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丑闻的深度和广度正日益显露出来。至今已有4名婴儿死亡，6244名婴儿患病，其中1300名仍在住院，158名患有“急性肾功能衰竭”，生命垂危。

《南德意志报》在引用了中国卫生部长公布的以上数字后说，“非法使用三聚氰胺在中国的食品工业内广为流行。过去几年，隔一段时间就有婴儿死亡。但中国政府强行统一媒体，不许讨论这一问题，对这些婴儿的死亡也负有责任，而地方腐败干部收取贿金后则放弃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由于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司法独立，几个月来，生病、甚至死亡的案例被隐瞒、哪怕这样造成更多儿童死亡也在所不惜。”

《柏林日报》报道说，早在7月16日，甘肃省卫生部门就接到幼儿饮用三鹿奶粉后患上肾脏疾病的报告，16名儿童住院，但直到最近才披露这一报告。该报认为，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已失去控制：“奶粉丑闻表明，中国政府至今没有能够在经济自由化和调节之间建立平衡关系。大城市以外的经济生活中，往往是一片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私营企业家、国有企业与地方官员结成帮派，互相勾结，获取利润、违法不究，这些已成为常规。”

中国质检局宣布，奥运和残奥期间供应外国运动员的乳制品经过特别检查，没有任何问题。《法兰克福汇报》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保证中国儿童乳制品的纯净呢？”法兰克福汇报接着写道：“只有在可能影响中国形象的特别活动时，官方才会进行检查。所以平时在食用中国生产的几乎所有食品时，都应谨慎为要。过去几年，一系列食品丑闻使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惊恐万状，最近牛奶掺假事件不过是最新的一次而已”。

《法兰克福汇报》说，“中国的猪肉中含有治哮喘的药物，鸡肉中满是抗菌素，大虾是在违禁的营养液中养成，有的面粉中含有石膏。中国蔬菜中含有杀虫剂、甚至早已禁止使用的‘敌敌涕’残留物也不少见，养鱼场用违禁药物喂鱼。到处都在争取生产更多更快的产品、获取更多的利润，全然不顾消费者的健康。中国消费者抱怨说，每次只有发生灾难后，检查部门才行动起来，实行严厉惩罚。”

目前，除了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国内其他食品存在问题也在不断地走入人们视线。香港《东方日报》日前报道，上海市面惊现假虫草。检验部门发现，市面上不少冬虫夏草都是假货，是由一种售价一至二元人民币的亚香棒虫草冒充。由于两种虫草相似，市民难以辨认，但亚香棒虫草的性质与冬虫夏草截然不同，长期服用会产生头晕、心慌、胸闷、呕吐等副作用。有关部门今年收到近十例可疑的冬虫夏草个案，经检验发现，受检的冬虫夏草全属假冒，由亚香棒虫草冒充。其中一家企业送检了三斤虫草，市价约为三十万元，结果竟全是亚香棒虫草。

据悉，亚香棒虫草和冬虫夏草生长的过程一样，但侵入到幼虫体内的真菌却不相同，侵入冬虫夏草的是一种麦角菌，而侵入亚香棒虫草的则是一种亚香棒菌。所以，尽管两种虫草外形相似，但性质却截然不同。据了解，亚香棒虫草主要产自安徽、湖南、福建等地，没有药用价值，但有人挖来冒充虫草牟取暴利。今年是亚香棒虫草丰收年，故不排除已有大量的亚香棒虫草流入保健市场。

几天前，BBC“中国人谈中国”中发表中国江苏杨红兵的文章，质问厂家和销售商：中秋节后的月饼哪去了？文章说，月饼是一种特殊的季令性食品，加之供过于求的市场现实，其生存空间极为狭窄。中秋一过，月饼便会遭遇寒流，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入冷宫。关于节后月饼的去向，灵通的商家早有筹谋：早生产的月饼提前打折，节后月饼低价内销或集中销毁。但谁来监督利益链串联的月饼厂家和销售商呢？如果具体监管和处罚办法缺位，仅靠厂家商家的自制自律显然是纸上画饼。

文章指出，这些年，陈霉月饼回收制成的“黑心月饼”坑害了不少人。对节后从市场蒸发的月饼去处，商家、厂家至今没有明确交代，监管部门也没有让民众知道其“来有影，去有踪”，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心病。

不仅食品，目前在国内，连衣服都被查出有毒。英国《太阳报》报道，广东质监局抽查校服质量后发现，超过一成校服质量不合格，其中以珠海市合格率最低，仅为五成。不合格的校服生产商中，有的被检出含致癌物质联苯胺。当局指不合格的校服中，九成为PH值不合标准。但有一批次被验出含可分解芳香胺染料，还有一款含有致癌物联苯胺。据悉，倘服装PH值过高或过低，可能引起皮肤过敏，增加患皮肤病风险。联苯胺更属于三级致癌物。

有家长投诉三百多元买来四套校服，但布质透气度低，担心孩子患皮肤病。有媒体踢爆许多厂家为吸引学校定单，以偷工减料方式降低成本，且部分校方收货后又不检查，让学生健康受威胁。

在出口方面，中国制造也早就警钟长鸣。往年，散见于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含有害有毒物质的报道就很多，而在“三鹿奶粉”曝光后没几天，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韩国鱼饲料含三聚氰胺，部份原料来自中国。韩国官员说，该国已在鱼饲料中发现工业用化学品三聚氰胺，这些鱼饲料使用在韩国与中国捕获的乌贼制成。调查人员在韩国一家公司生产的鱼饲料中发现含有三聚氰胺。

