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沈惠川评注本）之二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414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注：无非是他们的“出身”问题）。 6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髙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414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注：说不定是他女朋友被迫或有意干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1997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414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414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注：“整人”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注：“凤凰涅磐”）。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注：这才是唯物主义）。
1998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注：白吃白住）。
1949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1957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注：左右不分）。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1957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注：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 “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注：的确很伤感）。
虽然我对1957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在文革期间是“臭老八”）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414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414派。陈被抓后，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注：干革命也可以开后门）。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已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注：一腔热血。）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梱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6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414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414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注：猴子没抓到拿沙和尚出气。）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注：每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都在其中做过光学实验）。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414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注：书生本色）。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几个裸体Waitress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Sex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1982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注：李敖真性情中人，是才子，是真男人）。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注：那就轮流站吧）。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注：就是大“夜壶”），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注：没有荤腥吃，“阿摩尼亚的气味”不会太大吧）。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注：叶兄后来的病可能就是那时落下的）。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注：便秘难受啊）。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1956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注：蒋南翔喜欢“双肩挑”的干部）。
414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注：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注：陶森所言不差。）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注：不简单，这个女干部还知道偏方）。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注：通则不痛）。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414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注：怕你们串供，怕你们儿女情长。）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414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414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口，并绝食抗议。”（注：这位女人有骨气。）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414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414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 “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注：心里还是怕出人命）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带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注：脸色怎么说变就变？）：“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谔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注：惭愧！）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注：“蒯司令”被判17年）、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注：被乱箭射死）。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注：造化弄人。）
1972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注：诈一下，榨一下）。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请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
“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
“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
“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
“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
“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注：“这个女人不寻常”！）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414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注：叶兄写得太感人了！）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注：男儿泪，莫轻弹。）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1975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注：高见！不过，也是自我解嘲。）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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