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日本国家纪念二战的仪式和集会上，日本现任首相、参众议长都公开发言，对日本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曾经造成的巨大伤害表示愧疚。这样的情况，撇开中日恢复建交的早期和中期历史，在若干年中，尤其是日本小泉政府以来，并不多见；而中国政府稍早第一次出面、以官方身份参加日本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也给了处在十分难以取悦本国民众的一个民主政体之下的政府——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动示好还以“礼尚往来”的由头。

一个不同的二战纪念

            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的矛盾，表面看来似乎是两国一直各自纪念了一个不同的二战，但深层次上，在日本战后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中，有若干核心的相关问题的影响，不为中国民众所熟知。

            对日本本土，原子弹爆炸是最痛苦最清楚的二战记忆，很多的日本平民认为自己是二战的受害者。协同全球战后反核武器的势力，日本曾经制作了一个流行世界的原子弹爆炸卡通恐怖电影，在日本国内，把这种“战争受害者”的自我设定心态强化到极点。在战后多年，对原子弹爆炸部分的纪念，一直是日本政府官方仪式和民间活动对二战纪念的重点。   

            对日本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战后很多年日本平民并不清楚实情，大量的日军遗孀遗孤和家属在战后靠政府抚恤津贴缓慢恢复，这里面也包括中国熟知的二战甲级战犯家属。而对南京大屠杀最早的、多年间也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官方国际纪录，是国民党政府在二战期间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很多日本战后出生的精英都是在能够直接阅读英文资料后，才开始有所了解。此外，曾经参加对华侵略侥幸存活回到日本的日军中，由于不同地区的作战和殖民方式区别很大，侵略军彼此之间也常常不完全了解对方的行径，比如日本侵略的记录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华东地区有着天壤之别。

            日本侵华的历史在冷战期间一直没有被广泛触碰。当中日恢复建交时，根据日本的记录，来中国之前，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做好了公开道歉、祭拜中国受难者并对之进行巨额赔偿的准备的。日本首相没想到，中国政府的表态是，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是日本当时的军国政府（军国内阁，以若干甲级战犯为代表）的罪过。也就是说，在中日建交之时，一个侵略责任由日本军国政府也即甲级战犯承担的表达，承担了之后多年中日交往中对历史认识的默认协议或者共识作用。建交当时，日本国内曾经提议两国共同讨论检查日本侵华历史、共同修编史书，在东京的主流报纸上，曾经辟出专门的版面作过一阵热烈的讨论，但是没有收到中国官方的任何回应，而当时中国也没有所谓的民间，日本单方面的历史讨论最终不了了之。

            日本侵华、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全面梳理一直没有进行。对于日本国内，没有讨论、检查，就没有反思和对错总结，这给残余在日本社会的极右翼思潮顽强生存、长期不褪创造了条件。

            日本残余极右翼有两类，最不为中国人所了解的一类是真正还相信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人，比如比照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也就是英国殖民体系，像香港，后来成为中国法制文明最高的地区；但这一类极右翼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但高估了日本国文明，低估了日本与中国同质文明中的劣根性本质部分，而且所谓的文明和自由的价值优先，在任何被殖民国家的精英群体中，都超不过民族自决的价值优先选择；在实践上，脱离各种条件，不但香港的例子不能被简单复制，即便美国，在二战后能以军事管制强行在日本移植民主政体并且获得相当成功，但对和平时期的伊拉克，美国通过侵略移植所谓的民主，就给伊拉克和中东带来长期混乱，并且惹火烧到美国自身。

            对于日本，从战后到中日建交至今，支撑其当初侵华战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一直被两国避而不谈、不能够在日本国内广泛讨论，这一思潮就一直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如果今天有中国人发现，曾为日本国家安全而工作的日本人中间，仍然有人相信“大东亚共荣圈”，就不需要觉得奇怪。   

宗教组织带来的日本内政困局

            而另一类更具破坏性的极右翼，就是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日本军国时期“政军教”三者合一的集权代表机构残余。但是移植了美式民主后的日本，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早已和日本政府脱钩，现在是独立的宗教组织，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社会当前对这个组织毫无办法。

