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岭南明月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 山”，每当我读到李白《庐山谣》这一节诗，心情总豁然开朗，仿佛自己也在高山极目远眺。欣然中想到中国的文化人，如果大家都有李白那样的开阔心胸，该多好。那么，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文人指骂余秋雨了。不错，秋雨红了发财了。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他的身价被定为3个亿 （能否实现且不管，但至少是对中国文化人的一种认可）。文化人当中，尤其年轻一代，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幸事，意味着自己将来某时候，也有可能发财 。另外，我们也应当看到，余秋雨之走红，并不是人们想像中那样容易的一件事，除了吃苦，也还需运气。所谓运气，在我看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元素的巧妙搭配天然合成，加上个人勤勉，悟性超高，才可望登上事业的高峰。

首先，从天时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宣告了伤痕文学从此跌入谷底 。此时，新时期文学创作进入了所谓“反思阶段（洪子诚）正当国内需要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时候，他拿出《文化苦旅》上市，真如天降甘霖。 而那时，国内伤痕作家大多停止写作，坐家观望。除季羡林、王元化、金克木等老作家写了一些散文外，其余作家就很少动笔了。文坛上，零星地活跃着“二月河”等几个写古代人，说古代事的小说家。完全可以说，他的《文化苦旅》正当其时，无论早5年还是晚5年，都不会产生如此大影响。如果早5年，必然淹没在伤痕文学洪流中；假如晚5年，也会沉积在反腐小说图书堆里，无法崭露头角。另外的运气，就是九十年代初，国家出台了图书价位新方案。不再按文革前的“字数定价”，书行可照实际销售额提成35%，《文化苦旅 》恰恰这时上市，首批定量就达到8万册，结果一销而空（零售20元，批发价15元）。按规定提成，的确他应该拿到40万。

其次是地利。秋雨工作在上海。从上世纪30年代起，这里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书刊发行量仅次于北京。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往返京、沪两地，每月数回。他行走于两大城市书行之间是其他人难有的机会。此外上海北京两地高校众多，大学生新书的信息交流很快，销售也快。还应看到，上海毗邻江浙二省，下江地区历史上就是读书空气最浓的地方。恰恰是热情的书迷，成全了他的大作家之梦。

其三，“人和”也是成功的秘诀。秋雨在成名之前，就深得老一辈作家好感，从他那些回忆录似的散文间，我们可以看到，他长期拜访矛盾、巴金、王元化等老前辈，收益良多。譬如他提到，那些戏曲性的散文就得到了王元化夫妇的指点，那两位老前辈恰恰是我国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现代文学史上，王元化与钱钟书齐名，早在50年代初，文坛上就号称“北钱南王”。到九十年代，巴金虽然老了，但是他的女儿李小林，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给他提供过很多建议，书商们之所以看中《文化苦旅》的销量，也因为不少文章出自《人民文学》与《收获》等著名刊物。

 如果要说余秋雨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艺术成就，则可谓见仁见智 。 在文化人看来，相比近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的鲁迅，徐志摩，周作人等大家，相比三十年代朱自清，戴望舒等散文大师，当然还有差距；如果同现代文学史上的汪曾祺，阿英等散文大师比，则可以说各有千秋。不过，汪曾祺与阿英，生不逢时，从中年时代到老年，就一直生活在建国后政治运动中，天才般的想象力被压抑了。汪曾祺那些散发出西南小镇上牛肉香味的散文，大部分人并不知晓；而阿英的《夜航集》人们更加不清楚，散文中飘出的茶香味，可以同周作人的“苦雨斋”相比，但又有几人知道呢？  只好永远埋没在故书堆中。历史只能成就余秋雨大师一人，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余秋雨创造出了一种戏剧性散文，也是有意义的。他用王尔德似的背景台词方式，撰写山水人物，也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面对众人对《文化苦旅》的责骂，秋雨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在《山居笔记. 苏东坡突围》中，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不害怕。“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查颜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周围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踹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 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显然，他把自己比作了苏东坡。把《文化苦旅》比作“赤壁赋”。至于有人问，说他的散文中出现一些历史错误，怎样解释呢？公开场合他决不回答。私下则说过，“这是中华文化圈，任何时候你一旦认识几条错误，就会有人给你找出几十条，几百条。你永远就不要生活了。在西方，一个人肯认错，说明他的伟大。中国人一旦认错，就会有千万人踩着你，非要踏死为止。毕竟散文不是国学考据。

                 （写于7月8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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