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414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414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注：人质的待遇。）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注：如实。）

      414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注：当年在清华上学时，南方人用面票向北方人换米票）。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414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

      俘虏们吃的是馒头，但大师傅不可能为俘虏每顿去做馒头，而是一次做一个星期的。那个时候，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在书中见到过（注：当时上海上流人家才有冰箱）。六、七月份，已是盛夏，天气炎热。我们吃的馒头也就由热变冷、变硬、变馊，最后变成了“藕”，掰开后，真的是“藕”断丝连了。

      但就是这种“藕”一样的馒头，也成了我们最美味的食品，需要用二十个小时去盼望它。

      在饥饿难忍的时候，我们采用“精神会餐”来安慰我们的肠胃（注：画饼充饥的办法）。每个人都将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食品描述一番。左羽是我们中间最“有钱”的，也就成了“精神会餐”的主讲。我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重讲香酥鸭的滋味，直到出狱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到王府井去真正品尝了香酥鸭为止（注：是“全聚德”吧）。

      一天晚上，看守突然端来两碗面片汤，让我和姓蔡的工人喝掉。一股久违的香味扑鼻而来，碗里还似乎漂着几片诱人的肥肉。当时我们五个俘虏合住在一间十分狭小的牢房中，我可以感到每个人都被这两碗面汤剌激得直咽口水。我迟疑了一下，问看守：

     “那其他三个人呢？”

     “只有两碗，快喝。”看守说。

     “那我们分着喝。”我马上说，不料看守厉声回答：

     “蔡是工人，你出身是工人，可以喝。他们三个成份不好，没有资格喝。”

      那真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即使当了俘虏，也得按阶级成份加以区别！

      尽管那两碗面汤如此诱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义更珍贵。我对看守说：“你拿回去吧，我们都不喝！”（注：叶兄够“哥们”。）

      我和陈育延，以及我在科学馆中的全体难友，大多是414派在孙华栋被打死后“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而抓进来的，其中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武斗。我们这批人除了帮助消耗抢来的粮食（陈育延除外）以外，唯一的作用大概也就是供他们练练拳脚而已（注：当沙包用）。我们不能或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情报”，没有宣传价值（唯一的一次宣传机会又因为陈家宝的逃跑而弄巧成拙），甚至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团派对我们的生死存亡丝毫不关心（注：外面的人其实也束手无策）。然而，我们这批人的存在毕竟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一个侧面，它或多或少地会折射出武斗期间人们的心态、行为和命运。

      当我们在黑牢中苦苦挣扎时，科学馆墙外的武斗已从“原始战争”演变为“现代化战争”。两派都拥有了“热武器”，除了一般的枪支弹药外，还拥有土炮和土坦克之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注：来自全国各地）。

      这些真枪真炮大都是通过各种手段，从外地的解放军部队或造反派手中搞来的。据说，有一个学生为了搞到武器，不惜使用“美男计”，和某地军分区司令的女儿谈起了“恋爱”。他利用出入军区的便利和司令女儿的配合，搞到了十几支步枪（注：所以对甜言蜜语绝不可轻信）。

      清华大学是理工科大学，拥有设备十分完善的校办工厂。武斗期间，这些校办工厂变成了两派的“兵工厂”。清华学生入学后要接受一个月的金工劳动和训练，车、钳、刨、铣、磨和焊，样样都会，动手能力很强。于是，大批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甚至土坦克和装甲车被两派学生制造出来（注：还有图书馆内的造武器资料可供参考），并被投入战场。

      武器的升级必然导致伤亡人数的上升。

      一天晚上，我听到墙外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喊叫声。从喊声中我听出是一个放哨的414派学生被老团开枪打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这些俘虏便胆战心惊，生怕老四将仇恨转嫁到我们头上。那天晚上我便作为死者的“祭品”而饱尝拳脚（注：又被当成了沙包）。

      在战场上，一颗穿甲弹让两个曾经相遇相识的学生有了不同的命运。

      这两个学生中，一个是冶金系的学生周家琮，另一个是电机系的学生赵德胜。我和他们曾到重庆“大串联”，一起住在重庆江北下横街小学。

      当清华学生分裂成两派时，周家琮加入了414派，而赵德胜加入了团派。两个人都参加了“百日大武斗”。周家琮能文能武，一手持长矛，一手用笔写杂文《有感— 读〈“友邦惊诧”论〉》，指责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对团派的偏袒。沈如槐将它誉之为“这是我在文化革命中看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篇杂文”。（沈如槐： 《清华大学文革记事》401页）

      7月6日，当周家琮乘坐“装甲车”驶向科学馆时，埋伏在第一教学搂旁的赵德胜向装甲车发射了一枚穿甲弹。土制的装甲车难以抵挡货真价实的穿甲弹，司机杨述立当场毙命，而周家琮侥幸逃过一命。