自三鹿奶粉丑闻爆发以来，负效应普遍增加。一方面，志愿协助三鹿奶粉受害者的律师说，越来越多的患儿家长要求索赔，另一方面，一些奶农在这次事件中蒙受了不小损失。

三鹿含毒情况被地方当局隐瞒一个多月后，现中央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包括处罚一批被指责知情不报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以及免费治疗因喝受污染奶粉而生病的孩子，以平息众怒，安抚民心。

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联络人李方平说，前来找律师要求向有关方面讨个说法的患儿家长越来越多。他表示，患儿家长情绪并不稳定，他们普遍愤怒，而且都表达了要索赔。

与此同时，三鹿集团总部所在地石家庄市附近乡村的奶农几天来也因为所挤的鲜奶无人收购而遭受池鱼之殃。有的只好把无法卖出去的鲜奶倒掉了：“大户一家一天挤四五百斤奶的都有。”不过，针对奶农倒奶现象严重的情况，国家农业部已组织中国奶业协会动员和协调国内奶制品加工企业，积极帮助解决奶农销售生鲜奶的困难。

当然，随着三鹿、伊利、蒙牛、光明等22家龙头乳业纷纷被检出三聚氰胺后，中国乳制品受三鹿奶粉事件打击，也大规模下架，超市营业额锐减八成。

关于三鹿奶粉事件被瞒报的情况，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其他几名官员被免职后，石家庄市长冀纯堂辞职，并被免除中共市委副书记职务。他是三鹿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因为这次食品安全事故被瞒报而下台级别最高的官员。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地方官员不惜丢掉官位也要对公众隐瞒关系到婴幼儿和消费者生命安全和健康的重要信息，仍是迷雾一团。

如果仅仅是暂时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尚无大碍；问题在于其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更让人心惊胆颤。外国媒体站在旁观者立场发出的警告，我们不能不重视。

日前《德国之声》发表署名潇阳的文章指出，当中国的成年人用三聚氰胺心安理得地毒害着自己的孩子，“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从虚幻了的现实退回到遥不可及的理想。三鹿奶粉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与人的失范，说明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文章更指出：三鹿奶粉事件是危害中国全社会的食品安全事件，从而也是一起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如果把国家理解为公共服务的权力结构，那么公共安全事件也就是国家安全事件。

文章说，面对天灾如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国人表现出爱心、信心、力量和团结；面对人祸如三鹿奶粉，中国人愤怒的同时，却感到无能为力，特别是当你感到你每一口吃喝都可能是一剂毒药时。当政者为了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用铁腕政策对待政治敌对势力时，殊不知颠覆中国长城根基的恰恰是那些非政治性毒药。

如今矿难事件、食品毒害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之频繁，已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像孟学农这样两度因公共事件而辞职固然有偶然的因素，也是“官员问责”制度正在生效的一种进步。但是，一再发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和模式发生的人祸，说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处理几个官员就能解决的。惩前而不能毖后，回收了毒玩具，却漏掉了三鹿奶粉。

在三鹿奶粉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都看到了背后的制度问题。问题在于，这并不会带来认识上的进步，更不能提供具有当下现实意义的“解药”。而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在现有制度不能一夜废止、新制度还没有孵化出现的情况下，中国人如何杜绝类似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

三鹿奶粉事件固然有制度上的深层原因，但它的直接参与者却不是体制中的当权者，而是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利益集团和个人。事件原因链中，有个体奶农，有奶站，有奶粉加工厂的各级主管，有潜规则的制定者，也有食品安全与检验部门和地方官员。相信这些人当中的多数在私人关系和空间中应该不乏爱心；但是当他们以一个社会角色发挥一种社会职能时，却表现出惊人的道德沦丧、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唯利是图。

他们很少想到：以集体犯罪的方式用三鹿奶粉毒害着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时，自己孩子和家人可能也正在被别人毒害着。

制度主义者往往从人性本恶出发，只相信制度的刚性约束力，不相信道德的自觉作用；道德主义者则看到的是任何制度有它的局限性，而道德教育才是唤醒人心向善从而社会向善的黄金之路。但无论是制度改革者还是道德说教者，在中国的复杂现实面前似乎都拿不出一个哪怕能说服自己的良方。三鹿奶粉事件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制度上的或者道德上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只要不解决制度性约束和道德自律的双重失效问题，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反过来说，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有着能够整合制度与道德双重规范的价值体系作为基础。

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的是当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缺陷，是社会普遍的诚信道德的缺失，是法律制度与法治文化的缺位；它同时也是急功近利的经济主义和投机主义泛滥的结果，是“摸石头过河”时早晚绕不过的暗礁。

成为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有赖于“可持续性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只能通过文化重建和价值重建才能获得。中国已经不大可能重返极权主义时代的老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自生文化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在价值上支撑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更不会容忍用一种宗教信仰整合社会的局面。

结论是，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价值规范，才能给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一个稳固可靠的长期有效支撑点。

也就是说，将维护个人尊严作为一切秩序与制度设计的最根本价值，从而将这一最根本的价值作为政治体制和社会规范的准绳，中国才能发展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化国家。

然而，尽管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提出多年，中国官员特别是意识形态机构官员，真正贯彻落实了吗？！

 

推荐阅读（点击下列标题即可）：

暴力执法前提下的暴力抗法，是政府的羞愧

苏安生给陈水扁一脚，并不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

开放网络表达与提升公民意识

公民们，在机遇面前不应坐视

 

分享 浏览(12807) 评论(104)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