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代以来的经书典籍很多，想要人们一本本地读过去，恐怕就是搭上大半条性命都不算完事，古人所谓的皓首穷经，也就是这个道理了，那么这时要是有一张由读书多的人开出来的书单在手，那可就不一样了。洽巧我这里就有一份毛泽东为他的儿子们开的一张书单，今日读来，颇有令人可玩味处。

电视剧《延安颂》说到毛泽东给儿子写信寄书的事。确实，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1941年1月寄出第二批书时，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少年集团，泛指和岸英、岸青一起读书的中国学生。

这是一批什么书呢？毛泽东随信附了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上面写道：“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细看这份书单，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大概都是当时的中国教科书，可用来补充岸英他们只读苏联教科书的不足。《大众哲学》是书单中唯一的一本政治类书，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这本著作曾反复读过，并和作者当面讨论过，认为写得通俗易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在这份书单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读这些书。这里的《三国志》恐怕不是陈寿写的记传体史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1950年中华书局还曾以《三国志》为名出版。《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清史演义》，当时流行有三种：陆士锷《清史演义》、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毛泽东寄出的，很可能是蔡东藩的。1936年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就是指蔡东藩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子不语》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笔记小说，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十卷，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包括神狐鬼怪、三教九流，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字，如《四耳猫》一则仅两句：“四川简州，猫皆四耳。有从简州来者，亲为余言。”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何典》是清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英语方言写的讽刺滑稽小说，通篇描绘了阴曹地府里的形形色色的鬼。刘半农于1926年获得四十七年前的印本后，标点刊印，一年之内居然印发了两版。鲁迅对《何典》也非常感兴趣，曾感叹“访而不得”，故刘半农请他写序时，竟在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并向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被收入日本编印的《世界幽默全集》。

毛泽东向儿子推荐《子不语》、《何典》这两种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岸英他们毕竟还是中学生嘛。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小五义》、《续小五义》讲的是“七侠五义”后代的故事。《峨嵋剑侠传》类似著名武侠作家还珠楼主写的《蜀山剑侠传》。《侠义江湖》不知是否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或《侠义英雄传》？现在风行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均源于这些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历来遭到正统派人士的贬斥，却在民间广泛流布，迟至近年才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设辟过“武侠小说漫谈”专栏，学者陈平原著有《千年文人侠客梦》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过“新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讲坛。确实，青少年读一些武侠小说，有利于开发思维能力。试看那些剑侠，上天入地，修身寻道，仗义除恶，既是江湖社会的折射，又突破了时空界限和人力界限，跟西方当代影视作品中的“超人”、“魔幻”形象异曲同工，极具幻想力。而思维幻想力是思维创造力的基础。剑侠使出种种剑光斗武，或紫金色，或青白色，岂不就是激光武器？那些邪恶的剑侠，往往采集毒物用作武器，岂非就是细菌化学武器？

武侠小说和《岳传》、《三国》、《水浒》、《洪秀全》、《薛刚反唐》等历史小说，是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前者多用浪漫笔法，后者多用写实笔法。浪漫的尚武，现实的英雄，构成了这些书的文化主调。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正恰是充满浪漫气息和英雄气概的。反观时下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推出的种种必读书目，谁会选入《子不语》、《何典》、《小五义》、《峨嵋剑侠传》、《薛刚反唐》等？这是胸襟所使然！

附：《何典》——毛泽东向儿子推荐的经典奇书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反映在读书方面也是如此。对自己偏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玩味，以致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而对有些古人的作品，即便有人推荐，他也不一定有阅读的兴趣，在心情不顺的时候尤其如此。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代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一抹书香。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才情。《何典》的语言独树一帜，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读来饶有兴味。至于题材构思，更是匠心独运。全书写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着欢天喜地，差点笑断肚肠根。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与张南庄有关。

《何典》一书虽然在光绪五年(1879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过，但真正流传开来却是在民国时期。而这主要归功于刘半农、鲁迅等的全力推介。1926年，时局混乱，身为教授的刘半农生活陷于窘境。他无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当即决定标点刊印，期望卖书赚钱以解燃眉之急。他做了颇具煽动性的广告，居然一年之内印制了两版。应刘半农之请，鲁迅于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下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字，足见他对《何典》之推崇。在《题记》中，鲁迅自认对《何典》“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他认为《何典》的情节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正所谓“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1932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他，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毛泽东读的《何典》版本很可能就是刘半农点校、鲁迅作序的版本，因为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在1926年前都无缘得见《何典》，想必毛泽东也不大容易看到。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典》对毛泽东言行的影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在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16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作用，认为革命或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在许多场合又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轻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也有不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轻知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毛泽东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这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便有充分的体现。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

《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

不情之请：《兰花梦奇传》，笔者查过一些资料，未见著录，望有识者补正。在此，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