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城市的探访，来写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化的故事，是很有趣的“政治地理”题材的操作思路。这样的“城记”系列，别有风味。

写完《追寻昔日的喇嘛王国》后，借着病假休养，开始读《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三遍。其实自己在《追寻昔日的喇嘛王国》一文中，是通过达赖喇嘛的单一人物故事为主线，来写西藏1959年民主化的故事；与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时间顺序发展为主线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相比，要讨巧得多。

因此这回试图解开的，是林达的文本脉络和结构把握，看看作者如何用旅行的痕迹、用人物的故事，来贯穿出整个法国大革命：

巴黎的最初印象，自然是从书中获得，也是林达带上《九三年》这本书去巴黎寻访革命的起因。然后作者从城市的建筑开始写起，进而溯及巴黎城的源头西岱岛，并点出城市的重要特征——处处教堂，为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巴黎埋下伏笔。（Chapter1-Chapter4）

接下来，是由面及点，通过小城阿维尼翁和圣丹尼教堂的寻访，展开政教合一的巴黎中世纪。而对安布瓦斯和卢瓦两座城堡的游逛，又牵出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复杂局面。这些，都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刻下“宿怨”的铺垫。（Chapter5-Chapter8,1589年之前）

然后，便是波旁王朝与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幕布的揭开。风暴中心的凡尔赛宫是第三单元的开头，整个波旁王朝由此浮现；巴士底狱是第三单元的结尾，留下暴民政治勃发的萌芽。期间，是借伏尔泰咖啡馆牵出的伏尔泰，以及拉法耶特。两个代表人物的故事，分别刻画出知识分子、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扮演，又为大革命的全景添加了观察的双重维度。（Chapter9-Chapter13,1589-1789年）

至于暴民政治的定型与之后5年的革命恐怖时期，是从对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探密开始的。嗜血的民粹和癫狂的领袖，最终酿就1792年圣·谢荷曼教堂式的九月大屠杀，还有1793年革命的炮口对准杜勒里宫，吉伦特议员们纷纷走上断头台。期间又通过协和广场来折射整个革命兴衰，点出法国大革命独有的“自由与公意”的矛盾；最后则是用这个广场上的断头台，为整个革命画上一个带血的省略号。（Chapter14-Chapter19,1789-1794年）

最后三章自成一个单元，重在反思革命思想的流变与恐怖革命的终结。思想的流变通过先贤祠中伏尔泰(1791年)和卢梭(1793年)来记录；而革命的终结则回归到巴黎地标凯旋门，拿破仑的强人政治结束了暴民政治，但雨果端出的那把善与人性的标尺，为每一个法国人提供了迟到的反省。（Chapter20-Chapter22,1795-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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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闭上眼，细细回想自己在这本不足300页的书中，看到了什么？

第一，看到了与传统教科书中不同的革命，以及革命的异化：

“革命，在很长时期里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我们几乎是在渲染革命的气氛中长大的。从我们开始学习语言起，这个字眼，就和阳光、空气、美好、光明，等等一起，成为我们童年梦想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需要寻求解释，不需要思索和理解的一个词。革命总是好的，假如有问题，只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再长大一些，我们进了学校，就知道革命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了。我们开始背诵，‘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知道，由革命引发的死亡，由敌我双方组成。其间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革命教育至此基本完成。”

“以‘祖国’和‘革命’的名义，用任何方式对待一个人都是‘合理’的。要在论战中取胜，抛出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是最有力和行之有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已经确认。”

“用屠杀来维护权力，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都曾经试过的方式，可是历史自有规律。”

“事实上，暴力革命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它就爆发了。……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革命、自由的名称没有变化，内容却已经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只要不跟随着日趋激进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了。……这1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演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

第二，看到了民主化历程中先行的思想，以及思想被不可避免推向极端：

“由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是一个危险的状态。……思想的先行，制度的陈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呢？”