      我听说，赵的父亲或别的什么亲人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我和姚永宁在逃离重庆时，他决定“甩”掉赵德胜。事后他对我说：“赵是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
      或许赵德胜并不知道周家琮就在装甲车上，但我却因此事的发生而相信了姚永宁两年前的判断：赵德胜的心灵深处怀有仇恨。否则，我难以理解赵德胜何以有勇气扣下扳机。（注：赵德胜后来不知所终。）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中红军女战士冯留特卡爱上了一个有蓝眼睛的白匪俘虏，年轻英俊的中尉奥特洛克。当“蓝眼睛”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时，冯留特卡扣动了扳机，“蓝眼睛”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鲜血映着蓝蓝的海水，浪花拍击着海岸，冯留特卡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我不知道那些向昔日的同窗好友扣动扳机的学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像赵德胜那样因为心中怀有仇恨？还是像冯留特卡那样出于对革命的信念？

      我被关押在科学馆时，周家琮曾试图来探望我，但被看守劝阻。毕业离校后，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各人的遭遇，并提到了他遇险这件事。他说：“既然赵德胜念及我们在重庆时的友情而让我侥幸活下来，我也只得辛辛苦苦地话下去……。”当时，他已为了追寻他的“梦中情人”而到了四川攀枝花。

      攀枝花钢铁公司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大山沟中，四十年前正是攀钢草创初期，那里的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的。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死里逃生的周家琮不怕吃苦，不怕没有好觉睡，在那里奋斗了数十年。几年前，当我在上海再次见到周家琮时，他已是攀钢集团这个特大企业的副总裁了（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而赵德胜则因武斗时杀人一事进了大牢。

      1968年7月12日，在全国所有学校“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注：文科大学大概只有财经专业有点实用。）

      7 月12日的前后几天中，被围得水泄不通的科学馆上空有“永不消失的电波”，那是被围的414派学生通过高音喇叭播出的联络密码，而科学馆的地下，解救被围人员的地道正在日夜不停地秘密挖掘中。令老四们扼腕的是，团派的学生居然用埋在壕沟里的水缸准确地测出地道的方位，并用炸药将它摧毁（注：这是工科大学生的专长）。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如此“能文能武”，显然让人印象深刻，所以，“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毫无疑问，作为全国最大的理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一定在毛泽东的视线内。

      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不在这些能文能武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头上套上金篐咒，他们也会无法无天，走火入魔。所以，在讲了“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半个月后，他便作出了制止清华学生武斗的重大决定。

      我们的苦难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头。

      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几万名工人进入清华园制止武斗。蒯大富愚蠢地下令抵抗，打死了数名工人。而414派则明智地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当晚，毛泽东召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注：还有北航的韩爱晶，地院的王大宾，北大的聂元梓，北师大的谭厚兰），宣告红卫兵运动结束，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我们当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但拆除工事所发出的巨大声响使我们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我们便听到牢房外有很多杂乱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问：

     “这房间里有人吗？”

     “没有人。”看守回答。

      听到正在离去的脚步声，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出声音。因为万一一切照旧，谁发了声音谁就可能挨打。但机会难得，我不能让那些杂乱的脚步离去而无所作为。急中生智，我用脚将一个搪瓷杯踢到了房间中的硫酸罐（注：大“夜壶”）上，只听到咣啷一声后，离去的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有人，将门打开！”

      门开了。一个工人向我们宣布：

      “我们是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来清华制止武斗。”

      就像那个时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的镜头一样，我和其他俘虏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

      我们见到了阳光，人群和树木，我们也不再挨饿了。当天晚上，贾振陆一口气吃了两斤米饭，我也吃了一斤二两米饭。我们根本不需要下饭的菜，饭团一进入口中便会自动吞下去，仿佛喉咙处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注：饿极了，馋极了）。

      但我们并没有获得自由。两派迟迟不能达成交换俘虏的协议，我们被转移到主楼三楼的大教室，依旧是原来的看守看管我们。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是多么渴望自由。我决定组织越狱。一天中午，当我确定大多数人已经午睡后，我拉开了已在几天前被我悄悄弄坏门扣的房门。几个俘虏跟着我从主楼楼梯旁离地近十米高的窗口跳下，除了曾昭奋脚后跟粉碎性骨折（注：可怜），我们顺利地逃脱。曾忍着剧痛，用脚尖猛跑，最后瘫倒在地，一辆路过的粪车将受伤的曾昭奋送了回来。

      在414派向工宣队报告俘虏逃跑一事后，两派举行紧急会议。团派坚称没有见到任何俘虏，指控414派阴谋杀害俘虏。但陈育延在会上忍俊不禁的笑容（注：难以掩饰的喜悦）露出了破绽。

      414派派已无俘虏可交换，两派迅速达成了协议。

      在逃跑前，我曾想带走那本陪我度过了这段苦难日子的《萍踪寄语》。离开科学馆时，我已将它悄悄带在身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原是清华图书馆的，万一逃跑时被抓住，我岂不多了一条“偷书”的罪名（注：“雅贼”一下又何妨？杨振宁在飞机上也拐过一本杂志呢）。我只得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

