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冤假错案——“严嵩是个大奸臣”
　　　 严嵩是谁？严嵩是明朝最大的奸臣，一向和清朝的和珅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朝代离今天最近，所以他俩的奸臣形象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可谓明清奸臣里的双子星座。奸臣还有一个称呼，时髦一点叫“政客”——一旦政治权贵和政客扯上关系，那就和流氓厚黑有染了，两面三刀是家常便饭，口蜜腹剑是看家本领。“自从有政治以来，政客就如影随形，而且往往还在政治里扮演主角，而那些所谓的“清官”、“直臣”只能是政治史里偶尔卷起的浪花而已。说到底，只要政治里的专制毒素存在，只要政治里的权力本位存在，只要政治更多与百姓无关，那么“政客”的批量生产才是常态，而比干、魏征、包拯、海瑞之类的良心之臣则为异类。所以，严嵩的出台很正常，没有他的横空出世，也定有王嵩、李嵩的应运而生。
　　　 严嵩之所以被数百年的历史所诟病和鄙弃，不仅仅他摇尾乞怜、欺上瞒下、是非不分的作为——要说这些，历朝历代包括当代官场，简直比比皆是，哪里容得他占据一个中国政客之集大成者的位置。他的最惊人之处在于自从他在当上礼部尚书之后，几十年如一日都秉承一个原则——凡是皇上不喜欢的话一句不说，凡是皇上不高兴的事一件不做，凡事皇上不满意的人一个不留。正是靠着“三个凡事”哲学，他才成为明朝嘉靖年间可以呼风唤雨而又遗臭万年的“奸臣”。
　　　 凭良心说，遗臭万年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流芳百世。严嵩不是天生的奸臣胚子，更不是天生的势利小人，如果读读他在50岁前的所作所为所说所写，如果他不幸50岁时就撒手人寰，相信史家治史时一定会这样评价他：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个不愿同流合污的清廉官吏，一个有理想有孝心有立场的正人君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50岁前的严嵩，在修身养性齐家等人伦道德方面，严格遵循正人君子行为规范：君子坦荡荡；君子喻于义；君子周而不比……如果要提出“严嵩是个大奸臣”这个结论，我首先表示反对，因为太绝对了，抹煞了人家大半生的忠贞历程，抹煞了人家年轻时的道德追求，从严谨的实事求是角度来讲，至少是半个冤假错案。严嵩的奸诈主要从50岁后当上礼部尚书开始，直到80多岁被另一个政治强人徐阶踢出政治舞台。所以，正确的说法是“老年的严嵩是个大奸臣”，50岁后才开始祸国殃民，加之在古代50岁都儿孙满堂了，也算得上老年了，我的结论应该经得起推敲吧。
　　　 当然，结论不是无中生有，不妨看看50岁前的严嵩是怎么一个人，给严嵩的前半生平平反。

       严嵩小时候是个神童，这一点各界基本没有异议，从他10岁时老家县太爷的一次面试可见一斑。那次，当地的曹忠知县出了上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严嵩立马对出下联：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当场吓呆知县，可见从禀赋上看，小小严嵩的确有少年天才之分。
　　严嵩家境贫寒，虽有天赋但因经济拮据也有辍学之忧，幸运的是，当地前后两名知县都是“贪才”之人，和严嵩结成“一对一扶贫助学”对子，所以他基本上是一路绿灯走向高考。但不幸的是，严嵩的家人接连病逝，先是老爸，然后是祖父，再是娘亲，这连串变故让他悲痛欲绝，形消神瘦，几乎不能在仕途上继续发展。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在他成为正七品的翰林官时，严嵩毅然请假回乡，到老家的钤山潜心修养，这一休就是8年。从他甘愿远离仕途8年潜心做学问隐居，可见此人年轻时并非钻营溜须之小人。
　　有人说，严嵩之所以隐居，是因为当时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以及他的心腹焦芳、刘宇、张彩都不是江西人，尤其吏部尚书、内阁高官焦芳厌恶江西人，所以严嵩知道升迁无望才一时灰心；也有人说，严嵩是想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官场处世哲学，以便迎接将来的飞黄腾达。这两种说法都过于牵强，任何权倾朝野的权臣，其重用人才的标准固然有阎锡山那种“会说五台话，腰里跨洋刀”之习惯，笃信“同乡半个亲，做事最放心”，但根本来说，第一标准还是看人“听不听话，忠不忠心，会不会来事”，这个标准才是维护权臣利益集团的最高法则。所以说严嵩是因为自己是江西人感觉仕途无望而灰心，逻辑上很难信服。另外，说严嵩是回乡研究官场以便坐火箭升迁，更是不可思议，要知道官场波谲云诡瞬息万变，即使你熟谙官场哲学，但谁敢保证一个小人物淡出政坛数年还会被突然重用？这一招风险太高，即使诸葛亮徐懋功刘伯温在世，也不敢说能精确算计未来官场的风向变幻。我以为，严嵩之所以离开政坛隐居山林，是因为他孝心很重，在抚育他成人的三位亲人接连离世后，确实身心备受摧残，元气大伤，需要调养；还有，当时朝廷被刘瑾、焦芳等奸佞之人把持，黑白颠倒、政风日下，他也备感失望，借隐居山林淡出政坛来逃避混浊的世道。
　　　他隐居八年的所作所为，很能说明严嵩当时的为人和志向。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明朝名士王阳明、李梦阳等正人君子来往密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严嵩的大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里声名鹊起，清誉日隆；他应家乡袁州府知府的邀请，历时两年，搜集当地大量的历史文化军政风土人情资料，编撰成14卷的《袁州府府志》，在当地府志编写的精彩程度上，空前绝后；其他如为当地捐资助学、修路搭桥，更是不遗余力，颇得民心。
　　8年隐居期间，朝廷奸佞此起彼伏，刘瑾焦芳张彩等刚刚倒台，钱宁江彬等又迅速崛起，颠倒乾坤黑白之能，不亚于刘瑾之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权一把手，其对官场的引导作用相当巨大，不是有句话叫“将熊熊一窝”嘛，可见当时官场依然乌烟瘴气。
　　直到后来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崛起，才开始在有限范围内整顿吏治，一批刚正之士逐渐走向国家政治前台，费宏梁储毛纪等因此入内阁把持大局。作为费宏的江西老乡，加之严嵩才华横溢、名声颇佳，因此在内阁大员费宏的举荐下，严嵩从江湖步入庙堂。在新皇帝嘉靖即位不久，一切似乎有百业待兴的气象，严嵩也开始从国子监祭酒（国家培养官员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日中央党校校长）做起，励精图治，展现他的政治才华，时年45岁。
　　在国子监祭酒位置，严嵩能从平民角度出发进行管理，上书中央要求恢复对贫困生的生活补助，以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报效国家；能清醒地看到金钱对大学的腐蚀，反对当时学校在学生录取上搞“权钱交易”，上书嘉靖取消富家子弟花钱买入学资格的陋习。其在国子监祭酒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年，进行的制度完善、时弊匡正，不论处于什么目的，在客观上的确使为大学挽回了一些尊严。
　　之后，严嵩官运亨通，尤其是在56岁做了礼部尚书到82岁从内阁首辅位置退休，他的万世恶名主要是这26年炼成的。虽然严嵩在20多年间的阿谀媚上、两面三刀的政客嘴脸上，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讲，在他长寿一生的前50多年，其所作所为是功大于过，在很多方面展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高风亮节，这一点不容抹杀。
　　就像“不能以功绩遮蔽伟人的罪恶”一样，同样也“不能以罪恶抹煞奸臣的功绩”，这当时求真之人的基本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