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跌了有人喊救市，希望政府施舍些优惠政策或是对非法操控者加大打击；楼市跌了有人喊救市，希望政府在金融方面和土地方面以及相关政策上多放些水……贪婪的人们多少让人觉得忘恩负义，当股市涨得时候他们怎么就不多积点“阴德”呢？还要故意瞎凑热闹，赚了钱不懂得分享的人一大把；楼市依然，房产企业富不富不单单只听房产商喊穷，而要看看时代形势下到底什么在作威作福，权、钱从来就不是陌路客，房产商多少需要好好检讨自身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做了点什么，在维护社会法制上做了点什么，在自身社会责任上履行了些什么。

市场的结果往往不是市场自身的过错，而都是人的过错。市场好的时候得意忘形的到处投资，而不顾市场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规律以及社会法制，而且故意起哄的人大有人在；而当市场不好的时候，有哭天喊地的希望政府出来救市，动不动就说政府决策造成了经济的困境或是把败落的市场交由政府处理。如果把这样的市场行为当作一个人的行为的话，我还没见过如此忘恩负义的人，我也还没见过如此无耻的人。

诚然经济形式好的时候有利于政府和整个国民经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对政府和国民经济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经济格局里面存在的不仅仅是政府，而是各种微观个体，当微观个体自身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宏观格局当然加大了不稳定性，当然如果出现事故。但是，有的人很矛盾了，政府参与经济就要说是市场扭曲，当救市的时候却有希望政府干预经济，说白了还是为了自己利益考虑，并不是为了整体宏观经济考虑。

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跌了，楼市缩水了，股民心伤了，房产商郁闷了。许多人把责任推给政府，说政府的紧缩政策压制了经济的发展，可是，他们并没想过泡沫迟早一天都会破的，过度投资迟早一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目前中国的实际经济能力不可能使股市想去年那样高涨，中国居民的实际购房投资也不可能支持得起高额的房价。事实上，目前中国经济格局两极分化很严重，很大一部分资源被少数人占有，中国经济潜力还有很大一部分未开发，可是，那些乐观的投资者往往喜欢炒作经济现象，而且喜欢以这样的炒作方式虚抬中国经济。所以，浮躁的商业气氛特别严重，不注重社会公益和社会责任的经济潮儿大有人在。

这样一个缺乏公平的市场值得政府去救吗？救市不是把市场再次抬高，而是整顿市场，可是，那些自私的人往往看做政府救市的行为是一次拯救市场的行为。对于政府来说，市场不是救不救的问题，而应该是整顿与发展的问题。市场过热了要相应施行相关政策稳定市场，市场确实陷入困境了要辅以相关刺激方案，但是，这样的政策行为永远不会为市场炒作客而服务，而是把实际的利益最可能的给予底层社会民众。实现底层人们的经济利益，实现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才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准则，而且这样做要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市场公平、公正行为。

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本身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也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不是西方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资源是经济的基础，而人的需求是产生经济行为的导向，但是，经济不是一个具有生命的实体，而是一种获得资源的人类行为，当人类行为在获得资源的过程中出现混乱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行为出现了混乱，也就意味着资源的分配过程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古典经济学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天平的两端，所以经济行为要精良在资源分配上做到相对均衡，但是，其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是自私的，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到不公平而产生的不效率行为。按照人性自私假设下的古典经济学必然可以实现经济蛋糕的最大化，但是，当出现市场因为自私而产生失灵现象的时候还会具有效率吗？古典经济学自身也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不应该是一种相互漠视的自利行为的谈判与合作，而应该是一种在利他的行为上产生的一种诚信合作，这样，事实上市场的公平和效率都解决了。

可是，这样近乎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因为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做到诚信，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囚徒困境就很好的解释了人们是不可能完全诚信的合作的。可是，这难道说市场公平完全不可能吗？答案非也，只要出现一个公正裁决的第三方，而且信息是完全透明的，那么，公平的经济行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在社会组织中，能够以第三方出现的而且具有权威性的当然只有政府了，如果政府能够在自身的人品格上得到认可的话，作出成为经济的仲裁者完全是可以的，而且也绝对可以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共存的经济体。

所以，政府与市场，不是救与被救，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凌驾于经济行为之上的第三方，这样的第三方意在实现市场中经济行为的公平和效率，意在对不公平和不效率的制造者做出惩罚。但是，政府如何把握自身不陷入经济的内部利益呢？这就需要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分配或是从经济行为的双方获取仲裁费用，更或是政府直接成为经济体与其他经济行为相互竞争，第一种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第二种便是资本主义，那么第三种就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制度。

如果政府直接控制资源分配的话，那么政府需要的就是高尚的品格了，但是这样的话，如何监督政府行为呢——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了，从现代组织的发展和人文发展来看，做到相对高尚的品格是绝对可以存在的，那就是政府内部的相互制约和法制的独立性，当然，内部的相互制约会使政府本身消耗，所以，这就需要法制的独立性，法制的独立性必需建立在整体的相互监督上，而且必需控制任何一方相互勾结。但是，这样我们仍旧无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府政府控制资源体系，因为这需要我们放弃自利主义，需要我们拥有宽广的胸怀，需要我们高尚的人格。所以，这就是今天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政府正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形象，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因此，就目前中国来说，资源政府控制下，事实上市场的困境在于经济行为方自身勾结的隐藏和信息的不对称，但是，从政府的在经济中的角色来看，政府的责任不是经济的责任，而是第三方的责任，所以政府采取的经济行为不应该解读为一种市场性质的行为。

从我国政府以及西方政府在经济中的许多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组织中，政府成为经济仲裁者的角色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国家都如此，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都是重要的一项职责，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脱离不了经济框架。这样的行为根本不在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而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公共服务”，这样的“公共服务”不是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而是指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站在经济之外来服务经济。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公共服务”的政府角色，关键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集权性，这样的集权性不是个体自由相对意义的集权，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了现代社会严密的组织性质，这样严密的组织性质使个体已经无法脱离组织而独立存在。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最具有组织性质的组织，所以，政府事实上成为“现代集权”组织，与所谓的专制是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因为专制主义仍然是少数个体的控制行为，而“现代集权”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个体意志的专制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现代集权”看做是一种“组织的专制”，但这是公平的。

我相信，在这样一种现代组织的“集权”下，以资源所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将不会成为根本所在，因为资源的控制已经不具备争夺条件了，当资源的控制已经被确定之后，将不会以资源的所有来进行社会制度定义，而是以资源的分配方式来定义社会制度。我们从现代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出发，可以发现这样的新体制已经在慢慢孕育中了。最终，以所有制决定的社会制度将被分配方式决定，而如果政府的行为以最广大人们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时候，那么，政治制度的观念将在我们的社会中慢慢边缘化，进而是国家之家仅仅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根本政治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