            靖国神社历史上一直是日本政府设置的、为所有在日本对外战争中“替日本天皇而战”的军人进行神道宗教服务的“政军教”职能合一的机构。在被迫和政府脱钩后，为了保持其财力、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力，美化日本一切对外侵略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是这一残余机构的必然选择；而这一机构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立场选择，和去祭祀祖先亡灵的日本国民没有任何关系。靖国神社确实是从日本政府获得的最早的日本对华战争军人名单，但是最早的进入神社的日本亡军灵位中，并没有二战甲级战犯。在战后若干年的一个夜晚，已经独立的所谓“宗教组织”靖国神社，悄悄的进行了甲级战犯神道仪式，竖起了甲级战犯灵位。事情过后很久，日本政界和日本民众才慢慢广泛知道此事。日本天皇的一位家臣在天皇记事中写道，天皇说，后来他再也没有公开参拜过靖国神社，就是因为知道了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的消息。

            但是面对宗教习惯、面对曾经为日本军国政权而无辜战死的很多祖先亡灵，不去祭拜靖国同时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表达信仰和情绪，对日本人的内心就是一个痛苦的折磨。由于靖国神社甲级战犯问题带来的日本政治和宗教困境，日本二战甲级战犯之一、当时军国内阁外相的后代子孙曾经公开发表文章，表示虽然他的祖父在战前极力反对日本侵华，在战争后期极力促成日本快速结束战争，不应该是日本侵华的罪人，但是为了日本和平与日本人心安定，他们，战犯家属愿意接受将先人灵位迁出靖国神社的安排。

            由于在民主国家，政府不能够号令宗教组织，一些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官员的提议也全部遭到靖国神社的反对，包括重建一个新的神职机构或者纪念场馆。2005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一位资深官员正式提出了要把14个甲级战犯移到他处的议案，但遭到了靖国神社的拒绝。靖国神社援引日本宪法，并称不惜到日本法庭状告日本政府违宪。由此，日本学者分析，如果靖国神社作为纯宗教组织的的身份认定不改，日本政府和社会对甲级战犯的问题可作为的空间都为零。

            同时，由于靖国神社极力参与政治，搅得乌烟瘴气，一些日本军属认为靖国神社没有尽到奉灵的神职，祖先在靖国这个多事之地得不到安息，向靖国神社要求索回祖先灵位。中国人熟知的台湾原著民代表也要求从靖国请回祖先回台湾。但所有的这些要求，都遭到了靖国神社的断然拒绝，靖国神社称，每一个个体，一旦进来，都是整体不可缺失的部分，并且说一旦分离，日本国家和国民将从此丧失先人的庇护。

            有日本国民因为和靖国神社在移灵问题上的争端，把靖国神社告上法庭。但最终，靖国神社以一个宗教组织的身份，诉求宗教组织的任何宗教决定不受干涉，并大获全胜。法庭审判之后，靖国神社更加无所顾忌，发展到后来，由于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造成的日本社会心理影响，很多本来想在日本侵华和中日关系问题上说公道话的日本人，都不敢再公开发言，因为这要求很大的勇气和应对本国国民仇视的资源。

            靖国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延续政军教集权合一体制的组织，在战后日本民主政体中，以宗教组织的方式生存扩张，不受日本世俗法律和政府管制的约束。日本国内精英中的进步力量一直在想办法，要么证明靖国是非宗教性质的世俗政治组织、从而世俗法律可以管制约束它，要么剪掉靖国的政治羽翼、彻底改革它为纯宗教组织。但这中间，每每某些中国官方机构对和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活动反映过激、每每中国官方语言对靖国神社的选择性描述传回日本，都反而帮助靖国神社扩张了它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是两国在化解靖国分歧问题上多年“劳动”未见效果的原因之一。

以取悦国民为任的“民主”政权

            事实上，当代日本国内的反华情绪，尤其在中青年和青年人中间，和中日历史毫无关系，主要在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黄金期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上萧条，而后来的许多制造工业转移到中国，在日本国内，中国就成为日本经济萧条、产业转型期以及政府经济政治改革不力造成的高失业问题的替罪羊。日本有一个青年漫画家，以专画反华卡通漫画为生，在日本的青年群体中很有市场，曾被民调选为最受日本青年欢迎的日本人。

