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更多的真相被揭露，“三鹿”毒奶粉风波和山西溃坝事件这几天在中国愈演愈烈。两者都属于群体灾难事件，而且都是过去曾经在中国发生过多次而又屡禁不绝的灾难事件，因此事发之后，不但再次震惊中国上下，而且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更重要的是，这类屡禁不绝、伤天害理的事故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人民对国家和政权的信任，北京当局十分关心的执法合法性也将真正受到威胁和动摇。

       过去几年里，从矿难到溃坝，从假药到有毒食品，从大头娃娃到结石婴儿，层出不穷的人为灾难事故使人觉得，在今天的中国生活似乎是一件颇不安全的事情。即便这个国家的纯经济指标正以全球罕见的速度增长，即便这个国家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但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连对食品和药品的基本安全感都没有；如果这个国家的最低层的人们在付出辛苦劳动的同时，还要时时受到矿难和溃坝的威胁；更主要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已经发生无数次，而且未来还继续发生，那么人们真的要思考：这个国家到底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

       因此，现在是当了中国上下认真思考如何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策略，真正全方位对导致这些群体灾难事件的原因进行综合治理的时候了。

四大领域：折射积重难返问题

       归纳起来，无论是层出不穷的矿难、假药和假食品，还是这次再次引起人们揪心和关注的溃坝和毒奶粉事件，都凸现了中国在四个领域里的积重难返的问题：

第一、   职业道德的严重缺乏：综观任何健康、合理的社会，经济水平可有高低之分，各种职业也尽可有不同的特点，但不管从事哪一类职业的人们，都至少在本职业范围内，具备这一职业所需要的职业道德。但在今天的中国，职业道德在许多领域可谓天方夜谭；相反，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职业道德退居二线反倒可以大行其道。

第二、   做人良知的严重缺乏：在经济和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道德真空和道德虚无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尤其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做人、做事缺乏底线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有相当一批人做人、做事缺乏底线，为了金钱和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这个国家未来的崛起之路也向相当堪忧。

第三、   清廉政治的严重缺乏：官商勾结和腐败已是中国一个人所尽知的严重问题，高层虽屡有打击，但收效并不显著；不幸的是，在矿难、溃坝和假药、有毒食品等所有的群体灾难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腐败和官商勾结的影子。

第四、   新闻监督的严重缺乏：在上述群体灾难行事件未发生时，若有一些独立的调查型记者展开深入采访，并在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将种种惊天黑幕公布于众，那将不但有利于对灾难的避免，而且有利于重建政府的威望。

上述四大问题之所以称为积重难返，是因为人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具体实施和解决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障碍，其中有些是来自原有体制的盘根错节的障碍，有些是来自观念的障碍，也有些对执政合法性可能受到动摇的担忧。但一个客观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如果不从上述四大领域痛下决心，继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类似的事故未来一定还会以更大的规模爆发。

就最近几天对山西溃坝事故的处理来看，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各种追查措施正在陆续下达；在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方面，卫生部已做出六项决定展开应急处理，同时每天还将公布处理详情。这些措施展现了中国高层在问责方面的严肃性和处理事故的透明性。但这些措施都有两个特点：一、处理的滞后而非超前；二、依然局限于各具体部门在技术层面的处理，缺乏综合治理的思路和决心。

新闻监督：须鼓励、保护调查型记者

就上述列举的中国四大积重难返的问题而言，其实涉及到三大范畴：一、体制范畴，其中主要是对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惩治；二、体制外的独立新闻监督；三、道德重建工作，这一工作可由体制推动，但不应由体制主导。

在这三大范畴中，独立的新闻监督和不应由体制主导的道德重建，是令中国官方踌躇和难下决心的两个难题。原因很简单：这涉及到中国现有体制的局限。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可以找到在现有体制框架和局限内的一些建设性处理方法。

就独立的新闻监督而言，可在不对现有体制做急剧改变的情况下，鼓励、培养一批严肃的调查型记者，给其政策自由空间，放手让其寻找和发现线索，对一些可能导致群体灾难事件的企业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现象展开调查，并及时公之于众。必要时，这些调查型记者可以乔装打扮，隐姓埋名，一如西方许多曾经揭出许多惊天黑幕的大牌调查记者。当然，这不但需要鼓励和培养，同时更需要有司法和体制的综合性保护，不然调查记者就可能受到黑势力的恐吓乃至追杀。

道德重建：不可忽视宗教

同样，在道德重建方面，适当放开宗教已到了一个须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去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在政治局集体学习宗教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宗教工作提出了许多有指向性意义的意见。在这方面，有两个环节的问题，一是理清观念，二是操作上可有轻重缓急。

所谓理清观念就是宗教不仅是天主教以及北京和梵蒂冈的关系等政治问题，也不光是具有膜拜色彩的非主流宗教，更不会对执政合法性构成挑战。相反，宗教对于呼唤人心善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长期回避宗教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将远远超过其正面作用。

但在操作上，鉴于东方社会的特色，不妨采取优先鼓励东方宗教（道教、佛教）的策略。事实上，从年前世界佛教大会在中国举行，就可见当局对佛教的宽容态度，但在鼓励宗教的具体措施方面，却始终未见有大的后续行动。也许现在是到了再次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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