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先生几乎是我现在依旧喜欢《凤凰卫视》唯一一个可以确定无误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讲杨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但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发难（“问难”的“难”）者不一定就占有真理，但是必要的讨论甚至争论（有抬高自己的意思的话请各位捂鼻略过）毕竟是逼近真理的一条有效途径。

很遗憾，某事之后，要在我们这里打开联合早报的网站就一直十分困难，所以“陈子帛”先生的文章在我下笔之前一直没有办法拜读到。所幸杨先生的博客我这里可以打开，《“机会主义”世代的两岸博弈》一文自然也可以拜读到，所以权且武断两篇文章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别和分歧吧。

马英九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杨先生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表述来看这个结论似乎是可以确定的：“马英九从终极统一论迅速滑向台独选项论，再到‘不统不独不武论’，忽而又高度评价胡锦涛的十六字箴言，忽而对温家宝的释放善意口出恶言。”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机会主义”的解释是：“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正当内部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牺牲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贪图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反对革命，以致向反革命势力投降。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其主要特点是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不注意斗争的策略，采取盲目的冒险行动。”

杨先生虽然不是从无产阶级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的把握和运用“机会主义”的，但在对“投机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把握上很显然却是与前者相通的。归纳起来“机会主义”的特性大概有这么几点：无理想、无原则；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马英九或许真的和国民党一样，缺乏思想，缺乏基本论述；赖幸媛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却经历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他们两人政治性格的相似性，看来更多的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我们权且不论赖幸媛的政治性格是不是“机会主义”的，（因为我在之前说过，赖幸媛到底具体会做些什么并不重要，赖幸媛案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这一点在马英九接受赵少康先生的采访中至少已经得到了隐性的口头证实，因为马英九多次强调大陆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是他本人。）说马英九“缺乏思想，缺乏基本论述”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杨先生的立论前面已经引用过了，（就是“马英九从终极统一论迅速滑向台独选项论，再到‘不统不独不武论’，忽而又高度评价胡锦涛的十六字箴言，忽而对温家宝的释放善意口出恶言。”）如果我没有记错，“台独选项论”是在马英九竞选国民党主席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几乎没有再提，至少没有在“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刻意强调过（强调了又何妨？）；马英九对温家宝总理“口出恶言”的情况更是在“总统选战”进入焦灼状态以及西藏议题不断发酵的形势下发生的。亲身入台见闻和报道过台湾数次重大民主事件的杨锦麟先生此刻竟然完全忽略“台湾的选举文化”这个语境去断章取义地判断马英九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性格，实在有失公允，也有失水准。

接着来讲“终极统一论”、“不统不独不武论”以及“高度评价胡锦涛的十六字箴言”三者之间是不是存在如杨先生所说的“难于寻觅一以贯之的轨迹”的问题。

在我看来，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至少不冲突），杨先生在这里同样犯了一个忽略前提（有意无意，另当别论）的毛病：“终极统一论”的前提很清楚是“终极”；而我们容易忽视的是“不统不独不武”的前提是“现状”或者说马英九执政的这个四年或者八年，说白了就是“短期”；在“终极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出现的不一致情况是很正常的，中国大陆现在的短期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你总不能因为“市场经济”与“共产主义”是矛盾的就认为中国的发展无迹可寻、机会主义吧？

再来看胡锦涛的十六字箴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结合萧万长（实际上代表马英九本人的意思）提出的十六字箴言（“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我们会发现，胡锦涛（大陆的对台政策）与马英九（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在对两岸问题的基本认知和判断上（即对两岸现状和两岸前途的认知和理念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坚持维持现状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与“高度评价胡锦涛的十六字箴言”之间的关系和思路是清晰可判的，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和原则性冲突。可见520之后两岸执政者在对两岸问题的基本认识上是有广泛而牢固的共识做基础的，也不会出现十分严重的无原则的漂移。

我认为，胡锦涛“十六字箴言”提出之后，两岸的形势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是由原来的“现状未定论”时代过渡到了“前途共创论”时代。

主导此前60年两岸关系的核心议题或说禁锢此前60年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症结根到底都在于两岸对“现状问题”的坚持、争论甚至僵持这一点上：无论是“解放台湾”，还是“反攻大陆”；无论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两国论”，还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本质上都是关于“现状问题”的具体思考和表述的结果。历史和事实证明，纠缠于“现状问题”对于最终解决两岸问题毫无助益，甚至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禁锢和造成分裂或者战争的关键。所以，可以说最近胡锦涛与马英九在对两岸关系表述上的一唱一和是有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高瞻远瞩性的。“搁置争议”，搁置掉的正是“现状之争”。同时，“共创双赢”也好，“追求双赢”也好，对于两岸的前途双方都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建设性的远景规划：两岸的未来已经不再是“谁吃掉谁”问题，也不是“要统一还是要分裂”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两岸如何创造双赢机会” （没法“双赢”就先“维持现状”）的具体问题了。

在“前途共创论”的前提下，两岸将来的具体执政者可以有也必然会有自己的坚持（比如，我提出的马英九的大陆政策走的是“经济拿来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相结合”的本位主义道路），但终极的、双赢的“和平统一”必须是最大的选项，否则两岸关系只会再次陷入僵局甚至战争。

本人也在前面提出过实现和平统一的两个必要条件，这里不妨再复述一遍，那就是：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大陆政治民主化。有网友提出反对，认为“给台湾经济上的好处就能统一”的想法是天真的。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仔细看清我的表述。首先，我说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要条件”。所谓“必要”说白了就是，这两个条件不具备，“和平统一”无从谈起；而这两个条件即使都具备了，也不一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和平统一”（因为还需要政治上的“共识”作保证和指导，还有就是保证台湾政治不出现逆转性发展）。而且，“给台湾经济上的好处”与“两岸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是南辕北辙的。只有在普适的市场经济原则下实现两岸经济的一体化，两岸才有真正实现和平统一的经济基础。而就目前情况，两岸唯一能迅速做起来的就是首先推动经济上的一体化，这一点也可从马英九选择发明“两岸市场”的萧万长作为副手这里得到印证。

回到文章开头，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了两岸关系在国共和解特别是在胡马在两岸问题表述上出现趋同化表述后，两岸关系已经由原来的“现状未定论”时代进入了“前途共创论”时代，那么，我们对马英九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在将来的所作所为）就不能再用“机会主义”去衡量了。套用马英九的话来说，将来的两岸关系必然会呈现出一个“利益关系最大化，敌对可能最小化”的局面。两岸执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由原来的“偏执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今后“务实的实用主义者”。而对于这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有两岸最高执政者的共识做基础的，并非是马英九的一厢情愿。