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知名经济学家 　　　　本报记者 　　阳淼 北京报道

　　奥运过后,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低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就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形势依然堪忧，股市低迷，出口不振，沿海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前段时间，中央决策层密集调研沿海制造业，谋求解困之方。当下，宏观政策如何调整？有无解决困难的良方？

　　经济模式转型是根本原因

　　新京报：出口不振、内需不足，原材料和资金成本连续上升，我国制造业遇到了困难，最近中央领导接连视察制造业一线大省。你认为是否有必要放松宏调措施来“挽救”中国制造业？

　　谢国忠：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调控措施的松与紧，而在于经济模式不能再执行修修补补的策略，必须有一个大的变革。在经济世界中，市场力量往往是大于政府力量的。很多事情，是经济规律而不是政府意愿起作用。

　　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是各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以前的生产要素中，人力是近乎无限供应的，资源价格是被低估的，环境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1995年－2005年，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但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过剩的供给使劳动力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特征，工人们彼此竞争，使他们的工资仅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

　　现在这些要素都开始由市场定价，《劳动合同法》的推出以及平均工资的不断提高，让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低代价地大批提供；环境不可能一直被放任恶化，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大环境决定的；资源价格现在由全球制定，油价即使回落，也不可能重回20多美元一桶的时代。过去那种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了，这不是几个政策就可以扭转的。

　　新京报：有评论认为，不是紧缩政策导致制造业出现问题，而是紧缩提前暴露了一些中国企业的问题。

　　谢国忠：是的。上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1998年国企改制、加入WTO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国际市场的结果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眼下到了再一次变革的时候。

　　目前最重要的几点：有些制造业实际上已经是空壳企业了，要淘汰掉一批这样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要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而不是价格和退税跟别人做生意。油价上涨，世界财富在向资源输出国流动，要想办法打入石油生产国这些富国市场，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在支柱产业方面，城市化的策略应该被固定下来，大城市、超大城市才有希望。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当城市化进程真正地推进时，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反过来成为经济的重要支柱。

　　必须要放开能源价格。能源价格由市场制定，这是整个世界的现实。一味地人为压低能源价格，从补贴中获益最大的是富人，也扭曲了制造业的真实成本。

　　最好不要阻止经济调整

　　新京报：不过，价格管制政策在客观上确实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

　　谢国忠：是的，在原料和能源方面，价格管制措施压低了名义上的通胀率，但这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掩盖。生产要素价格被限制住，中国制造业的“价格战”竞争模式和资源浪费的生产模式就不可能被改变，问题只能是拖而不决，不会自动消失。

　　前两天有报道，浙江一家集团的老总消失，还不起债，发不起工资，他只有逃到海外。一些企业现在其实就是靠“债务”生存，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债务泡沫就会破裂。

　　一些中国老板，名下有十几家几十家公司，仔细核算下来，总资产是负的。他靠这十几家公司跟地方官员打好关系，贷来款，在内部周转流动补窟窿，以此来实现“业绩增长”。有些企业就是在这种债务游戏中作出业绩，为地方的GDP增加一些数字；反过来，他们由此会得到批地、批贷款的优势，继续生存下去。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一上升，银行一紧缩，他们就挺不住了。

　　新京报：政府是不是要坐视这些企业垮掉？要不要出手相救？

　　谢国忠：在经济调整的时候，最好不要出政策去阻止它调整，而是用政策来预防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波动。就像物价控制，现在用价格管制来控制通胀，但物价控制最终引起短缺，短缺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通胀，随后引起公司盈利大幅度地下降，股市也下降。

　　政府也不是完全不作为，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那些在高通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保护，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有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高校大学生的补贴，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出台更多的新举措。

　　加息仍然是应对通胀的必要措施

　　新京报：就货币政策而言，在制造业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加息仍然是应对通胀的必要措施吗？

　　谢国忠：当然。坚持不加息的声音主要是担心吸引热钱流入，但问题是现在热钱已经在流出。据我所知，现在香港、台湾的热钱都开始外流。

　　此外，热钱流入的问题还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首先，可以强化对资本账户的控制。尽管长期来看，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更迫切的是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独立货币政策，通胀在中国将不可控制。