            日本民主是由于战败等特殊原因被外力强行移植的，它长时间内仍然还是小集团式的专权政治，自民党曾独裁政府和国会多年不遇对手，为了通过一部《信息公开法》，日本新生的民间力量和政治力量奋斗了十多年，受到百般阻挠。幸好移植的宪法为日本保留了各级地方政治自治，信息公开法律先在地方获胜，日本中央的自民党政府才最终和有关力量达成妥协，通过了这部实质象征着民主的“公共信息”公开法律。

            在经济的原始上升期，这样的移植民主看不出它的问题，但在经济萧条期，在错综纠结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下，就开始表现出政治经济改革乏力、取悦国民越来越难的问题。政客小泉受到吹捧，和这种格局关系很大。小泉正是和日本的大财阀势力走的最近的政客，不但他改革无力，在任上还遗留了邮储系统改革、年金系统改革等等问题，在他的后任者任上爆炸。正是利用了日本青年和部分国民中的反华情绪一再挑衅中国，他反而在国内混到爱国者和改革者的名号。

            而从历史上看，与小泉走的最近的财阀集团，也曾经是日本军国历史上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鼓动者和参与者。人类的很多战争，也都和很多国家的财阀集团有关。日本当代有若干的财阀集团正是在二战期间的财阀集团基础上扩建重建起来的，比如，二战时被日本劫掠迫害的中国劳工至今仍在起诉的日本三菱，作为仍然代表过去的日本三菱法人身份的当代三菱，不管怎样物事人非，从民法意义上，它仍然是同一法人过去罪行的直接责任人。尽管三菱或者与之类似的日本财阀当今在中国赚足暴利，它仍然在日本法庭严重诬蔑中国被害劳工、否定日本侵华历史，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也多少解释了，财力和政治势力的来源与日本财阀集团关系紧密的政客小泉，对待日本侵华历史的态度。

            而作为有着民主政体的日本，它的政府无论怎样都要以取悦国民为生，不管取悦的方式有何不同。所以，和多数的民主国家一样，日本政府也是明显的“外悍内虚”型，而非民主国家，则往往会倒过来，会有明显的“内悍外虚”型特征。当前的日本政府，虽然表面在历史问题上选择了比小泉看似让步温和（但内里更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立场，但在当前中日之间实际经济利益攸关的交往中，十分强硬。在《东海协议》中，不论双方政府的主观意愿怎样，客观上确实等于否定了国际海洋法划定海洋资源所有权的主大陆架划界原则，否定了挪威海沟国际判例标准，默认了日本单方坚持的划法，日本获得了超越国际惯例的特殊利益。但是，当《东海协议》的细节按信息公开法律规定在日本详细公布后，日本国民仍然大呼，日本政府因为历史让日本利益受了损害，要求日本政府“在今后的中日交易中确保日本利益”。

阳光下的和平之路

            历史阴影对两国当代交往的影响，一直没有停止。而由于紧密的经济贸易纽带，当前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彼此，并且，中日经济合作发展、中日政治稳定交往，对两国政府在本国的平稳执政，本身也都是攸关成败的利益所在。在日本，已经有公共意见代表声称，如果政府经济改革不能落实、经济和社会情况不能好转，他们就要组建新党完成这一任务。

            如果中日政府今天要打开一条道路，解决历史和实质问题，现在两国国内和政府的变化，已经提供了各种利好条件。其中的一个中方因素是，今天执政中国，如果能做到经济发展、民生安乐、政治稳定并且步步推进改革，这样一种能力，就已经为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日本有些人怀疑，中国政府可能仍然不愿直面中国国民党政府正面反日本侵略的历史，从而不会真正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但这样的担心根本是不必要的。今天的中国政府，早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以所谓的反帝反封建反侵略来证明自己的政府了。

            在美国的日本学者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阶段靖国神社的宗教组织性质，中日两国一定要淡漠对靖国神社问题的反应，尤其是中国，要留下时间和空间，让日本国内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

