开一定距离是产生真正思想家的前提，与时俱进的是机会主义者，因为思想不是机会。现在摆在思想者（包括所有追求新思想的人）面前的两大课题是：

第一如何全面、深入了解传统和现代文化，发现当世文化所缺与所失，并对不合理文化进行科学批判。

第二如何在批判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吐故纳新、超前思维创造出与这伟大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人文文化。

“功名毕竟属书生”，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学者，文言走向白话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胡适，这种必然可能要推迟若干年。如果着眼于当前的荣耀，这种荣荣耀必将成为过去，以个人的才智唤醒民族的才智，以个人的生命换得时代的生命，这才是千秋万代之伟业，这更是民族与时代赋于学者和青年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