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顿共产主义大灶饭

                    ·万士·

   2008年08月29日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纪念日，内地所有媒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倒是香港“凤凰网”发了一组文章和图片，其中一篇文章说：50年前的今天——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部分地方甚至声称要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充公。

    在大跃进、反右等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同时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征购。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是新中国农村经济第一次浩劫式的大破坏——第二次大破坏是“文革”后期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学大寨运动”——和第二次“有意识人为操弄”破坏比较起来，第一次浩劫有着许多实验性和无意识性的特征，那时候的中国老百姓是多么的天真可爱，听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是何等的惊喜，那时候我的年纪还小，但也有幸吃过两顿“共产主义大灶饭”，写出来也算是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

  根据泾川新《县志）的记载，泾川第一个人民公社——“丰台公社”是58年8月成立的，9月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而在同年的下半年就开始了办“公共食堂”，到年底全县共办食堂3822个，就攴人口达93%。就在58年年末至农历春节前后，我吃到了第一顿“大灶饭”。

  我父亲对爷爷一晌是非常孝敬的，虽然从56年他就生活在县城里，但每年都要回玉都郭马村老家看望爷爷，特别是每年除夕，他总要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和爷爷一起吃年夜饭，而每次我都几乎随行。所以，每到除夕这天，从下午开始，爷爷便要蹲在老庄子的官路边，一边抽烟，一边眼巴巴的望着路尽头，过路的人故意问他：老儿家，你等谁？他总是淡淡的说：闲瞅瞅！其实，村里人都知道他是在等父亲，不管多晚，等到为止——这种家传也深深影响到了我，在参加工作直至父亲去世的十多年间，每年春节我都是和父亲弟妹们一起过的——因而，58年末，父亲和我照例回老家看爷爷。

  但是，那一年很特殊，农民吃大灶，过起了集体生活，大部农民家中作饭的锅，切菜的刀都被收去炼了钢铁，个体家中已无法生火作饭，加上我家的老宅又被征去作了村里唯一的食堂，哥嫂侄子女和爷爷都借住在别人家——生活次序全被打乱了！所以，那年具体是什么时间回去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白天吃了一顿大灶饭！

  泾川玉都的“明庄”（指不带窑洞的单纯瓦房院）不像北京是“四合院”，而是“三合院”，安大门的一边一般只有围墙，没有房屋。我家的老宅就属于这种类型，计有上房、厨房、牛房（养性畜的地方）、楼房（上下层）、南房和磨房。其时，除了厨房和磨房外，其余屋子全被腾空摆上了吃饭的桌橙，院子里也摆了好几桌。桌椅凳都是从各家搜罗来的，就连灶具都是各家凑的。最有意思的是招待客人的上房饭桌上，每桌都摆着一个筷子筒，仔细看却是庙里的签筒。

  厨房不够用，还在院子里支了口大锅烧汤，热气腾腾的，院子里挤满了等着吃饭的社员，熙熙嚷嚷，小孩子们跑来窜去的叫着，热闹的不行，负责做饭的几十个女社员忙得团团转，但吃饭的人撤了一桌又一桌，络绎不绝，几个小时都结束不了，整个场面就像财东家“过大事”（红白喜事）一般……

  我和父亲算是客人，被安排在了上房的客桌上，和爷爷一桌，其余几个同席都是村里的长者。农村人严谨，即使在这种史无前例的时期，也没有乱了应有的规距，辈份最长的爷爷还是南面坐了首席，吃得是八碗大烩菜（玉都传统最体面的宴席菜），其间，队上的干部还跑来为大家“劝饭”——没有酒，气氛热烈融洽，大有为进入共产主义而弹冠相庆的喜悦。

  这个场景大概是老家刚办起食堂不久。56年合作化以后风调雨顺，57、58年都是大丰收，队上有的是粮和钱，更主要的是人心纯朴，一切听领导的安排，一心奔共产主义社会，我大嫂就是看到了吃大灶的现实和好处，而将愉藏的一袋苞谷乘夜色倒在了集体的粮囤里……

