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民张庆因受虐被殴，死于长春市第三看守所一案，有了新进展。8月18日，涉案的7人被长春市双阳区检察院诉至法院。起诉书称，在三个干警的指使下，四名在押人员向被害人张庆嘴中灌盐，并实施殴打、掐睾丸等虐待行为。起诉书指控这7人“实施虐待以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新京报》8月29日）。

   至此，这起长达一年多的命案终于尘埃落定。然而，笔者关注的不是案件即将终结，而是这起案件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什么3次尸检却有2个截然不同的结论？

2007年6月28日，张庆因涉嫌赌博被羁押于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在看守所干警刘闯、王彦闯、孙振动的指使下，张庆被穿上“约束服”，6月30日至7月2日，4名在押人员向张庆实施灌盐等虐待行为，长达50多小时。2007年7月2日6时许，张庆昏迷后死亡。张庆死后，省检察院挂牌督办，长春市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很快进行尸检。

请看三次尸检的报道：

第一次尸检工作由吉林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承担，认为“可由于肝硬化致肝性脑病死亡。”“外伤不构成死因，可构成死亡的诱发因素。”此结论未获家属方认可。随后，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受委托后重新作出鉴定结论，与第一次鉴定相差不大。今年4月21日，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第三次鉴定，结论是“被约束、喂盐、堵嘴、殴打后，因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死亡。”

   3次尸检，第1次与第2次相差不大，第3次与前2次结论就大相径庭了。如今，一目了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就是干警指使所致。笔者思考，为什么同一尸检，却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呢？

无独有偶，4月2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安徽阜阳仿白宫办公楼举报人狱中蹊跷死亡》一文。检察机关出具的调查结果显示，当事人李国福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国福自杀的结论，认为死亡原因蹊跷。理由：3月11日，代理律师获准3月13日上午会见李国福。3月13日凌晨4时55分，李国福死亡。3月17日下午，其子李登辉拿到了死亡鉴定书，结论是自缢身亡。为什么李国福在会见律师前几个小时突然死亡呢？其次是李国福“脖子两侧有很深的勒痕，正前方颜色很浅，双目紧闭，嘴巴紧闭，锁骨附近、后颈部和背部有大片青紫”。这与自缢身亡特征不符。再次是依据死者家属反映，李国福生前性格开朗，从未流露过死的念头，管教和同室人均表示，李国福情绪正常，没想到他会死，怎么会突然自杀？察看了死亡现场，上吊的铁栅门横栏与李国福身高相当，怎么能吊死人呢？上吊的布条是从哪里来的呢？而死亡鉴定书上说是用绳索上吊的，两者说法为何不同？监狱有两道安全岗，李国福上吊的铁栅栏后就是一条路，对面还有值班的人，怎么没人发现他上吊、听到他挣扎的呻吟？上吊死的人怎么会紧闭着嘴巴？这一系列疑云无法解开李国福属于自缢身亡。

以上是两起轰动全国的命案。同一案件却死亡鉴定结论南辕北辙，而且屡次发生，除了说明医疗鉴定机构业务水平存在差距之外，还能说明什么？说明了我国尸检鉴定制度存在严重制度缺失，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笔者仔细查阅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共7章48条，没有一条是针对鉴定者的法律责任。虽然在第二章“专家库的建立”里提出了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专家库候选人的条件，比如“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这充其量只能衡量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求，而且是道德素质的要求，目前在一个充斥着金钱与肉欲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道德要求是很不够的，而且很难凑效，如果没有钢性约束力的制度，公正的天平上法码就容易偏离而滑向邪恶的一测。

另外，送检的双方，类似上述命案，一般情况一方都是公方（比如检察院），另一方是受害人家属，很明显受害者家属是弱势的一方，公方等是强势一方。在与鉴定医疗单位的关系处理上受害者家属是无法与公方相抗衡的，这一点天下人都清清楚楚。

要想同一案件尸体鉴定结论不出现大的偏差，或基本相同，就要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增加鉴定医疗机构的法律责任，就要有相关的条款来制约。通过法律约束，迫使医疗鉴定机构技术人员能够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去处之，使他们不敢越轨，一旦越轨，将要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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