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台湾海洋大学通识中心教授王昆义在其《北京奥运与中国的“城市革命”》中说，8月8日在北京所举行的奥运开幕式，在炫丽表演的背后，可说是把中国二十几年来所推动的“城市革命”也带到最高峰。只是，北京奥运之后到底中国的“城市革命”要往何处去，将是全球持续关注中国大陆发展的焦点。
王昆义教授说，1949年以前，毛泽东透过“农村革命”的战略，成功的建立了大陆的政权，但建政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继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继续扩展他的“世界革命”。那一波由毛主义所推动的世界革命里，在1960年代时达到最高峰，欧美各国内部不断掀起的学生运动，就是接受毛主义打破国家机器僵化建制的“世界革命”，而既使毛泽东已经死去那么多年，他仍然影响着类似尼泊尔那些边陲小国。
1979年以后，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下，中国努力扭转大陆持续进行农村革命的歪风，改由“城市革命”带动农村发展的政策。这一个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城市革命”，成功的在大陆的沿海地区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让中国的崛起有机会挤入到国际强权的行列。
所以，毛泽东以共产主义推动农村革命的结果，虽然帮助中国取得政权，却让大陆人民陷入“一穷二白”的困境；邓小平的“城市革命”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后，成功的藉由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变革。
王昆义教授认为，胡锦涛在北京推动了继邓小平、江泽民之后的“城市革命”，并且成效斐然。
文章说，邓小平的“城市革命”是从1980年代在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开始推动第一波的改革；1990年代再由江泽民接续在上海推动第二波的城市革命。
2003年以后，胡锦涛接棒继续透过北京奥运，在北京推动第三波城市革命。在接连不断的“城市革命”之下，如今大家所看到大陆沿海地区的繁荣景象，就是中国这三代领导人不断推动“城市革命”的成果。现在，北京奥运不只把中国三十年来进行“城市革命”的成果展现在世人眼前，也把中国对外的影响力推到最高峰。
但王昆义教授又质疑，奥运之后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是否能够持续。
世人所关切的应该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反而会回归到美国对中国所要求的“利益攸关者”角色。中国如果不能持续透过政治体制改革，并跟世界强国一起共同扮演“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那么北京奥运效应过去以后，中国的强国之梦，恐怕只会昙花一现。
所以，王昆义教授认为，检视北京奥运的成果，不只在物质建设的表象，也不是华丽的奥运舞台表演，而是在于中国是否有诚心的站在“善治”的一面，跟世界各国一起维护国际的秩序。
针对王昆义教授的质疑与担忧，笔者找到一篇发表在8月中旬，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为“辛宇”的文章，标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样板间”》。该文章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呼吁建立一个政治体制改革。
该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可以通过特区来试验，政治体制也可以通过特区来试水。而政治改革并非一定要以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而执政党的领导制度，党内权利结构的改革，应当通过试点先行。该文章分析说，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党内权力分解未完成，以及党内民主没有获得加强。该文章明确表示：“察举比不了科举，科举抵不了选举，专制赢不了法治，君主胜不了民主。官本让位于民本是历史潮流。”
文章呼吁建立政治体制特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这样的样板间”；因为“伟大的工程，需要不同类型的样板间。”
该文章发表后，在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并带来强烈的正面反响。
海外舆论认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些明智者已经意识到，不作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中国将永远无法解决所面对的各种危机。“这篇文章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价值，它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中国整个社会内对于政治改革的一种迫切的愿望。行政方面的改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进行，也不断会调整自己的行政手段，但是，政治改革是一个制度方面的变革，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任务。”
海外舆论认为，本质上说，民主制度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传递，因此中国如果要建立民主体制，必须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基础。可以接受用渐进和有步骤的方法从一些地方开始，产生一些政治特区，然后让它用政治改革去推广。
目前，中国的情况很有些象满清末年：经济状况良好，虽然问题很多但看似政权稳固；因此，官方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进行大的改革。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中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的矛盾不断积累，最后可能演变成为突然爆发的社会危机，而解决之道，在于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
