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奥运之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关于奥运经济和“后奥运”的种种辩论、分析中，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都直接或间接承认，今后的挑战更艰巨。

　　由于支撑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政策和社会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而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今后将不再有同样的效力。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认为，在通过30年努力把自己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通往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路途将更艰难，警惕“转型陷阱”至关重要。

　　裴敏欣说，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阶段，但必须看到，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就都是相对较容易取得的。

　　而现在，政府说的“深化改革”，需要对付的基本上是难啃的硬骨头。

　　他在接受“中国丛谈”采访时表示，今后十几年中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攀升过程中，将面临政治、经济政策和社会陷阱，以及他所称的“综合”陷阱。

　　政府再定位“很迫切”

　　他认为，政治挑战中最主要的是政府的转型，是从以发展为中心到以服务于公众为中心的政府责任的转变，真正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发展型的政府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攀升时是合适的，但在下一个阶段就不适用了。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利益分配日益不平衡，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显著退化。

　　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问题，而是社会不公问题、社会服务问题。

　　与此相左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

　　裴敏新认为，这是个两难问题。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从近期而言是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如果继续沿袭已经被证明有很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政治成本的政策，将后患严重。而后患之一就是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

　　政府再定位“最难”

　　裴敏新认为，政府职能的转型必然涉及利益再分配，而这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权力的运用、民众权力如何得到体现、民众权益如何得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意味着需要目前体制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改变“游戏规则”，让过去三十年发展中未能享受高速发展利益的群体更多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裴敏新指出，这不仅涉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更重要的是执政高层内部会有分歧。

　　而贫富差距构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会陷阱。

　　贫富差距“赶超”拉美

　　以贫富差距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墨西哥的水平。根据过去五年的趋势判断，贫富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

　　贫富差距构成发展途中的陷阱，是因为它除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根源，长期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内需疲软、增长无法持续。

　　拉美过去三、四十年的经历提供了明显的证据。

　　贫富差距曾经是对毛泽东时代“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反动，对中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如果贫富差距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而变成痼疾，那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障碍。

　　转型“综合陷阱”

　　关于中国的“主义”，曾经有“姓社姓资”的辩论，近来出现“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还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讨论。

　　裴敏新认为，考察中国经济生活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人们会不无忧虑地发现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因素很强。

　　他说：“最主要还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

　　他认为，转型陷阱的出现，最关键的问题是市场改革没有到位、国家的权力和执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过分强大。

　　他说，今后除了在技术层面解决人口结构问题、消费不足、贫富不均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如何从一个以政府为主的政体转型为以社会为主的政体。

　　以社会为主，意味着政府要逐渐从许多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活动中脱离，同时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并让社会团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

　　裴敏新指出，这就需要继续机构改革、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以及发展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