　　其次，为了避免热钱流入，中国可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水平。例如，可以在两年或更长期的存款利率中加上通胀率，类似于通胀保值债券。“热钱”缺乏进行长期投机的耐心，所以，提高长期储蓄利率不会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却能够为存款人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加息对制造业的融资可能会带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迟早要到来，经济结构不调整，单靠不加息来保护制造业是拖延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反对加息的实质性压力更多是来自地方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因为一加息，地方可能会倒闭一批企业，客观上政绩就会不那么好看。

　　新京报：现在提出要在控制通胀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你认为这一目标应如何达到？

　　谢国忠：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虽然我们仍然要保持经济增长率以保持稳定，但是不能够在原有的模式上，通过宏观的刺激，比如说多贷款，来推动经济，这样很可能引起危机。我认为现在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通胀问题，所以从紧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通过我刚才说的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淘汰一批没有效益的“债务维持”型企业，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

　　^{本报记者 阳淼 北京报道}

　　■ 评中评

　　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目前这一紧要关头，笔者认为，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尤其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放松。针对宏观调控对某些地区、某些行业产生的冲击，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并承受结构性调整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财政政策来缓解相应冲击。

　　宏观调控的方向不能变，根本原因在于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并极有可能重新爆发。虽然最近两个月以来CPI同比增速有所下降，但PPI同比增速仍在上升。经验证据显示，PPI的上涨在经过6－12个月之后，将会传导到CPI上。而推动物价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已经由此前的猪肉、食用油等粮食价格上涨，转变为能源、原材料、劳动力、资金成本的上涨。如果PPI的上涨不能转变为CPI的上涨，这就相当于企业承担了成本的增加，却不能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必然导致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

　　笔者认为，伴随美元贬值以及全球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今年下半年PPI将会继续上升，而CPI也极有可能重新反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政府放松货币与信贷，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超过8％。而以往的经验显示，一旦通胀率超过8％，它就极有可能跃升至10％以上，甚至出现失控局面。这不但意味着中国政府之前的宏观调控努力毁于一旦，而且可能强化中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形成“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对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尤其是沿海一带的中小民营企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各方面的证据显示，沿海一带破产倒闭的企业数目不断上升，外资撤资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为了维持生产运营，有些中小企业举借年利率超过50％的民间借贷，资不抵债风险越来越高。如此之高的成本是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吗？

　　我们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上述问题。第一，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必然会有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中是不可兼得的，我们要坚决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支付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的代价。我们要防止总需求过热，就得面对部分企业破产倒闭的代价。何况，沿海地区的某些低附加值、高能源消费、高污染的企业，本来就应该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中被逐渐淘汰。劳动生产率低、经营不善的企业本就应该被劳动生产率高、经营管理良好的企业兼并收购。而宏观调控造成的艰难环境正是企业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良机。

　　第二，在保证从紧货币政策方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以及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来缓解宏观调控对沿海中小企业的冲击。

　　例如，笔者一直认为，出口退税率不应该作为中国政府刺激出口或遏制出口的工具。出口国政府退还出口企业增值税，是符合国际惯例的通行做法。出口退税的理想状态是不论企业对外出口还是对内销售，承担的增值税负担都是相同的，因此，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是中性的，既不应增加也不应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在中国，出口退税已经成为政府调控出口的常用政策。因此，当前政府应该停止下调出口退税率，并将出口退税率提升到中性水平上。

　　又如，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并不是宏观调控一手造成的。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改变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小民间融资机构。不过，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可能恶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例如，如果中央银行选择加息而不是贷款额度管理的方式来实施调控，那么只要中小企业能够支付更高的利率，它们就可能获得贷款（毕竟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远低于地下钱庄）。但如果中央银行实施额度管理，那么中小企业由于规模效应以及缺乏关系，注定将成为银行信贷额度收紧的牺牲品。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为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数量型货币调控政策应该让位于价格型货币调控政策。只有及时地实施利率市场化以及大力发展民间融资机构，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处于一个十字路口。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为缓解调控对某些行业与企业的冲击，政府可考虑实施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我们也必须正视和承受宏观调控的成本，只要这些成本是合理的与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