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表达过，中国要实现强国的梦想，途径只有一条：市场经济+民主+人权。在这里，笔者很同意王昆义教授的观点，将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形容为一场中国的“城市革命”。革命，在长期以来被看待成暴力的倾向，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己日乃革”、“大人虎变”，是人们思想上的更新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邓小平、江泽民推动的市场经济的“城市革命”、并取得翻天覆地的成就后，胡锦涛的肩上大担子更重，要同时推动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的“城市革命”。
早在2006年4月，胡锦涛对美国耶鲁大学的师生发表演讲，曾慷慨激昂地说过，“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归于人’，强调要“立民、喻民、养民、惠民’”，他誓言要“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胡锦涛的毅力、勇气和信念，完全可以信任：未来中国市场经济+民主+人权的“城市革命”，将是激动人心并且成就辉煌的。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民主、人权三者之间互为依存，但民主却更加重要。完善的民主制度，可以保障市场经济的活力，保障人权的落实。
也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国，有些人对于民主的抵抗，其力度比任何时期都大。
有人说，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但温家宝早就明确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可见，民主就是民主，不分什么西方的、中国的。如果硬要区分，那么西方式民主是象载重百吨的大型运输汽车，中国式的民主则是载重百斤的独轮手推木车。
有人说，中国民主不能操之过急，理由是：你可以仔细想想，13亿人啊！社会是复杂的，尤其十多亿人的社会更是难以驾驭的，迟早会乱。但他忘记了按中国的辽阔领土来比较，邻居日本的人口密集度更大。别的民主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时候没有乱，惟独中国如果要实行民主政治，就会乱！——真是混蛋逻辑。
还有人说，中国人的民主素质和修养都还没有达到条件，中国人的水平还低，要慢慢地培养，不能操之过急。这些人的口吻，和当年满清王朝末期的慈禧太后及其王公们一模一样，当立宪时代的潮流来临时，他们总借口国民的素养来抵制和拖延立宪。结果，当时和中华民族处于同样“愚昧心智”阶段的日本民族，因为勇敢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和民智得以突飞猛进，一举超过满清而一直至今走在亚洲的前列；可寻找借口阻止立宪的满清政府，不久后却也被“愚昧心智”的皇民们推翻；但此后，中国却也从没得到过真正民主的推行。
而更有蛊惑力、耸人听闻的，就是有人说，如果大陆实行民主政制，会有些人利用民主的力量来进行独立活动，国家就会四分五裂。前车之鉴，有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本来就不是象现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统一历史和固有疆域的国家，本来就是因政治原因而由多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大拼盘，固定的国家基础很单薄。而相反，本来分裂成两个国家的东、西德，却因为民主的原因最后统一了。
台湾的领导人多次揶揄大陆，说其实大陆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没有做好准备”；在笔者看来，大陆民主政制的滞后，也确乎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之一。如果现在就统一了，台湾人在北京弄个诸如反对油价上涨的游行，就被警察统统关进监狱里去，如何能叫他们舒坦。
至于有些人利用民主的力量来进行独立活动，这注定是避免不了的。现在，美国国内就有大小近200多个“独立”的国家，有的庄园主不仅自封了总统，而且还对外派遣“外交部长”等等；但笔者孤陋寡闻，至今似乎没有听见有哪个国家承认美国境内还有任何独立的“国家”。
所以，所有抵制、推延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理由，无非都是一些不攻自破的借口；而其目的则只有一个：决不还权于民，死死把住既得利益，并让欺压、愚弄、搜刮和剥削中国广大民众的时间，尽可能更长一点。
当然这些人，也没有一个心里对这些理由是相信的，所以一面寻找种种借口阻挡民主，一面将自己的子女家人移民到西方的民主国家，用各种手段将钱财转移到自己或家人在西方的银行帐户里。
他们的在西方的家人子女，或在西方已经立足的所谓中华“精英”们，并且还有一些在中国的现状下瓜分到不少好处的外国人，也都加入了抵制、诋毁中国推行民主的大合唱。正如某网民做歌的：
“因为，在这里一切都可以颠倒，一切都可以得到满足！
有人说，这里的人是倒立的美国人；此话讲只对了一半。
另外一半是，这里的人具备所有人类的一切丑陋和劣势。
在这个国家，所谓“好人”不过是“伪君子”的简称。
在这个国家老外可以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拥有“租界”。
再有良心的外国人，在这里随时都能学会干任何坏事：
随地吐痰、扔烟蒂，无所顾忌、大声说话、大奸女孩。
这里的人，都像不吃老鼠的猫一样乖巧、机灵、听话。
而且，他们居然都会演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大乳房。
在这里，演戏是惟一的娱乐和公共产品，而且一切也都是为了演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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