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如何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

——从毛泽东的政治结论与邓小平的政治交待说起

我以为，以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毛泽东的政治结论，以小康社会为目标的邓小平的政治交待，以及今天许多老同志关于“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告诫，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说到底，实际上都是谈的一个问题，即在“专政”条件下的执政党，应当如何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的问题。

一、毛泽东的政治结论与邓小平的政治交待

今天看到署名“毛泽东读书集成编委会”者著文《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很有启发。在概括了毛泽东一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后，作者认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 

我想说，关于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应当尊重毛泽东本人的概括。

第一，文化大革命，到底错在哪里？在什么意义上是错误的？在什么意义上有其合理依据？这里有三个不能否认：1、不能否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在自己的记忆库里还存放着当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等人见面时那段关于如何避免“王朝兴亡周期率”的窑洞对话，当时，他自己很肯定地很自信地说找到了避免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2、不能否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中，有解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的，由于各种官僚主义（“总病根”）造成的官民矛盾；3、不能否认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失去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甚至丢掉了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七大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错误。

毛泽东的问题，在于过分相信自己作为领袖和导师的调节力量，同时把民主作为“阶级斗争”的方式，而忽视了国家政府、法治秩序和制度的基础力量。所以，他不可能完成把民主建立在宪政秩序基础上的历史任务，而只能采用在伟大领袖和导师的领导和指导下的“斗争型大民主”方式，结果，整个社会基础秩序虽然还在，但国家的基本秩序却被很随意地打乱了，以至于几乎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第二，我们不要轻易甚至轻率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定语：“无产阶级”四个字抹去。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人民群众，在当时的概念中，当然是各种集合体，即青年学生、工人、农民、解放军等社会基本阶级、阶层。这个“无产阶级”，是与主要由当权者、官僚、政府部门特权者组成的所谓“资产阶级”相对而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提出“造反有理”的著名论断和继续革命的理论。窃以为，毛坚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当权派”，恐怕与今天许多老同志关于“中国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的告诫存在历史性的内在联系。只是毛当时多半是凭一种直觉判断，而今天的老同志则基于实实在在的事实判断。

所以，我以为毛泽东自己的概括无论对错，今天都应当继续得到尊重。同时，不管怎么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实质问题，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又仍然是绝不会因为经济成就（21万亿GDP、1.2万亿外汇储备）的取得，而能侥幸“绕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果说，传大同的毛泽东以继续革命理论和“斗争型大民主”的方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既引以自豪又心存困惑的政治结论，那么，遵小康的邓小平1980年提出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到了1989年6月16日提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就是他重要的政治交待。①

二、自我社会革命，从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开始

以大同世界为理想的毛泽东的政治结论和以小康社会为目标的邓小平的政治交待，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说到底，实际上都是谈的一个问题，即在“专政”条件下的执政党，应当如何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的问题。“黄炎培周期率”是社会革命的传统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只是社会革命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执政党、执政者避免社会革命而主动进行的自我社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的作者这一判断：“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但重要的是，这种探索的历史延续如何进行，以什么方式进行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今天仍然有人坚持党和政府的职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着手过渡到主要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包括制定公平的规则、创设公正的环境、重建相应的法律制度并监督执行、还有为弱势群体（博弈中的利益受损者）提供社会保障补救，当然还包括宏观调控、中长期产业规划（如日本、德国、美国所做的那样）。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今天中国各级政权（全国5万多个政府）还不能充当社会不同群体可靠的利益博弈之“最终协调者”，而非要坚持把自身作为利益博弈的一方，去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并以此作为考核部门和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这种考核有利于部门及地方长官获得政治经济“利益双丰收”，有利于拥有权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资源的群体夺取更多社会财富，而损害的是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拥有资源较少的工人、农民、“新市民”（所谓农民工）、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失业及无业者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还“好心地”以为这就是“坚持党的基础路线不动摇”，那么，这种坚持法，就无异于一种“自我放任”（放任专制、腐败等），即放弃毛泽东和邓小平开创的执政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自我社会革命的伟大探索，从而等于自觉不自觉地非要把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放在了下一次随时可能爆发的社会大革命的对象的位置上。

鉴于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事实上是直接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在形形色色的新老“双轨制”条件下，现时代形成了更加强势的官本位制度和部门本位制度，结果，不仅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自然社会生态失衡、冗官冗员冗费以致出现所谓无法无天的“权贵资本化”倾向和集体理想、公共意识及基本道德信仰的缺失，而且，还几乎使国人都知道当下中国的“大一统”实际已流于形式，却又似乎谁也动弹不得无力回天，而这形式上的“大一统”掩盖着的“乱、散、悖”胶着在一起，已经导致党的整体利益，即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对各级官员行为的失范、失效与心理失信，有人指出这是“信仰赤字”、“信任赤字”和“政治信托危机”。所以，党所真诚追求的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普遍福祉优先与普遍正义优先——几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无从落到实处。那么，就从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开始！

