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