“社会变革由街头民众在推动，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思想。……人类在进步，这种进步常常是由看不见的思想产生的。路易王朝的国王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上去只为取悦他们而存在的艺术，使人的心灵从粗野麻木变得多愁善感；在包含着艺术在内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开始能够细微地体验痛苦和美好，对于幸福的理解开始超出了一块黄油和面包；感性的体验开始交织理性的思考；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长，自由、人道，这样曾经和平民百姓无缘的字眼，逐渐成为一些人无法回避的思考内容，甚至成为一些人舍身追求的目标；一些人，甚至是贵族，他们关怀的目光终于有可能开始超越自己。即使以最保守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历史局限，他们也绝不是抱成一团抵御变革的历史绊脚石，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优秀者，甚至有意识地站到了历史进步的一面，参与颠覆他们世袭的优越。”

“大革命只是需要偶像，需要理想化的思想。可是，没有一种概念是可以任意推往极端，而不受边界限定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是由‘公意’这样一个概念作先导的。多数人的意思，就是公意了。为了帮助一个公民幸福，就必须强迫他先自由，也就是先服从公意。”

“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历史无可避免的路径。……当卢梭推出公意的说法，这里的民，已经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人的集合，而是美化和抽象的、非常虚幻的人民整体。而虚幻整体所拥有的权力，已经由罗伯斯比尔们，借着人民的名义在掌控和操纵。……当公意终于和人民一样变得不可捉摸，真真实实的个人自由，在眼睁睁地迅速失去。”

第三，看到了民主革命外衣下嗜血的民粹、弄权的政客：

“聚众和上街是有瘾的，革命也是有瘾的。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内在变更，不是街头的外在形式。制度设计需要知识，需要妥协，需要协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会议厅，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动。”

“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中，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经历的是‘零历史’或者‘短历史’。……在解放底层民众，将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还到他们手中的同时，社会最容易普遍产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转为对底层民众的赞美。这样的美化，又通常导致赋予他们过大的权力。在权力的催化下，原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原本软弱哦和善良的人们，一夜之间变得狂暴和肆虐。……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历史的一个误区，是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的品格高下。其实最可怕的是一个领袖对权力本身的奢求，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毁灭性的破坏和建设性的破坏，一边注重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边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特权。”

第四，看到了民主化回潮中艰难前行的公民教育：

“在欧洲的中世纪，政治契约文化并没有形成。初期被实力平衡所保护的契约，只有在事实实行多年以后，人们尝到了遵守契约的甜头，懂得了维护契约的妥协退让，可能形成双赢局面，将大大优于两败俱伤的拼斗较量，契约文化才算形成。”

“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这个进步需要时间。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费时费力。”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对残酷的展示和鼓励，成为公众节日和公共教育，使后人不堪回首。”

“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

第五，看到了制度保障的失而复得：

“我们习惯了简单的历史分期，教科书简单地一刀切去了1000年中世纪的黑暗，打开一个阳光明媚群星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类缓慢的进步在推动着对人性的思考，可是从制度层面着眼，文艺复兴并没有立即触动旧制度本身。一个在制度上没有任何触动的旧时代，很多变化只能是缓慢渐进的。对于残忍的普遍认同，对于苦难的漠视，仍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路易十四在加强的，恰恰是一个必然要崩溃的旧制度，是一个在本质上不人道的、对底层生命毫不在意的旧制度。……平民个人权利的增减是没有制度保障的，是以一种上层恩赐的形式给予的。今天给你的权利，明天不需任何理由就可以收回。……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化，就是底层平民有越来越多的申诉渠道，有保障自己权利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被逐步地制度化。”

“进步的成果，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理想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仆倒。”

最后，看到了历史学家的偏心，也看到了对历史真相记录、追寻和反省的必要：

“不论在什么地方，留下的往往总是上层的历史，而芸芸众生常常是被忽略的。……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是在热衷于剖析上层的路线斗争，派别的此起彼伏。我们目睹的主要历史场景，在书中会大块大块地消失。”

“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

“100年，可以积淀、挣扎、反思而产生雨果。100年，也可以推陈出新，埋葬一段历史，因而彻底忘却，整个民族并不因为经历了什么而有所长进。”

“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的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它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鲜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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