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大學堂的餐廳，有個很大的露臺，在露臺上可以看到旁邊舒展的草坪，與草坪盡頭若隱若現的太湖景色。
　ELIAS的成員雖然活動項目很繁忙，卻也喜歡在忙裏偷閒跑到這裏來喝咖啡。先生看上去也頗喜歡這個地方，後面有不少堂課，他都坐在餐廳的圓桌旁邊，和大家一邊喝茶一邊漫談。
　這次他講的是人生的目的。先生點起一支煙，回憶起一段往事。
　“抗戰時期，四川大學的一位教授來找我，讓我給他的學生講一堂課。上課之前，我問學生，你們有什麼問題要問的嗎？一位元學生舉手問道，什麼是人生的目的？”
　“幾十年後我仍然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回答，我說，首先，你這個題目出得很好。其次，這個題目其實不是一個題目。最後，你的題目又非常合邏輯。”
　為什麼這個題目出得不是一個題目？先生說：“有誰光著屁股從媽媽肚子裏出來就說，我生來就是為了來幹什麼什麼的嗎？所以關於人生的目的，有許多理論，可那些理論全都靠不住。”
　先生甚至用孫中山先生舉了例子，“孫中山先生提出：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可哪個孩子光著屁股生出來的時候就會說：我為服務而生？他這個是政治哲學，如果僅僅以邏輯本身來講，不合邏輯。”
　那為什麼最後又說題目非常合邏輯呢？先生說，“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身就是答案。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但是僅僅這樣回答我們不甘願，仍希望有個目的。於是就有了兩個問題。”
　首先，生命的意義是什麼？“生命＝生+命，所有外在的生物叫做‘生’，也就是佛學裏的‘眾生’。而有思想、有靈魂的叫做‘命’。”先生說，“但是不能因此就說生命是個二元論的組合。生命實際上是一元論的，生命背後的能量雖分陰陽，其實是統一的。這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講的‘心物一元論’。”
　其次，生命的價值是什麼？“中國有句老話叫，生有輕如鴻毛，死有重如泰山。這就是我們傳統文化裏的價值觀。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了周邊的許多國家，所以我們與我們的周邊國家，傳統教育都重‘忠’‘孝’，知識份子都重視‘節操’。輕視生死，同時重視生死。”先生說。
　“可是這些教育到現在都沒有了，現在的教育，變成一個販賣知識的過程。現在的教育注重實用主義，把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拋在一旁。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生命的問題分兩個層次，先是生存問題，接下去才是生活問題。可是在現在的背景下，人們做的種種一切都是為了生活，而忘記了生存。可以這麼說，現在全世界人民沒有思想沒有文化，一片空白，忘記了生命的意義生命的價值，這樣下去後果很嚴重。”
　東方的固有文化被推翻了，西方的固有文化也被推翻了，現在我們只為“生活”而努力，忘記了“生存”，忘記了社會生存的深層問題，更忘記了生命的意義。如何重建這些被推翻了的文化傳統？相當困難。先生說，這就是知識份子的任務，不是錢財能買得到的。
　知識份子要做什麼？知識份子要做出事業來。先生說：“中國文化對‘事業’的定義很艱深，《易經》有雲，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像現在隨便開個公司賺點錢，那只能算作職業。真正的事業，是為‘天下之民’的利益幹的，否則都是職業而已，哪怕皇帝，也只是一個職業，職業為的永遠只是生活，不是生存。因此我們為何要修煉？為何要反思？我們就是要追求並非只為了生活，而要追求生命更深層次的東西。”
　先生抽完一支煙，煙霧與他的語句一起在整個餐廳裏飄動。

　太湖大學堂確實非常漂亮，每幢樓都精巧別致，各有洞天。樓與樓之間以長長的回廊連接，即使下雨天，穿行在兩幢樓之間，不會被淋到分毫。樓宇西側是一塊大草坪，草坪修成一個大大的太極圖，草坪四周雜以各種灌木和喬木，在秋季的湖風吹拂下，落英繽紛。
　大學堂修建了六年，尚未竣工，先生說，學堂修來不易啊，當初他修金溫鐵路，也只用了六年。
　二十多年前，政府想與先生合作修築金溫鐵路，從金華通到先生的故鄉溫州。先生接受這一提議，但是他提出四點要求，修築這條鐵路，要用“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管理，中國文化的精神”。
　“首先我要用資本主義的辦法，把這條鐵路變成公司。可在當時，鐵路全都是國有制，沒有鐵路公司化的先例，”先生說，“但是我的願望卻是把滿清以後的所有鐵路都變成公司化。”他的想法是，為僑商回國投資，鋪開更寬闊的道路。
　“其次我想把這條鐵路分成一股一股，一股十塊錢，全部賣給沿路的百姓，”先生繼續說，“但是由於當時的中國，股份制這個概念還不深入，所以政府並不理解這樣做法。其實這是取之於民、還路於民的方法。”
　最終鐵路修完後，先生還是把鐵路所持股權全都還給了中國政府，只是收回了最初的投資本錢。投入多少收回多少，一分錢都沒有賺，利息也沒有算。“我修鐵路就是想為家鄉的老百姓做些事情，完全沒有私心。今天我在這裏要說，一個人如果真正‘天下為公’，真正一點私心都沒有，那誰也拿你沒有辦法。”先生說。
