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说：“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名言在西方都被称为“黄金律”。但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这也是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的原因。

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孔子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他和莎士比亚一样，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

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

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伟大哲学家辈出的国度的公共场所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孔子也备受推崇。西方出版的“100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中，排名第五的是孔子，美国人还尊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孔子在西方的300年

1993年，一位名叫莫格（William Rees Mogg）的学者在汉堡发现了一本1691年出版的《论语》英译本。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最早的孔子著作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从法译本转译过来的。法译本又是从拉丁文译本转译过来的。该书的前言中说：“这位哲学家（孔子）的道德是无限辉煌的。”

最早把儒学介绍给西方人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一位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7年，是他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才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由此可见，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至少已有300年的历史。

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花费了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理雅各（James Legge）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穷几十年之心血翻译"四书""五经"。

孔子的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莫格称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他为此写了《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文中感叹道：“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

西方的儒学研究

18世纪时，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这一讨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通过讨论，孔子思想基本上为欧洲学界所了解。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孔子学说走出学术圈走向大众。一时在大众文化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热”，“Confuciussays”（“子曰”）这个词语也半认真半开玩笑地不时出自西方百姓之口。

今天，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在。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亲笔”作品，但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三个伟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孔子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撰写的；记录古希腊苏格拉底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描述耶稣言行的《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

20世纪以前，西方的儒家研究成果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这时的研究在文献学方面已经达到一定水平。除教会外，法兰西学院是最著名的研究机构。19世纪后，这些国家在近代工业化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工商业的发展激起了英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汉学也随之在英国兴起。传教士理雅各倾数十年之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继理雅各之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翟林奈（L．Giles）父子除继续翻译儒家经典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儒家及其竞争者》。

美国人对儒家的研究要晚得多。二战前，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英国，但二战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最早从事儒家研究的美国学者要数顾立雅。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代表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儒家研究水平。

耶稣比孔子晚5世纪

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震惊了，因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正因为如此，西方人对孔子更是尊敬有加。这两句名言在西方也都被称为“黄金律”。

虽然孔子不是宗教创始人，但国外却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西方不少儒学学者也往往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孔子。他们认同或欣赏儒家价值，致力于儒学及其现代意义的研究，但他们都信仰基督教，有的当过基督教传教士，有的是身居要位的神学家，有的还是宗教界有着广泛影响和特殊地位的学者。

和古代希腊哲学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传播和发展也不应受地域限制。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孔子与“东方价值观”

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其原动力几乎近于枯竭。西方一些饱学之士，转而在东方哲学中寻求新的泉源。美国学者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一书，呼唤西方学者开拓新思路。

亚洲经济的发展不符合韦伯所说的“只有新教伦理，才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就不无道理。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东方价值观”的概念，促使人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对孔子学说进行重新解释。

“东方价值观”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在西方出现了一场争论。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东方价值观’。这些新儒家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价值比我们的好。”“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1996年1月8日，伦敦《金融时报》刊登文章《孔子规则：在今后十年美国将保持在亚洲的经济领先，但它可能会从该地区学到更有价值的社会课程》，教训美国人应向亚洲学习。该文说：“美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是其他国家理所当然的模范。但是这个模范的角色现在遇到了挑战，这个挑战不是来自僵硬的欧洲，而是来自东亚。”“美国如果鼓励美国人自愿地去采用一些孔子的教诲，其社会将会有莫大的受益。”

美国兰登书屋（Random）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孔子与现代管理

于是，不少东方和西方的学者都在探讨儒家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孔子的“中庸之道”如何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就是一例。

有人认为，从复杂变化的情势中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庸”。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中道管理”，也就是“合理化管理”。有人用M理论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M是“人”（man）、“中庸”（medium）与“管理”（management）的字首。从字形看来，它左右均衡，切合“中”的特性。英文26个字母中，M也正好居中，也正合“中庸之道”。

祭孔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吗？

近年来，随着大陆“国学热”的兴起，“祭孔”也成为每年九、十月之交的各大媒体频频出现的关键词。2004年，伴随“少儿读经”大讨论，祭孔活动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2005、2006年，伴随着国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全球联合、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到了2007年，曲阜祭孔大典的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机构，打出“世界华人华侨同祭孔”的主题，并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结合，将《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五句名句推荐给北京奥组委，作为北京奥运会的迎宾语。四年之间，从羞答答的民间行为，到部级政府主导的官方仪式，祭孔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形象，也由教育家、哲人，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在对待祭孔的态度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担忧对孔子的公祭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而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们，则期待着通过政府对孔子的认同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即走向传统的文化认同。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担忧，还是期待，都不得要领。

如果说传统王朝的皇帝祭孔，是通过文化认同走向政治认同，那么近年的祭孔，则是立足“民族”，打出孔子的“牌子”，以利于民族认同，从而走向政治认同。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国民的国家认同。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一套透明的民主制度，把选票交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让每一个公民通过实现对国家的管理，而形成对国家的认同。除此之外，便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宣传，往往需要一个共同的图腾或类图腾，这个图腾或类图腾必须能够有效地唤起国民广泛的情感共鸣。民族主义宣传便是通过这种广泛的情感共鸣，把天南海北、成千万上亿互不相识的人们结合到一起，通过有效的想象，把自己纳入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宣传大致上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最高领袖为民族代表，例如“太阳出，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唱，便直接把“领袖”从“人民”凸显出来，通过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人格，去做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代表，维系一个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而像“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一类的思想，则更进一步把“国”之领袖的价值致于“家”之父母之上，从而达到国族认同的目的。第二个阶段是普遍以自然物、以对历史的悼念所为民族国家的类图腾。以自然物为图腾的，主要是把一个版图已经确定的“祖国”比喻成为“母亲”，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体比喻成一个家庭（例如“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唱），以历史悼念所作为类图腾的，主要表现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中，参观者通过对一段历史的集体回忆，来认同共同的当下。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加上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中寻找一个作为国族的“自己”，成为民族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的表现，而其重要内容，便是发掘传统的文化认同，以服务于当下的民族认同，“祭孔”便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第三个阶段开始启动的主要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中，孔子受到新的重视、尊崇，并非因为他是“至圣先师”，更非因为他是“素王”，而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历史上的哲人。孔子之所以受到公祭，不是因为祭祀者认为他的学说有裨于当下的政治建构，而是因为他是“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面向世界的时候可以打出去的一张牌子，而且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孔林可以作为曲阜市、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的帝皇祭孔，是在儒法相济的治国理念中，为自身的权力正当性寻找一个高出于皇权，又为皇权所任意解释的依据。而近几年不断升温、升级的祭孔大典，实质上便是把孔子塑造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导师，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地方性文明，增强国族的凝聚力，从而达到以政府主导的文化认同去支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可以说，近年祭孔是国家权力合法性出现新危机之后，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直接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通过新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通过民族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而在政治行为的逻辑中，文化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孔子”这一文化形象，通过“民族主义宣传”的行为逻辑，便与“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变成一个政治形象。

正因为当代祭孔，是通过民族认同（而非传统的文化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所以没有任何端倪可以证明祭孔会是一种文化认同——即回归传统文化的行为，因此，在现阶段，无论祭孔的规格多高，规模多大，既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政教合一”，也不可能出现新儒家所翼图看到的“诱君入道”。但是，作为民族认同的孔子形象，如果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那即将变成排斥人类文明价值，甚至成为宣传民族仇恨、战争的靠山。这才是真正必须引起警惕的！

附：“义利之辨”，再论儒家道德洁癖的危害

“偷生讲义”，论儒家道德洁癖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