  这是我吃得第一顿大灶饭。

大食堂（凤凰网）

  我吃得第二顿大灶饭是在60年的8月间。那时我刚小学毕业被平凉艺校录取，正愁没有路费，父亲意外的为我接到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活。原来，父亲在县手工业联社时兼顾为建筑物安装玻璃，59年底调入县文化馆后就不允许再干这类活了。当时新集公社新修了几排房子，为安玻璃找到了父亲，父亲便让我去锻炼锻炼，顺便挣点上学的费用。

  新集是灵台县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紧邻陕西的陇县、千阳，由一条著名的“千阳岭”阻隔着。因58年泾川、灵台、崇信“三县合一”，都归泾川管辖，新集公社也就成了泾川最南端的一个公社，距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去时，在新集公社一位干部（他的一条腿有点瘸）的带领下，整整走了两天，晚间住在朝那公社，饭也是在公社干部食堂吃的。

  新集紧靠万宝川，是个很有名的农场。60年的农村经济已到了一厥不振的地步，主要是没吃的，人人饿肚子，于是民间有：“万宝川有万宝，想吃啥就有啥”的传闻，许多人外流就都逃到了那里，于是万宝川名声大振。但我在那里呆了一周多时间，感觉和外界没多大差别。

  镇子很小，紧靠千阳岭，的大山脚下，蔽塞偏僻，冷清寂莫，几间商铺几乎没什么商品可卖，唯一不同的是万宝川有大量的梨树，但梨子的质量很差，渣多肉粗水份少，农场便把它煮熟了后运到商店里出售，每天有那么几筐，由于居民少，也没有人抡购，这和泾川县城有很大区别。每天下午，我总要买一斤，坐在镇中间的一棵大树下消受。

  一周多时间挣了30多元的劳务费，这是一个不小的收获，要知道那时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伍元钱。回程时，公社领导特意为我找了一位同路，并嘱路上好好照顾。同路姓李，是父亲在手工业联社时的同事，作铁皮工，当过兵，年轻力壮，一百多里路一天就赶到了泾川，一路上我几乎都是小跑着才能跟上。

  中饭时份，我们赶到了上梁公社地界（现属灵台），“同路李”便说要找家食堂吃饭。那时农村还在吃大灶，因为“吃饭不要钱”，集镇都没有经营的饭馆，所以，很有经验的“同路李”连公社所在地都没进去，通过打问，直接就到了一家农村大食堂，开始吃我的第二顿大灶饭。

  吃饭的村子很大，但很冷清，难得见到人影，可以用“死寂”来形容。食堂所在地也是一家“三合院”的明庄，和我家老宅相似，只是我家老宅大门向东开，进门是个横向院子。而这家院落的大门朝南开，进门是个纵向院子。门内的第一间房子就是厨房，后面许多间房屋大概以前也是供社员吃饭的攴厅，这时都锁着门。厨房里两个中年男子是炊事员，脸上毫无表情，此时开饭时辰已过，“同路李”向他们说明吃饭的来意，他两人抬开笼递，捡了两个当地叫“金裹银”的馍（用白面包上玉米面蒸成的扁状馒头），两碗清汤和一碟萝卜菜，我们俩人便蹲在地上吃起来。中间有一两家人来打饭，领到的都是纯玉米面的发糕和一罐清汤，连萝卜菜也没有，令人滞息的是所有人几乎都没有语言，一切都在沉默中按步就般的进行。原来，因粮食耗尽，食堂难以为继，社员们早已不在一起就攴了，开饭时每家都来领点馍回去，自已添点野菜度日，“金裹银”还是专门为过路客人准备的——我真钦佩农民兄弟的憨厚。

 庆祝吃饭不要钱（凤凰网）

  根据《泾川县志》记载：
  1960年冬农村食堂停办
  1958至1961年，由于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人口连年下降，4年共减少1，1627万人，年均减少2906人。（不知是否包括灵台和崇信？）
  1960年因连续两年口粮安徘过低，农民生活困难，出现人口浮肿、干瘦和外流，发生非正常死亡，全县人口比1959年减少8697人。（绕来绕去就是不说“饿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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