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当我站在地球的另一端,眺望1937年的肯塔基州,依稀看到山德士上校圣诞老人般的微笑。他身旁是象征着百年财富的压力锅,十一种神秘香料和传说中只长肉不长毛的特种鸡,充满可见的秘密和不可见的真理。在味蕾的全球化运动中,哈兰?山德士改变的不仅仅是一只鸡的味道。
若“饮食”和“男女”果真是“人之大欲存焉”,以国人之矜持,能放到台面上谈论并实践的,大概只有一个“吃”了。恋爱工作婚丧嫁娶,莫有能够跳出“吃”而涅磐者。千年之前,“饕餮”是周鼎上“有首无身”的大怪兽;千年之后,它已然成为财富的象征和媒体语言的新宠。所以,以“恩格尔系数”这种渗透着西方国家饮食观念的经济学名词来考量中国人的生活标准,实在有待商榷。在西方钟表匠为提高计时精确性而努力的时候,中国人始终保持着自然的生命节律,日子健康滋润得如向阳而生的葵花。由是,“吃”从基本需求进一步铺张为占有时空的行为,无论形式技巧还是心态,均可与英国“人权的甜品”相颉颃。对于生活在非线性时间观里的中国人来说,要从语言和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快餐”一词,几乎没有可能。即便唐代有“逐时施行索唤”和“咄嗟可办”的餐饮,也是三五百人的大馔,少不了把盏推杯一番。这种变化,至多停留于上菜速度和简洁程度,从入宴者的心理活动来考察,与现代性意义上的“快餐”实在大相径庭。
尽管当牛顿错把手表当鸡蛋煮坏了的时候,康熙皇帝还在乾清宫主持日晷和钟表的PK大赛,事实证明,我们很快就被机械时钟所收编,以便在量化意义上完成一系列制度的创造,同时转嫁时间权威的控制。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手表俨然是比金戒指更加文明的财富。人们积聚菲薄的薪资以换取掌握时间的荣耀和对成年的确认。罗兰?巴特曾用细腻的智慧,剥离出资本制度下手表对自由的戕害,对时间想象的扼杀。但如果历史允许有博尔赫斯式的叙说,我宁愿相信,在纯粹理性的判断之下,蛰伏着有中国特色的手表情结,以及时间情结。当时代的口号从“只争朝夕”改革为“时间就是效率”甚至“时间就是金钱”,我们似乎找到了与世界并轨的方式:单向的时间概念内化为对规则的应变能力,今天——明天的永动焦虑必然指向速度追求。
于是,肯德基,一边背负着洋快餐的骂名,一边创造着流溢美金与美味的地方,适时出现在中国人民心灵和生活的转型期,扮演继母与乳娘的双重角色。1989年,山德士上校捧着压力锅转战上海。在外滩东风饭店旁,上海第一家KFC芳香四溢日进斗金。家长们一手捧着托盘,一手牵着孩子,在一家布局貌似食堂(当然色彩斑斓窗明几净很多),食品可选范围尚不及食堂(虽然价格甩开食堂几条横马路)的“外国快餐店”里排队等座。尽管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必胜客”门口等座的队伍,这些二十一世纪的肠胃却无法想象89年KFC店堂里的集体饥荒。当脆皮多汁的原味鸡块被撕开,当膏腴般充满质感的甜香扑面而来,中国人民的味蕾至此走上了深广的全球化之路。如此要价不菲的“快餐”让我们实在不能以“快”的心态和速度来解决它,于是,一部分人在吮指间回味奶油、起士不同于酱油米醋的味道,一部分人端立一旁抱怨一点也不快的快餐,儿童的饮食好奇在这个迪斯尼般色调明快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只是我们到底很拿孔夫子的话当回事。老人家两千多年前“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的教诲让我们突然醒悟到:肯德基除了炸鸡肉就是烂土豆,实在是很没有气象的饮食方式。而把鸡腿裹面粉卖到全家一天伙食费的价格更是有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要知道一个圣代的价钱甚至大于了一箱奶油雪糕棒冰,这是多么体现资本主义穷奢极欲的不等式啊。在原初激情逐渐退去后,“外国垃圾食品”成为了深入人心的概念。卡路里、胆固醇等新兴科学词汇以及一系列经过精确测量的数据,以气贯长虹之姿直指KFC糟践国人身材乃至健康的罪名。即便我们从来都不是荷兰人民那种把厨房搞成化学实验室的饮食态度。
可惜这个外国老爷爷的微笑抓住了孩童冲破传统用餐环境的向往,再多的卡路里也无法击溃小粉丝对品牌的忠诚。
如果说当年昂贵的汉堡包无法让我们产生想吃就吃的冲动,经过一整个九十年代的变迁,KFC俨然成为青少年唯一(包括麦当劳)愿意,并且能够自主选择的用餐场所。看一看香辣鸡腿堡从89年的8元到今天的10.5元,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KFC的价格增幅是远远落后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的。此外,其食堂式的用餐流程、较高的卫生信用度和独立的用餐环境也是主要成因。相比较咖啡馆的昏黄和电影院的黑暗,肯德基的纯真、明亮最适合初解风情的高中小情侣。他们不会讲究吃汉堡的动作是否可以更加优雅一些,也不会知道喝一杯清咖远比可乐有格调,他们只是需要一张抬头就能看到对方的桌子,一个风吹雨打都不怕的地方。这里停滞着一个现代性时间文化的裂变。一方面,肯德基的出现在基础意义上是为了适应紧张有序的现代生活节奏;另一方面,在中国,它却经常被认定为休闲性的消费场所,在一定程度上继续着占有时空的中国饮食经验。然而当效率意识完全参与到现代制度的构建,伴随肯德基在中国700家分店和汽车餐厅而来的,是中国人逐渐适应了快餐化的用餐方式。与从汽车加油站到市中心的西方布局不同,中国人对肯德基的接受呈现出从市中心向边缘辐射的状态,直至出现在流动速度最快的机场和火车站。当中国人对食品速度的关心超越了卡路里,我们的味蕾也终于经受住了“惊颤体验”,在最终状态上,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只有那些可以忽略城市节奏的孩子们,还在肯德基里继续着勇敢者的游戏。
我们安分守己地用压力锅烧米饭,山德士上校别出心裁地用压力锅炸鸡块。我们吃着上校的鸡块,想着是否有一天能在十五分钟完成满汉全席,振兴中式快餐。那时,中式快餐将不再是一个虚假命题,全世界的味蕾连接成速度的共同体,在有限的空间中循环对线性时间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