　百姓仍舊是真正的受益者，先生說，“這條鐵路一共挖了人家的墳墓一萬六千多座，沒有一個老百姓反對過。這個道理是什麼？老百姓的願望，願望這個國家發展。這就看到老百姓的心願。”

　最後一天的講座，先生仍舊坐在餐廳裏，四天的時間很長也很短，先生用一句成語送別所有的ELIAS成員：臨別依依。
　在最後一堂課上，先生總結了這四天講的人類社會面臨諸般問題：“這些問題都屬於十六世紀以後，文藝復興運動以後，工業的第一次第二次革命，到現在第三次的精密工業革命所發生的。”
　“工商業的發展促使了科技文明精密的發達，使人類傾向於唯物的享受了。所以科技文明精密的發展，和工商業發展的今天，給人類帶來了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科學文明的發展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的幸福，甚至可以說給人類帶來更多更新的煩惱。”
　先生回顧中國四千年多的文化傳承，試圖從歷史上找到和現時代問題相似點：“以中國歷史來講，中國文化四千多年，我們用的歷史是以黃帝紀元開始，現在是四千七百多年了。在那個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是以天文、數學為主，所以真正要研究人類科學史，數學的歷史或者天文的歷史，中國的文化當中，數學、天文，應該是人類歷史先進的第一頁。而且把非常複雜的天文數字，非常複雜的數學原理變成幾個字，譬如我們今天講的十個天干，十二個地支，以天干地支搭配，描述地球運行的規律，沒有數字，也沒有複雜的理論，卻非常合乎科學。不過現在這些東西卻用作給人算命、看相、看風水，變成迷信的東西了。”
　“到了兩三千年前，中國的文化由表及裏，由科技發展到人文，所以產生諸子百家之學。當時有個學者叫做墨子。墨子主張科技的發展，他是中國社會最初的科學家、工程師，同時堅決反對戰爭。史書記載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哪個國家發動戰爭，他就跑過去阻止。”
　先生指著台下的ELIAS學員們說，“所以我這一次看你們來，你們諸位好象是現代的墨子，都替人類著想，墨子累得臉都是黑的，光個腳，瘦的累的，為世界上和平到處跑。這麼一個人，天下為公啊。”
　墨子主張的“兼愛，非攻”，對現時代的社會和諧有非常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同樣，儒家道家的自然主義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也是意義非凡。
　“在以後的兩千多年裏，中國文化素來是走道家、儒家的自然主義，對於奇怪的發明、一概斥以‘奇技淫巧’，不准使用。因為說物質文明越發達，人類的欲望越提高。人類對於物質的發展欲求越提高，社會越亂，精神的生活越空虛了。這是中國兩三千年政治領導思想的中心。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對於生命科學、認知科學的研究非常發達，儒釋道三家歸納，儒家孔子，道家老莊，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成聖賢成仙成佛，生命的昇華，往自我的精神方面走，研究個人、自我，研究生命。而在西方，其他一些宗教同樣也在形成發展，和中國一樣，西方這一二千年的文化也在這一方面走，一直持續到文藝復興。”先生說。
　在沒有科技沒有先進生產力的時代，中國一直過得很舒服。“當時中國人太舒服了，而這一時代歐洲很貧窮，直到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通過騙中國，搶印度，才漸漸富強起來，”先生說，“我這樣說沒有貶低歐洲的意思，只是說，本來一個民族，在沒有什麼科技的時代活得很舒服，但是西方文明一來，全都變了。”
　“但是，中國從西方科技的發展中也受益了很多，雖然中國現代科技一度落後，但卻可以迎頭趕上。但是西方科技文明的發展到底帶來了什麼？還是大問題。科技是沒有感情的，而支配人的動力卻幾乎全是感情，大家常常說的理性，其實基本還是為情緒服務。而感情、情緒是需要哲學、宗教、文藝來修養的，不是靠科技。現在科學科技領導一切，傲視一切，世界也越來越亂，越來越痛苦。其實，基礎科學研究的根本問題，與哲學、宗教研究的根本問題是一個，都是宇宙與生命的究竟。哲學從宗教派生出來，科學從哲學派生出來，其實，宗教、哲學、科學本來三位一體，現在只有重歸三位一體，才有希望。”先生沒有再講下去，也許該再回味一次中國堅持“兼愛，非攻，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科學家墨子吧。
　離別之後，交換而來的是收穫，與收穫之後的加倍努力。許多ELIAS學員說，在這幾天，不光是思想，發生改變的，甚至是自己的整個世界觀。但是正如先生所說，整個世界的諸般問題，並不是這三五天便能解決的。以後的努力將更為漫長。
　“以後的發展如何不可知，我不知道，帶這些人來的彼得·聖吉也不知道。但是他們懷著理想而來，他們並沒有經費，完全是自己出錢來到這裏。所以我非常樂意接待他們，治道的方針，非一言所能盡，能做的唯有盡力所能及之力罷了。”
　在最後一節課後，先生這樣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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