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搬家的缘故，到公司上班最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转乘火车。从家门口出来，坐小巴，然后转火车，然后再转小巴，顺利的话，一个小时可以跨进办公室。香港的好处是，公共交通分布相当的方便合理，住宅附近，就算没有地铁站，一定会有公共汽车或者小巴，肯定能够在半个小时内转接到地铁或者火车，还有渡轮。便捷的公共交通，也鼓励了大家放弃开车上班。其实开车上班在香港成本真的很高，我自己就计算过，从家开车到公司，虽然节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隧道费，加上汽油费，还有停车费，一天至少要花两百块钱。而使用公共交通，只需要五分之一。

坐火车上班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利用固定的半个小时的时间看书。这些天，就是利用这样的每天对我来说多出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读完了一半书。这本书不算新，英文原版在1994年出版，Edward W Said的“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7年，台湾的单德兴翻译成中文繁体版“知识分子论”。我手头的，是麦田出版2007年的增订版。在这本书里面，除了萨依德的原文之外，还有译者在1997年对萨依德的采访等。

“知识分子论”是萨依德在1993年在BBC的李思系列讲座中发表的六篇演讲，主要是探讨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表达他自己对于知识分子应有的认知和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和道德良知，不攀附权贵，不热衷名利，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充当弱势团体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和偶像崇拜等。因为这样，为了和那些为政权或者专业机构服务的知识分子进行区别，他把知识分子称为：业余者。

说到偶像崇拜，萨依德不管是在他的这本书里面，还是在之后多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总是举这样一个例子，那就是托尔维克，托尔维克在“美国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里面反省美国，批判美国对待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南方奴隶制度的方式，但是同时，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他作为法国国会的一分子，对于法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更加残暴的虐待，屠杀等行为，他却辨称是正确的。萨依德认为，让托尔维克前后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一种国家主义（nationalism),因为对于国家主义者来说，可以批评“他们“，但一旦牵涉到“我们”，我们总是对的。他也指出，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身上。萨依德表示，这是他在知识上，道德上，政治上一向反对的头号部族偶像(Idol of the tribe).

萨依德正是一个坚持独立立场的人，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严重对立的时候，他率先主张双方应该和平共存，因此遭到了来自基本教义派的死亡恐吓，但在1993年以巴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之后，他公开表示，这位这样一份不平等的协议，不会让中东得到安宁。因为这样，他的言论被阿拉法特禁止传播。最后的结果是，1994年，阿拉法特，还有当时的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以及总理拉宾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到现在，以巴局势并没有因为这份协议真正变得和平。

在西方，萨依德因为为巴勒斯坦人发声而被一些人看成为暴力，恐怖实力的代表者，但是同时，正是他的声音，改变了巴勒斯坦人的刻板形象，而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因为他的理性，一些人定性他为背叛者。但是，他的声音，在当地获得更多的，还是积极的回应。

尽管批评美国主流知识界的双重标准，但是对于美国的学术环境，萨依德还是这样说：“我对美国学界有很正面的感情，那任何东西来交换我在其中的生活我都不会答应。在我看来很拙劣的反映出德不是美国学界，而是学界的操控者，他们就某种意义而言，变成了场内经纪人，从中求取生涯。”

这让我想起了现在在美国非常出名的两位左派，MIT的乔姆斯基和哈佛的昂格尔，虽然美国的主流学术界是他们批评的对象，但是美国的校园，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我也想起了在哈佛的时候，昂格尔评论中国，他说，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缺少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