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杨言080902
文明自信与政治自信
海内外学者和专家在回顾和总结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时，都不约而同谈到了自信的问题。
郑永年认为，北京奥运会的过程和结果表明，经历了世纪之久的文明悲观论之后，中国人再次寻回了文明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较之其他任何东西，这种文明自信对中国今后的内政外交都会有更为持续的具有冲击性的影响力。
他指出，帮助中国寻回文明自信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次文明的复兴是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全面开放政策的结果。
很多大陆的学者也注意到，新一代中国人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开始用平视，乐观的目光来观望西方，观望世界，在中西未来的交往中，如果中国能够走出对西方的“追赶情结”，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到西方的中国观的变化，肯定会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冷战之后，中国仍然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没有像西方政治学者所预见的那样，和伊斯兰 文明结合在一起挑战西方，关键在于自己本身也避免了和西方的直接冲突。
很多人在注意到北京奥运会让中国人寻找回中华文明原本固有的自信的同时，也指出， 真正的文明复兴或者新文明的产生必须配合政治上的自信。
郑永年今天在联合早报指出，政治上的自信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文明的复兴和开放有关，那么文明的衰落也总是和政治上的不自信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未必会同意五四运动和河觞电视剧都属于文明不自信和文明自卑范畴的观点，但“文明的衰落和政治上的不自信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因为类似的历史教训就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也可以说，一百年的历史，离现在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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