三、也说重建社会基础秩序

今天，历史又走到了一个考验当下执政党最高决策眼界、智慧和勇气的转折关头！

因为，一个国家是否长治久安，取决于两种秩序的建立和协调。一种是国家政权机构运行的秩序，这是硬秩序，相对容易建立；一种是社会基础秩序，即基本价值观念、道德信仰和法理显规则等由心而外的秩序，这是软秩序，是更为根本的秩序，难度相对大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搞乱或者说部分搞乱了国家机构运行的秩序，但社会基础秩序还在，所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行部分社会和解后，中国能够较快地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而今天，情况却正好相反，表面上看，国家政权机构运行秩序正常，甚至于“超正常”，政府参与经济建设越来越强势，但社会基础秩序却反而因此基本乱了套。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出现社会基础秩序与国家机构运行秩序的对立（公开的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对立并行是其表征）。

也因此，不少公民提出重建社会基础秩序，这是当下极有责任感的话题之一，也是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敏感，但又切中中国社会政治症结而又沉重的话题。

重要的是，如今被中国“歌舞升平”式主流传媒极力包装成“太平盛世”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如果再不着力于国家政府运行职能的根本转变，再不从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经济博弈中作为特殊博弈方抽身退隐，有如3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机智果断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为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社会政治语境上的三大核心价值优先：共生、文明、和谐（自洽原则）；法理上的公民个人权利优先（人权原则）；伦理上的群体正义优先（利他原则）和“第六伦”优先（善待他者原则）；家事、国事、天下事上的公正、协调、可持续优先（普遍福祉原则）和国家机构运行上的宪政制序——率先垂范、夯实基础。那么，由于社会基础秩序接近破坏殆尽（尤其是制度性社会不公正），执政者必将受到凭借现行国家机构运行秩序成长起来的“强势权贵阶层”的拖累。一旦发生社会革命，将在道义上再无可依持倚仗——即便手中似乎握有热兵器时代的军队，也不足以为恃。

且看，有关史料和文学作品如何记载和描绘张之洞得病致死因。张之洞为了摄政王载沣背离因摆不平“自己人”而已经延宕立宪的老佛爷关于“内外有别”“家事也就是国事”的临终遗训（规矩）——意为“对自己人要严，对外人要好，让外人有官做，江山也就稳了”——而将内阁（军政财文大权）要职几乎全部安排满人把持，发生多次争论。最后一次竟为此丢了性命。那是由于对徐世昌的一项任命，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又一次发生口角，张之洞认为“舆情不洽”，怕因此而“激出变故”。没想到载沣却毫不在乎地表示，“怕什么，有兵在。”张之洞闻言大惊，口吐鲜血，就此病倒。他把摄政王“有兵在”的话，看做是亡国之言，认为当国执政者，明见民变将起，却悍然不顾地勒兵观变，是真正的自绝于民，不亡何待？

重建社会基础秩序，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核心还是把国家运转机构和社会运行规则区分开来，并把国家运行机构置于社会运行规则之下，最后，是运行透明化，做到按公开的显规则而非习惯或被迫按潜规则办事、做人、治党、治军、治国。这三条，归根到底又回到一句老话：党要管党，党政分开；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政治结论和邓小平的政治交待上。

四、执政党避免成为社会革命对象的最好方式

但是，这个问题，今天非从“执政党如何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入手，不足以引起人们警醒，并带着高度责任感去理性笃行（请参看《如何真正建立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政治生活的“治乱、治散、治悖”》和《历史给了中国又一次机遇》）。

社会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化过程中，在专制或专政条件下，调节和解决社会群体利益博弈关系的极端形式。首先，社会革命的对象，从来都注定是指向统治者、执政者、统治阶级和执政党的。第二，社会革命的前兆，从来都是现行社会运转机构的行为率先不按照现行公开规则办事，而“不得不”按非公允的潜规则运转肇始，由此导致在利益博弈中弱势群体被损害、被奴役，积之久矣，而激起草根阶层怨声载道。第三，社会革命的前提，从来是由于具有利益换算性的、本质上排他的潜规则，对于社会正常运行显规则大量的、公然的损害，出现“潜显规则二元对立”，以至社会基础秩序失范，而迫使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在博弈中急剧分化重组，在行为上越来越偏离国家运转中心机构（离心离德）。第四，社会革命的发动，从来都是来自执政者内部的边缘派系、群体，或某种社会力量借重边缘派系秉民意而乘机起狼烟。最后，等到无规可循，权威滑落，民怨沸腾，道德沦丧，狼烟四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就算再提重建社会基础秩序，那就很可能真正完成重建者并率先垂范者，就轮不到原先的执政者了。因此，一旦出现社会基础秩序失范的迹象，执政者就要保持高度警醒，而远非一点忧患意识了！更不可侥幸手中握有热兵器时代的军队而有恃无恐！

社会革命的结果，有二种情况，一是直接导致政权的更迭，国体政体完全改变，这里又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区分：不流血的，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前苏东地区的“天鹅绒革命”；流血的，如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二是国体形式不变而政体形式基本改变，如英国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种情况的不成功的变体形式——当时用“三结合式的革命委员会”也在形式取代了全国各级政权。

