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3日，我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我“不老实”（注：当时叶兄是“不太老实”，一个人在宿舍里戴纸做的“高帽子”玩；我可以证明），故意弄坏三顶戴在我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了墨汁的痰盂扣在我的头上。我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注：就是“黑帮”的意思）。

      我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低年级（注：力003班的）学生陈育延（注：当时被称作“高干子女”）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使我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966年8月8日，陈育延和唐伟发起成立“八八串联会”，成为清华园里大名鼎鼎的“红卫兵领袖”。我和陈育延从无交往，但那个“同情的眼光”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年后，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注：据叶兄说，是为了与原先的女朋友在“政治问题”上赌气）而戏剧般地相恋。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在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我和陈育延没有投身于“正面战场”，而是客串了一个被人称之为“英雄救美”的武斗插曲。这次“客串”，虽说很冒了一点生命危险（注：差点要了叶兄的小命），但在日后却成为一段佳话，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已经或打算写入他们的书中。

      当我回顾这段往事时，我最大的感受却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倘若要给清华文革留下一点什么真相的话，或许我因“救美”而身陷科学馆黑牢的遭遇可以为“清华百日大武斗”中的个人命运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注：叶兄在科学馆的黑暗中的视角肯定不怎么样）。

      1968 年5月中旬，我从内蒙（注：叶兄去“串连”了）回到已成为武斗战场的清华园。当我找到陈育延时，她立即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我们这一派（团派）的人（注：是“狗熊”手下的人搞死的，“狗熊”后来为此付出了代价）活活打死了414派一个叫 孙华栋的学生（注：据说是孙华栋挨揍受伤后口渴，“狗熊”等人给他喝了一大碗凉开水，就要了他的命；因而，“喝水也能喝死人”这句话是真的）。我们两人本来就反对武斗，这件刚发生的事更使我们感到武斗的残忍。陈育延是团派的总部委员（注：当时“总部委员”有10人左右），但她决定宁可不要这顶“乌纱帽”，也不参与武斗了。

      5月19日，我们准备离开清华回家。临走前，陈育延将一个装有十几本日记的书包放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注：放在身边反而不安全）。当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走到大礼堂时，在我们前面有两条路通向校门，右手一条路要经过414派占领的科学馆（注：科学馆在大礼堂西南边，阶梯教室南边），而左手一条路则是经过团派的据点（注：大概是指“新水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