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满意度是衡量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尺”吗？

审判是司法的重要程序之一，它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性/量刑。而案件定性/量刑的准确与否，又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否稳定。

那么，“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尺”是什么呢？

我以为，“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尺”只能是：第一，尊重事实；第二，依法判决。以前有句话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尺”只能是这样。

法律的唯一尊严就体现在两个字上：公正。

因此，惟有公正，才有“群众的满意度”。

人以群分。群众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中每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法律又是他们利益诉求的最后一途，或曰底线。如果这个底线崩溃了，社会就将躁动不安。如何才能赢得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群众的司法“满意度”呢？回答只能是：公正。

审判工作的公正就是法律本身的公正，同样，也就是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群众对司法的“满意度”。

所以，泛泛而谈“群众的满意度”是可以的，这是整个社会工作的准则，或者说，是治国的准则。但是，具体到司法乃至审判这一项工作，那就不能用“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了，必须用具体的业务标准来考察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工作都有一个“群众的满意度”的问题，但每一项具体工作都有自身特有的要求。比如，人们对民航的基本要求是安全/快捷/舒适；对餐馆的基本要求则是卫生/可口/营养，如此等等。离开具体的业务特点，那是很难树立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尺”的。

因此我想，衡量一项具体的社会工作，除了要在总体上把握“以人为本”的精神之外，还要细化，以自身的工作特点来树立标尺，检验自己的工作是否达到了“群众的满意度”。

在这里，我想起了密尔所概括的边沁的方法——“细节的方法”：

通过将整体分解为其组成部分来对待整体，通过将抽象概念分解为具体事物来对待抽象概念，通过辨别构成种类和普遍性的个体间差异来对待种类和普遍性；在试图解决任何问题之前将它们分割为更小的问题。

具体到我们所谈论的审判工作，论及其“重要标尺”，这一方法仍然有效。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同样的案例不同判决的情况。

比方说，同样是盗窃一万元钱，在甲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3年有期徒刑；而在乙地，却有可能只判1年有期徒刑。世界上有的国家习惯于“案例法”，全国通行。比如，同样是盗窃一万元钱，在甲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3年有期徒刑；在乙地也只能如此判决。

我无法判断别的国家司法的优劣。还是来说我们自家的事情。照理，我们国家有全国通行的法律法规，判决案子的准绳应该是一样的，对同样的案子判决结果也应该如出一辙，至少不会判决之后，出现太大的差别。但实际生活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审判工作没有真正做到尊重事实和依法判决。

类似情况在整个司法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眼前就有一个例子。

安徽灵璧县，一名居委会主任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最终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由于该主任是人大代表，人大开了两次会，最终支持了对该主任实施刑事拘留。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将该居委会主任列入了网上追逃名单，而该主任一直在外躲藏，成了一名“在逃嫌疑人”。昨天，王涛的儿子说，他们正跟公安局“谈判”，希望撤销网上追逃，让王涛能回家,然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据《新京报》9月4日报道）

这真是奇闻。

居委会主任酒后骂了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这不假，但具体骂了些什么呢？一句是：“我现在就要揍你”，还有一句是“我现在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平心而论，这两句话从一个醉鬼口中说出来，人们大可不必当真。但最终却被公安局以涉嫌“侮辱罪”立案。警方还口口声声宣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假如事情不是涉及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这两位当地的高官，而是事情发生在两位老百姓身上，其中一位到公安局去报案，公安局会受理吗？

显而易见，执法者所遵从的并不是事实和法律准绳，而是当权者的意志。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为当前的审判工作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与所有的司法制度有一个共同点：维护社会正义。

只要我们所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能够真正体现公平正义，那么，审判工作就只要把“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就行了。如果泛泛而谈“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审判工作成败的标尺”，我以为会模糊司法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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