      几十年中，每当我去书店时，我都会在书架上寻觅这本书的踪迹。然而，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充斥于书市的今天，它却影踪全无，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

      而我好想重读这本书。

注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几天后，陈育延和叶志江推着自行车从科学馆前路过，他们是团派中反对武斗的“鸽派”，自以为414不会为难他们。哪知道414发现他们后，立即派人拦截。叶志江骑车跑了，陈育延被抓到科学馆。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一周后，叶志江来到科学馆，对414守卫人员说，陈育延有病，他愿意作为人质留在科学馆，换取陈育延的自由。结果陈育延走了，叶志江被我们扣押在科学馆，直到7．27工宣队进校。叶志江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他的许多观点都曾遭到我们的口诛笔伐。但是，他讲义气、重情感，危难时刻舍已救人的行为，却不失英雄气概、男人本色，着实令人敬佩。

      2007年底，我在收到曾留守科学馆的414派学生邱心伟寄来沈如槐的书后便复信给她，指出书中几个不确之处：

心伟：

发来的邮件和寄来的书都看了。时隔四十年，但很多事如今读来却恍若昨天。不同的是当年的是非恩怨早已被岁月磨去。想要搞点研究探讨之类，也非风烛残年所能胜任的。一旦钻了牛角尖（或曰“顿悟”——注），说不定就会追随周泉樱去信佛了。你所说的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真相，倒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要真做起来也难。

      沈如槐据说花了六年时间写了一部清华文革记事。其记载之翔实，在我看来几乎是同类书中最有史料价值的了。但倘要追究起来，恐怕也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以我个人为例，书中366页提到了我当年“英雄救美”的往事。这件事本与革命的主题毫不相干，不过是给血腥的武斗添加了一点小资情调而已。但既蒙厚爱写入“文革记事”，我当主角的对这段文字不妨考证一番，留一点“真相”给读者。

       书中说陈育延被抓后一周，我去科学馆要求留下当人质换取陈育延的自由。其实我三天后就去了科学馆。因为陈被抓，我骑车跑掉是不得已的。当时我的自行车上有一书包陈育延的日记。日记里有团派历次（包括武斗期间）总部会议的记录，孙华栋事件和炮打康生的材料，当然还有不少充满小资情调的个人隐私。所以陈育延要我快跑。我对陈说了一句“三天后我来救你”就骑车跑了。倘若当年老四得到了这些日记，“百日武斗”恐怕会有更多的精彩情节了。

      三天后，我在皮带后面藏了一把小刀去科学馆“救美”，脑中绝无“交换人质”的幻想。我想陈育延被放也不是我去科学馆的结果，而是因为她绝食七天，老四念其是“老八八”，不忍心让她饿死在科学馆。

      我之被扣，当然是自投罗网。但书中称我是“28团的笔杆子，堪称团派的理论家”，则令我大惑不解。我当年从未加入“28团”，至今都不知道28团有哪些英雄 好汉（注：28团的政委就是谢遐龄），如何能充当其笔杆子？文革中我写过一些令人注目的大字报，但都是以个人署名的。我自忖也并未为老团提出过什么可以“必胜”或必败的理论，是当不了什么“家”的。

      当然，我很感谢沈如槐在他的书中重提当年这个插曲和称我“舍己救人”的溢美之词。我想说明的是，要想白纸黑字留下历史真相并非易事。

      注：周泉缨在他最近出版的《和谐世界理论---统一论哲学思想》一书的作者自序中说“1997年，我在佛祖‘缘起说’思想的启发下突然顿悟”。文革期间，周泉缨在清华园贴出《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成为清华大学“414”派的理论家。

                              叶志江

注二，曾昭奋《科学春秋》：

      就在科学馆大火之前，我和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叶志江同学等就被关在科学馆一间暗室中的几个小暗室里。

      ……

      叶志江同学却非常乐观，时不时朗诵“大江东去”。他还说，“我们没有受过白公馆、渣滓洞的罪，现在正好来补补课。”事实上，我们这些被逮进来的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折磨。刚被逮来时，先是一个“下马威”：眼睛被蒙住，站着，周围大概站着四、五个身壮力气大的学生，轮番拳腿交加。我的经验是，只痛皮肉，不伤根本。年纪大者在被殴、摔倒、爬起、再被殴、再摔倒的过程中，折了骨头，伤了内脏，可视为“意外”。

且说这叶志江（正好与叶企孙先生同姓），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他于一九六三年秋季入学。一九六四年，他在《数学通报》上半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注：有一个编辑正好就是叶兄和我的数学老师）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北京市领导人和学校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黑帮，他叶志江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年纪轻轻的，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成为数学家的前途是彻底葬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