            而在正面行动上,必需由中日双方官方出面，从国家层面上共同纪念二战，并且这是不可再拖的事情，也是可看到的相对最好的化解问题出路。但是，无论中日任何一方政府先提出动议，一定都会要求确定有另一方政府的积极回应才行，所以，中日民间学界对此的讨论，中日官方之间非正式会谈，两国互驻官方机构“非传统式”的咖啡外交的先期作用，就很重要。

            而具体到两国怎样共同纪念，则包括中日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东京共建反日本侵华战争及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纪念馆，以及两国在两地共同举办国家纪念仪式。

            在北京可建“中日国家反日本侵华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残害的中国人和国际友人，纪念中国所有反日本侵略的参战军人和平民，纪念世界各国到中国参加反日本侵略的国际军人（比如美国的飞虎队）和保护中国人民免受日本侵略迫害的国际友人（包括日本友人）；在东京可建“日中反二次世界大战国家纪念碑”和纪念馆，纪念所有被日本侵略军杀害迫害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纪念在二战中遭受战争杀害和迫害的日本平民（包括日本本土原子弹爆炸中的日本平民），纪念所有因为反对日本侵华和侵略亚洲的战争而受到迫害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平民等。 

            共同建设国家纪念碑、纪念馆同时，每年在反日本侵略和二战纪念周，在北京、东京两地，由两个国家官方共同举办中日、日中国家哀悼纪念仪式，并向全球的华人、日本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开放参加纪念仪式。在共同举办纪念仪式时，应该吸取当年小泉来华，安排他进行所谓的“参观”卢沟桥而引发中国举国愤怒的教训，因为作为曾经在几十年前对中国进行血腥侵略的日本国的国家元首，到任何与日本侵华有关的遗址，当然不能是“参观”，即便不是“叩拜”，也最起码应该是“祭拜”和“哀悼”。

            另外，还需要中国政府联合中国台湾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文化教育部门一起修编、颁布日本侵华战争编年历史和教学参考，并且要从技术上淡化处理对若干局部历史数字的分歧，以成大事。这里引入台湾国民党的原因，在于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反日本侵华正面战争的当事者，有国民党的参与，中国与日本更易取得对历史问题真实性分歧的统一意见。

            这些中日政府的正面纪念和化解历史分歧的活动，也必然会逐渐排挤、弱化靖国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让它在日本的势力和思想渗透逐渐萎缩，直到有一天日本国内找到解决靖国神社宗教身份的方法，彻底解决它带来的日本政治和宗教矛盾。 

            在官方正面纪念历史、冷处理靖国、技术上淡化历史细节分歧的同时，在当前中日两国攸关经济政治实质利益的交往中，中国在应有的实质利益上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让步。另外从战略技术上看，如果中日之间的交易明明是中国利益受损的时候，中国国内越听不到反对的声音，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就会越强烈，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自认占了大便宜，日本人吃了大亏。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在代表了全球化成果的当代信息社会，与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在经济或者政治实质利益的问题上打“对手戏”，比如日本，对于中日之间国家（中央政府）层面的交易，中国国内讨论得越清楚、反对的声音越大，就越能消解日本国内的反对力量，日本国内民众由此才能相信，日本政府已经“力挺”日本利益，日本国民早就占足便宜了。这样，下一次的两国实质利益交易中，日本政府“能做”的让步也才能有“礼尚往来”的由头，对日本国民有所交待。但如果中国国内鸦雀无声、对中日交易很“满足”，那么日本国内“利益受害者”的心态，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他们就会在下一次的两国交易中，变本加厉要挟日本政府，进一步攫取中国利益。

            历史阴影笼罩下的中日当代邦交，对两国政府而言，都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了。而且关键的是，当代的两国政府和民间智慧，完全有能力在阳光下，解决历史问题，轻装上阵，走向真正的所谓“邦交正常化”。今年虽然中国还没有国家纪念仪式，但在日本的纪念活动中，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行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接下来，两国需要政府间的全面性、实质性动作。

(此文删减版刊于《南风窗》2008.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