结论：执政党、执政者要想避免成为社会革命的对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理性笃行社会基础运行规则上率先垂范——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切良莠功罪悉归于一党——而不可为了党派集团的一时之便、之私或一念之差，而置社会基础秩序这种“软实力”于不顾。

朋友们，我想，能够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在取得20万亿GDP、1.2万亿外汇储备的条件下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执政党，今天还有机会！就是说，执政者还有机会把尽快转变政府社会职能，重建社会基础秩序的主动权、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正如罗斯福说的那样， 实力永远意味着责任和危险（Power invariably means both responsibility and danger)，中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基础社会秩序重建和全生态社会建设上来。

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来经历了真真假假的“君主立宪”、“党主立宪”（国民党肇始）、“斗争型民主立宪”之后，还来得及重建与人民共和国相称的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重建！只要执政者真的基于自己充分的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而重新为社会、为国家、为共和国公民“立德、立功、立言”，一种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元勋立宪”的基础社会秩序，就可望在史无前例的全球化强势运动背景下在世界东方建立起来！

2007年7月17日于沪上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他自豪地宣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同年8月30日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中，毛继续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第八条：“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我相信，毛泽东的这些探索、主张和纲领都是真诚的。

①     代注：

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殚精竭虑的现实

李兄：

对了,前面李兄说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对中国的象征意义，现在都卫星定位和电子导航了，一艘现代化巨轮还要不要原来意义上的“舵手”？或者现在都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巨轮“舵手们”的功能又是什么？这个比喻和设问太好了。

我是这么想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从宗法专制政体向宪政民主政体系统卸载与安装的过程中，有三样东西缺一不可，第一，国家权威还是必须维护的，没有国家权威，中国就会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当然这也是“强势权贵集团”们所谈论的，但是区别在于维护国家权威的价值目标完全不同，不管“强势权贵集团”的代言人如何表白，可他们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的现实利益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系是完全不兼容的；第二，为了保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落到实处，必须完成建立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了一百年的宪政制序，同时，这也是真正维护国家权威的最好方式；最后，维护国家权威和建立宪政制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保障人民主权（核心是具有社会动力学价值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及其普遍福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因此，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位鼎立，一个都不能少，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派”、“资本”、“权贵”、“官阶”等等放在优先位置。这就是我所谓的区别于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带头推动中国实现“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位鼎立”的国务活动家，就是中国这艘新的万吨油轮的新的“舵手”（电子导航象征国家权威，卫星定位象征宪政制序，船体、船员、师傅们、游客们的意见，象征人民主权），也就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元勋”。

请看我这篇文字，我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毛泽东是真正具有权威，同时我相信他也是真诚站在人民主权一边的，可是他缺了宪政制序一课，到后期简直有点乱来，以致使国家元气大伤（我指的当然不仅是经济）；邓公也还有权威，同时深切了解人民物质利益的重要，他甚至也明白宪政制序是迟早的事儿，但他骨子里嫌这东西麻烦，还有人民对“权利”（与利益对）要求就更麻烦，他不想搞得那么麻烦，他懂得光是为了赚钱就够大家喝一壸的，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邓公不愧是一个策略家，他的确做得很成功，包括“邓规江随”时期，及至今21万亿GDP经济成就在内，在很大程度都算是邓的功勋。

顺便说一句，江也是有功绩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仅在经济上奉行“萧规曹随”的策略，使中国经济有了连续不断的增长，而且明确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五大）可以探索；二是坚定支持并最终使中国成为WTO的一员，从而使中国能够主动参与全球化运动；三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正常和平交接。他的问题是，在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上的迷失，在1970-1987年的政治基础上大开历史倒车。有些作法简直莫名其妙，如包括对寺庙、党派、行会在内的几乎一切社会机构，彻底实行像国家政权机构那样的科层化管理中的“官阶级别”以至出现官阶大一统——所有国家机构的“一把手”和主要班子成员都必须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再如从1990-2002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净增党员2300万名，党员增幅远远高于同期人口的增幅，比1969年以前革命和“继续革命”年代党员总和还多出一百多万名，也许他老先生好心地认为官阶送得越多越稳定，党员人数越多越稳定，也是扩大统治基础的方式之一吧（如让所谓民营企业家入党），可他没有想到多一个党员就多了一个潜在的与党、与社会“拿”甚至“夺”“金饭碗”的“中签”交易对手，从而增加了当下中国以“冗官、冗员、冗费”为基础的“叠加式社会交易成本”，从而使中国付出了，还必将继续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直至国家机构运行整体失灵（乱、散、悖）、社会基础秩序的整体失范（失德、失信、失道）。所谓稳定，恐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然，这不是谁个人的问题。

如正兄长所言“问题在，困难在，困惑也在，但这显然又是绕不过去的。想绕过去，或采取‘鸵鸟策略’，中国社会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领导人所不能不殚精竭虑的现实啊。

                                       阳  子

2007年7月22日20：03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